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门头沟厂区里的日军炮楼。1942年后，日军在这里修建了大量军事设施，包括碉堡、矿警所、日本职员及中国高级职员住房等，其中仅炮楼就修建了27座，现存2座遗迹。
永定河西岸附近京门铁路边的日军炮楼遗迹，曾用于守铁路。
铁路边日军炮楼内部仍能看到斑驳的射击孔。
日本人所修的老丰沙铁路桥桥墩，这是日本人原计划修筑的同塘铁路的一段，后未完工。
老矿工安振增在接受采访。
■ 溯源
京西门头沟一带有着悠久的煤炭开采历史，早在元代就设有专门机构管理当地煤业。明清时期，“门头沟民皆市石炭为生”，“京师百万户皆仰给于西山之煤”。鸦片战争后，各帝国主义国家陆续进入京西地区勘探煤炭、攫取资源。而日本帝国主义对京西煤炭也觊觎已久，自清末起即已采取强占、私采、买办等方式涉足京西煤炭。战争爆发以前，日本人也多次进入京西矿区，对煤炭资源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在抗战八年中，日本侵略者更是以武力为后盾，霸占煤矿、垄断矿产、控制运输和销售等，对京西煤炭进行了疯狂抢掠。
2001年，门头沟区东辛房村，运转了近80年的门头沟煤矿正式关停。自建立之初起，作为京西规模最大的煤矿，这里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关停以后，矿区入口东侧那两座高大的立井仍然作为工业遗产安静地矗立着，当仁不让地成为该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地理标志。
当然，可堪铭记的不只是它们，在矿区深处的山坡上，夹在一片片宿舍区之中的，还有日本占据煤矿期间修筑的炮楼，以及曾作为日本军管会驻地的“大白楼”。
以“投资”之名掠夺煤矿
1937年7月29日，“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日本派兵进入门头沟煤矿，当时这里还叫“中英门头沟煤矿公司”。京煤集团退休职工、门头沟地区文史档案研究者安全山说，这家成立于1920年的公司也是始于清末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京西煤炭资源掠夺的重要表现之一。在此之前，英国垄断资本家佐治·麦边已投入对京西煤炭的掠夺。1915年，他与买办周奉璋合资收购门头沟中比裕懋煤矿公司，将中比合办改为中英合办。1920年，佐治之子威廉·麦边再次与周奉璋合作，收买通兴煤矿公司，当年10月，“中英门头沟煤矿公司”在此基础上成立。
安全山介绍，表面上看，中英煤矿公司的股份构成是麦边占49%，周奉璋占51%，周奉璋也以股东的身份任煤矿经理。但实际上，中方代表只是公司中的傀儡和陪衬，周奉璋既无账目可查，又没有股票，且从未分过红利，“公司的收入完全转入了麦边在上海所主持的开发公司的户头”，所谓“合办”，其实是英方独占。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虽然进驻了中英门头沟煤矿公司，但因煤矿实际掌控在英国人手中，日本一时不好强占。不过，日本采取停止供应硝磺炸药、阻挠运输等方式，使煤矿经营陷入困难。因此，英国人不得不于1938年6月聘请了日本人白鸟吉桥作为“顾问”。京煤集团史志办专家潘惠楼认为，此后门头沟煤矿的掌控人就变成了白鸟吉桥，“他名义上是顾问，但日本人毕竟控制了火药和煤炭的运输与销售，英国人的生产计划必须根据日本的需要做。只是当时日本人还没有全面接管煤矿，进行军事管制。”
不过，日本人对京西其他煤矿的掠夺很早就开始了。潘惠楼研究发现，早在1906年，日本信义洋行就曾伙同当地窑主企图强占房山赵家院煤窑，结果被顺天府和中国外交部门驱逐。此后，日本人又曾多次在京西私采或与买办合办煤矿，但大多均被制止或驳回。1917年，日本旷业株式会社又派人秘密进入京西矿区调查煤炭，并于1920年获得了大安山一带煤炭的开采权。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以满铁等特务组织的名义加紧了对京西煤炭的勘察。“调查对象包括矿区的众多村镇和煤矿、煤窑，以及北平、天津两地的煤炭市场。”到1935年末，日本调查队汇编铅印的“极密”文件《北平西山煤田调查资料》出炉。
“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人对京西煤炭的掠夺，大多是以‘投资’的名义，经过了一定的‘批准’手续进行的。而抗战爆发后，则是名目张胆的武力强占。比如川南煤矿、利丰煤矿都是，他们还武力开发了大台煤矿和万盛煤矿。”
曾对门头沟煤矿军事管理
说到中英门头沟煤矿公司，潘惠楼援引1947年1月国民党行政院《关于门头沟煤矿产权的决定书》中对日本帝国主义排挤、强占这个公司的过程的描述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迅速于1942年对门头沟煤矿进行了军事管理，派兵长期驻扎在矿上，与此同时，白鸟还强迫麦边签订契约，将他代表的所有股份全部无条件转让于白鸟，而白鸟则出任煤矿总经理，并明确表示将煤矿献于日本军部。
1942年，白鸟吉桥到矿后，修建了大量军事设施，包括碉堡、矿警所、矿区围墙和日本职员及中国高级职员住房等，其中仅炮楼就修建了27座。在川南煤矿，日军驻扎了一个小队，修起了四座炮楼。矿区地面碉堡林立，戒备森严。在井下，日本人也随时监视工人的举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居之芬认为，抗战时期，日本人控制下的门头沟煤矿用工还是以当地百姓为主。由于当地百姓基本都是半工半农，农忙时节出工较少，所以这时要一些外地或战俘转化成的劳工补充。外来的矿工叫做“常佣工”，当地的则叫做“通勤工”。跟当地矿工相比，外来劳工更辛苦，连日常生活都处在严密的控制之下。
利丰煤矿老工人张永清回忆：“当时利丰矿四周都拉着电网。还有专门管井下的日本鬼子。我们井下工人每个班都有两个鬼子监视，他们手里拿着羊角小锤，看哪个工人不干活，就用锤子打谁。”日本兵及伪矿警们经常打骂工人，甚至随便杀害工人。门头沟煤矿工人任满仓，为人仗义，好练武功，日本兵无端怀疑他是八路军，将他活活吊死。
保安煤柱是井下安全生产的必备条件，但日本人却下令把井下大巷边甚至井筒四周的保安煤柱全部采空。这种疯狂掠夺，大大缩短了矿井寿命，也夺去了无数矿工的生命。1942年，是门头沟煤矿解放前产量最高的一年，产煤55万吨，也是该矿公伤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仅领取因公死亡抚恤金的人数就达48人之多。该矿在1942年发生了一次事故，砸死7人。当时井下工朱凤江还没死，在井下喊救命，但日本人只顾让工人挖煤，不让救人。工人们坚决不干，用双手将石头一点点扒开，才把朱凤江救了出来。
老工人任样海回忆：“1944年的一天，井下发生透水事故，我和几十名工人被堵在里边，如果不关水闸门，我们都能跑出来。但日本人为保护井下机器，怕耽误出煤，强行关上了水闸门。我和几名工友侥幸从小煤窑窑口爬出来，其他几十人都被淹死在井下了。”
京西煤窑被迫倒闭70%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矿区后，对整个京西煤炭的生产、销售，实行了强制垄断。白鸟吉桥在门头沟设立了西新井收煤所，专门“收购”各小煤窑的煤炭。1943年，白鸟吉桥还召开了有27座煤窑窑主及总管参加的“宣誓”会。要大家“宣誓”将所生产煤炭不外运自销，保证卖给日军管理的门头沟煤矿公司，否则按规定论处。在白鸟吉桥的逼迫下，窑主及总管们以保证人的身份在“宣誓书”上按了手印。自此到抗战胜利前夕，白鸟吉桥在门头沟共收买百余家私人经营的小窑之产权，联合“贩卖”。
为抵制这种强盗行为，民营窑主们进行了强烈反抗。1943年初，民族资本家胡仙洲，联合一些小煤窑窑主及煤栈经理，集资成立了“宛平县门头沟煤业生产运销合作社”，独立销售煤炭。但同年3月，白鸟吉桥就将胡仙洲等十几名参加组合的窑主、煤栈经理，押进日军宪兵队，以私通八路为名，关押了十几天才放出去，迫使‘第二组合’不得不解体。”
为禁止小窑煤主自由买卖，日本人在门头沟地区各桥梁路口，都设立了卡子，派兵把守，不许小煤窑主私自向外运煤。违反者将遭到酷刑惩处。日军的贪婪掠夺，造成大批小窑倒闭。1930年，门头沟煤窑有562家，到了1944年各矿窑均感精疲力尽，倒闭者达70％以上。
（部分参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日本侵华罪行纪实》一书）
■ 民间记忆
日本人哪儿煤好往哪采
●高芝，男，85岁，门头沟东辛房街道葡萄园社区居民，原门头沟煤矿退休职工
日本人在门头沟对煤炭完全是掠夺式开采。他们只要好煤，哪儿好往哪儿采，剩下的都是煤质很差的民间小窑，采出来供民用。比如，在安家滩，日本人只要渣子煤，因为这种煤火力足，热力大，可以做火车燃料，还可以炼钢炼铁。杨家坨煤矿虽然煤质不太好，但据说在远古时期形成煤层的时候，曾被火成岩侵蚀过，煤层中含有天然胶，所以也被日本人强占了去。
门头沟煤矿当时挖出的煤都存在山脚下的坡地，最底下是英国人修的铁路，可以将煤转运出去。
“家有半碗粥不上门头沟”
●安振增，男，83岁，原门头沟煤矿退休职工
我来矿上做工时，正是日军占领时期，我当时十二三岁，身高不够，就让母亲把鞋底纳得厚厚的，再把头发留长，让头发“炸”起来，这才进了矿。当时，我父亲和哥哥已经在矿上做工，我父亲后来死在了矿上。“家有半碗粥，不上门头沟。”这一带的老百姓当时大多不下窑就活不下去。
煤矿上一开始只在入口设一个门岗，由矿警看着。门岗是那种可以转动的门，一次只能过一个人。这地方离八路军的游击区很近，八路军游击队也来过。后来，日本人就在山上地势高的地方建了好几个炮楼，现在只剩下两个了。
■ 研究者说
掠夺致华北无日不闹煤荒
●潘惠楼，京煤集团公司史志办公室
“七七事变”后，门头沟煤矿军管理人白鸟吉桥利用日军势力，成立北平煤炭组合，对北京和天津等地的煤炭市场实行配给制。白鸟强迫北京120家煤栈、煤铺，沿环城铁路组成东西南北四个事务所，统一销售配煤。据统计，当时北京每年要煤炭48万吨左右，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需求。但日本掠走了大部分煤碳，使京津地区生产和生活都有极大困难。“华北各地无日不闹煤荒。”1944年冬，天气异常寒冷，平津两地市民急需煤炭取暖，当时北京小学生上学要带块劈柴，大学生则要求早下课，有的学校被迫停课。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曹燕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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