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米沃什首先是一位大诗人,用一向有些高傲的布罗茨基的话说,“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或许是最伟大的”。


同时,他也是一位思想家,他丰富、独特而深邃的思想,不仅体现于卷帙浩繁的诗歌,同样体现于大量的散文之中。


在文学写作上,米沃什的雄心似乎没有限度,诗歌以及诗歌之外的写作都同样证明了这一点。西方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有“死亡之吻”的说法,作家在得奖后往往写不出好作品,而米沃什正是打破这个“魔咒”的人。


自觉的使命意识

保持观点的客观公正


熟悉米沃什的人知道,米沃什对自己早期作品评价不是太高,并且延伸到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波兰先锋派的评价也不太高。不过,他却深刻汲取了他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流亡华沙时期,米沃什就与很多先锋派诗人和作家建立了密切联系。正是在这期间,米沃什开始了随笔的写作,虽然半个世纪后才以“现代童话”为题结集出版,包括他与名震波兰的小说家耶·安德热耶夫斯基之间的通信,它们构成了米沃什非常重要的随笔集。可惜的是,这些文章还没有译介到汉语中来。


客观说,米沃什比他的同时代的年轻诗人有更多自觉的“使命”意识。他在战争年代就深刻意识到,与其在身体的反抗行为中殒命,不如竭力活下来。他认为自己的价值在抵挡一颗来自纳粹或其他敌人的子弹之外,把自己视为神意与大地之间的某种中介。波兰文化和世界诗歌应感谢他这样想。


1949年夏,波兰驻法大使馆露台合影(左起):路易·阿拉贡、耶日·普特拉蒙特(波兰大使)、于勒·苏佩维埃尔、米沃什(时为文化事务一等秘书)。


在文章中,对于1945年后苏联在波兰的作用,米沃什能够积极评价:虽然波兰在意识形态上被纳入了东方大国,虽然他本人后来也脱离了当时处于极权主义阴影下的波兰政府,但他认为,若不是因为苏联,波兰很难赢得它主权意义上的独立。这样的历史观点,自然很难见容于右翼人士。但米沃什的观点显然是客观公正的。


米沃什对极权体制的反思,集中于长篇政论性著作《被禁锢的头脑》。时至今日,《被禁锢的头脑》已经是一部世界性的经典著作,比如,它成为了欧美大学历史系学术研究的必选,也是南斯拉夫知识分子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案头阅读的圣经。但米沃什本人认为它只是他的次要作品,并谦虚地把部分功劳归之于它的英语译者。


《被禁锢的头脑》当然重要,在历史拉开更长的距离后,它甚至神奇地体现了更多的文学价值。所以,有波兰评论家认为,《被禁锢的头脑》最深刻意义在于它是一部道德与历史哲学论著,揭示了东欧知识分子在极权时代的思考方式,也让作者抛弃了存在于自身的疯狂教条的毒素残余;另一方面,它还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论文,它论述人的心理问题比政治问题更多;论述人的性格比意识形态更多……因此,值得将《被禁锢的头脑》当作散文去阅读,当作寓言、当作隐喻去阅读,甚至可以当作自传体长篇小说去阅读。书中涉及的是人的灵魂、激情与野心、谎言与真实、人的残忍与历史、人类的错误喜剧。”


《被禁锢的头脑》,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乌兰/易丽君 译,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版


然而,《被禁锢的头脑》的发表,实际上令米沃什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得罪了波兰政府,米沃什被宣布为叛徒;另一方面,波兰侨民也不理解他。更由于有人阴险地向美国大使馆告密、栽赃,使得米沃什无法获得移居美国的签证,不得已在法国靠卖文为生。期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伊萨谷》、自传《另一个欧洲》等重要作品。这一情况维持到1960年,米沃什终于得以受聘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该校斯拉夫语言文学的教授。


在美国处于边缘位置

正确看待名声,默默写作


在美国,米沃什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寂寞而孤独,在他的书中记述了一些典型的细节:为了能在打开邮箱时看到一点什么,他有时会给自己发邮件。一次,他出席一场文学聚会,就餐时同桌的女士问他:你是做什么的?这让米沃什内心很是受伤,这似乎也颇能解释他对名声的渴望。当然,他是能够正确看待名声的,所以他也耐得住寂寞。整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米沃什除了在大学教书(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部《波兰文学史》),就是默默写作。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波兰诗歌勤勉、杰出的译介,在西方逐渐产生广泛影响,如亚历山大·瓦特、兹·赫伯特、安娜·斯维尔、扎加耶夫斯基,都得力于他的有力推介。在这相当沉默的二十年里,米沃什还出版了多部重要的诗集和散文,包括《故土:对自我限定的探求》、文论《个人的职责》等。1978年他获得诺斯达特国际文学奖,该文学奖素有小诺贝尔奖之誉,两年后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在西方并不出人意料。


不过,西方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有“死亡之吻”的说法,不过米沃什正是打破这个“魔咒”的人。米沃什此后于诗歌上的成就自不必说,没人能否认他向着诗歌艺术高峰一路挺进的高质高量的文本;他在散文、随笔方面的持续发力,同样显而易见。获诺奖后的第二年,他任哈佛大学的诗歌讲座教授,整理出版《诗的见证》,该书已有汉语译本,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出,米沃什的讲座岂止是关于他的诗学部分,广阔的智力早已超过了单纯的谈诗。从他对诗的理解来看,很容易相信他是重新定义我们时代诗歌概念的少数大师之一。他的综合能力远在一般著名诗人之上,他的视野甚至比布罗茨基还广阔、比希尼更深厚。


米沃什(右)和布罗茨基。


几乎同时,米沃什还出版了随笔集《旧金山海湾幻象》和《乌尔罗的土地》。前者揭示了“现代文明的脆弱性”;后者连作者本人也认为,在波兰理解它的人很难超出五个,“并非因为其中无人需要的深奥学问。”作者把它看作是《被禁锢的头脑》的一个延续,深化了那里提出的问题。对于自己被认为是一个“唯心论者”,据说是以精神反对物质等等,他没有直接反驳,也不准备布道,而是将写作目标确定在“做出一个诊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兰同行们为什么根本没有意识到科学社会主义以其“不证自明性”压倒了他们自己的思想。面对历史现状,米沃什忧心忡忡,担心那种“不证自明”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否也能被消除。他的忧虑绝对不是没有理由。这两部作品,早有国内不同出版社预告正引进出版,遗憾的是迄今尚未面世。


用不可战胜的理性

保持对存在的尊重


多亏了诗人的长寿,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米沃什先后出版了随笔《从我的街道开始》《从我所在的地方出发》、两部通信集《现代性的传奇:1942-1943被占领波兰时期的书信和随笔集》和《朝向存在的努力:与特拉普派修士默顿的通信》,以及《猎人的一年》和《米沃什词典》两部回忆录。


如果说米沃什的诗歌和散文写作是互文的、至少是平行的,那么,《猎人的一年》和《米沃什词典》则构成了一种共生、互补的关系。《猎人的一年》将视线主要集中于作者自童年至晚年的波兰经验,是对家庭、教育、文学交往、各种人物的回忆和评说。


“写作这本书的乐趣在于,随着衰老的逼近,我努力提取出精华(大事件、潮流、观念),这一次我屈服于众多具体人物、旧事件和新事件互相交织,也许因为这一原因,它们接近我的诗歌(或部分诗歌)的音调。”


这本书,跟米沃什其他散文作品一样,凝练而丰富,有着高密度的细节、极具概括性的总结。《猎人的一年》出版后在波兰引起很大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书中对波兰人的一些批评,比如形而上维度的缺乏。比较起来,《米沃什词典》就温和得多。它以词条的形式编织成书,故事、人物和主题也更多是对波兰之外的世界的关注。《米沃什词典》与《猎人的一年》在内容上互相涵盖,如果说有内容上的重复,也是后者对前者的深入补充和完善。


《米沃什词典》,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西川/北塔 译,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版


阅读米沃什的两部回忆录,我们会同意他的同胞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见解,即米沃什“回到了早期希腊人的那个传统,那个诗人-历史学家的理想标准”,作者如同一个亲历者,经历和见证了他所描写的一切,他拒绝说谎,他要发现真相,并且直面“诗歌与恐怖——这个世界的两极”。


米沃什晚年的另一个成就,是1997年出版的诗文合集《路边狗》。它甫一出版,就获得了波兰国内最权威的尼刻文学奖。书中文章大多短小精悍,充满一个诗人哲学家的智慧闪光和精神结晶,很多部分是最为精炼、体现作者品格的格言,让人相信作者已臻于这样一个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思想澄明,诗性与哲理水乳交融。


米沃什的生命力似乎是无穷的,同时,他也虚怀若谷、专注而不知疲倦,八十多岁仍然认为:除了是一种准备,我无法理解生活还可能是别的什么。“我的道德楷模是把一辈子都献给精神上的事务,耄耋之年仍热情不减,并将这种态度保持至生命终点的人。”有研究认为,米沃什身上存在一种“不可战胜的理性”,他将它融入了全部的诗歌,也完美体现于他的散文、随笔之中。米沃什期望人们对存在保持适当的尊重,远离那些习惯以嘲讽态度贬低存在而赞美虚无的人。


作者:李以亮

编辑:安安,李永博;校对:翟永军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