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2月1日上午,试着给王立军打了一个电话。参与重庆打黑报道以来,我多次致电这位“打黑英雄”,能接通的次数,屈指可数。那天很幸运,电话通了。聊了一会儿他被评为2009年年度正义人物的话题,我陡转话题提出想采访文强案。
他立即说正在开会,挂掉了电话。以为跟过去一样,他只是找借口回绝罢了。不料一个小时后,他主动回电,说刚才真的是开会。
此后,他与我通话近20分钟,期间因他所坐的车频繁进出隧道,导致手机信号时断时续,通话多次中断。我们彼此主动再次拨打,通话得以继续。
前十多分钟谈话内容,我答应了他不报道。谈话的最后,我特意提到了文强,明确表示想听听他对这个昔日下属的评价。电话里,王立军很痛快地说,“文强这些年风风雨雨,还是做过贡献的。”
他还向我回忆,重庆市公安局内部举办的刑事文化沙龙,里面没有文强的存在。他问相关警员,无人敢回答。在他的坚持下,文强的照片被补进了这个文化沙龙。照片挑的是文强拍得最好的一张,照片的尺寸也跟其他官员一样大。
虽然肯定文强做出过贡献,但王立军毫不否认文强堕落的事实。只不过在王立军看来,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犯有过失就否认他的历史。
这席话,并没有解开我心中的一个疑惑。第四次到重庆,就是专门冲着即将开庭的文强案去的。关注这个案子大半年,我一直试图弄明白,昔日一只脚踏住张君脸的打黑英雄何以成为今日被告席上之文强。
庭审,终于开始了。经历了大半年的猜想后,关于文强的各种信息爆炸般在媒体上呈现。强奸女大学生、逢年过节、过生日下属上门送礼、与妻子周晓亚一起收钱“卖官”。文强如何坏的信息,在媒体上“精彩纷呈”。可是,文强如何变坏,却鲜有关注。
2月1日,我也曾尝试做一些探究。那一日的报道里,我写下了如下文字:
从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处长位上调任重庆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长的周京平对媒体称,文强长期在公安机关任职不动,导致了其堕落。
参与重庆打黑的周京平称,重庆个别警察涉黑,值得反思。有个人堕落蜕变原因,也有监督机制问题,干部任期制度有需要检讨的地方。比如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文强,十多年前我就认识他了,他曾是一个业务很强、很敬业的人,为什么后来走到另一个极端?
周京平认为,文强十多年一直在一个岗位上,如果任期的第五年、第七年早做岗位调整,如果异地交流,结果可能不同,至少不会撑起现在这么大的保护伞。
寥寥数语,目前为止仍算是惟一探究文强何以堕落的文字。但2月1日那天,王立军在与我的通话中的态度是,这个分析还是很幼稚。更多的,王立军没有深谈,他说,此时谈文强的问题还为时过早。其中深意,难以捉摸。
确实,中国政界高官无数,在相当级别的位置任职十年左右的,也并非只有文强,但变贪变黑的却是少数。
在前期信息基本来自坊间、后期信息基本来于法庭的情况下,还原文强的堕落轨迹,成为一个难题。他的同事、他的上级、他的同僚、他的对手,都隐于法庭内外避而不谈。
重庆特有的环境下,媒体能打探得到的只有文强拿了谁多少钱、家里摆着多少瓶洋酒、藏匿的现金是多么庞大,还有年逾五旬的文强如何寻花问柳。显然,这些花边新闻于治贪治腐无益,于司法公正透明、社会进步无益,只能作为人们茶余饭后无聊时的谈资。
我相信,对是什么样的“黑土”让文强逐渐堕落、权力何以失控心存困惑者,不止我一人。因为大家都明白,滋生贪腐的黑土不彻底铲除,今日倒下一个文强,明日还会有另一个文强倒下。监督乏力,公权就容易变成谋私的工具。
至今,我没有看到有同行成就这样一篇报道。这是媒体的失职,失职者中自然有我。
□褚朝新(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