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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钱学森科技大学”正在筹建的消息,赚足了舆论眼球——这“别致”的命名,在国内实在是太少见了。

所以,用钱老命名的“钱学森科技大学”真的要来了吗?

恐怕光命名获批这环节,就得“打回重改”——以人名命名大学,要承受的可不只是“建高水平大学不必傍名人”的舆论指责,还有不合规之嫌。

“钱学森科技大学”命名大概率通不过

湖南浏阳要建“钱学森科技大学”,最早是《湖南省推进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中提出的。文件中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工程”部分提出,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支持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推进在浏阳市筹建钱学森科技大学(暂命名)。

地方筹建新的大学,没毛病,很正常。这也是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缩影,数据最有说服力——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88所,其中本科院校1265所,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00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1.6%。说到这,那句结论呼之欲出: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时代。

但很多地方可能会认为高校“多乎哉?不多也”,各地新建高等学校的热情依旧高涨。

与以往办新的大学主要为增加高等教育资源不同,现在地方层面新建大学,都希望“高起点”“高水平”。尤其是有些欠发达地区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短缺,“高起点”新建大学也契合公众的期待。

因此,作为县级市的浏阳,要筹建一所以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命名的科技大学,引起舆论关注,也就在情理之中。

但现在看,取这么个高大上的校名,“傍”上科学大家,跟学校办学能否“高起点”还得两说。

从现实效果看,这所大学是“成也这名字,败也这名字”,“成”是指成功吸引了公众的眼球,学校还没建成名气先打响了;败也是指,这校名十有八九通不过主管部门的审批。

“钱学森科技大学”命名能不能得到钱老家人同意,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就算家人同意了,也未必能过关,因为更大的难题在于,我国教育法律法规并不允许以个人姓名命名大学。

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以及《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设立普通本科院校要经过教育部审批,校名不冠以“中国”、“中华”、“国家”等字样,不以个人姓名命名,不使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学校所在城市以外的地域名。

也许筹建者也清楚,最终想让“钱学森科技大学”的命名成定局,并不那么容易。事实上,当地文件中也标注了,是“暂命名”。

“暂”是啥意思?就是这个命名还不是铁板钉钉的事。

问题来了,筹建者以个人姓名命名大学,还提出以钱学森命名的设想,到底是致敬钱老却不懂法规,还是故意想用标新立异的名字吸引关注?

不管怎么说,将筹建的大学暂命名为钱学森科技大学,都暴露出高等教育规划缺乏足够的科学性。

给当地办学提提建议

也许在筹建者看来,暂命名引起舆论关注,就是筹建的“良好开端”了。但从办学角度看,“高大上”的校名并不能说明什么。

国内不少地方的本科院校,近年来热衷更名,从学院更名为大学,在校名中增加时髦的科技、文理、经贸等词汇,以为这可提高学校的档次。但很多更名行为反映了办学理念上的“迷失”:说白了,就是不清楚自己的办学定位,缺乏办学的特色。

更进一步讲,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各地规划高等教育需要坚持科学性,重视内涵建设。“高起点”新建大学,校名当然也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以问题为导向,解决困惑传统公办高校发展的体制与机制问题。

也有不少人认为,这学校的筹办者也是没办法,在欠发达地区和小地方建大学,就要突破传统思维,借助名人效应、打名人牌。尴尬只尴尬在,钱老和浏阳没什么直接关系,所以有些牵强。

请恕我对此看法无法苟同。依我看,如果是想借名人效应吸引关注,那就是十分有“特色”的追名逐利思维,这不叫突破传统思维,而是把自己限定在传统思维里了。

那什么是现代思维?拿办学来说,就是要找准定位、特色办学。

2005年,钱老提出著名的“世纪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要回答“世纪之问”,也不是用他的名字命名大学那么简单。欠发达地区和小地方规划高等教育发展,也该多去寻求办学制度的突破,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这是回答钱老“世纪之问”、培养更多人才的关键。

话说回来,县级市想办大学,本身没什么不妥。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但国外不少知名大学就在小地方,甚至在镇上,耶鲁大学就是如此。这些办在镇上的大学,之所以能成为一流大学,成为学生向往的高等学府,源于学校的办学制度尤其是开放的办学理念与面向社会的募款体系。

在浏阳这样的县级市办大学,要走出新路,也要创新办学模式。这方面,西湖大学可资参照。

2018年,西湖大学成立。要说命名,其校名算不上特别突出。最初舆论关注西湖大学,是因为施一公担任校长等,但在学校成立后,舆论关注的焦点,是该校采取基金会办学模式,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这路子就走对了。说白了,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国内新建的大学,不论是公办还是民办抑或是中外合作办学,都不能满足于新增一所与传统高校一样办学模式的大学,而要在办学制度上进行探索、突破。

比起在拿名人名字命名上花功夫,筹办者或许该更多地想想这些,包括办学定位是什么,要实行怎样的学校治理——这些可比学校命名重要多了。

□熊丙奇(教育学者)

编辑 胡博阳  实习生 赖扬敏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