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者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赵可金(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侃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兼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沈大伟(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尔亚洲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

    夏伟(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

　　加藤千洋(日本同志社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对话比对抗好

    杨洁勉：看待中美矛盾与摩擦，首先需识别其性质，重视两国的结构性差异和原则性分歧，区分具体和战术性问题，重在增加双方战略共识和利益交汇点。其次，要识别源头和发展方向。如有些经贸摩擦源于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将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加强而缓解。第三，应对中美具体矛盾与摩擦还要化整为零，分步解决。最后，还要防止某些突发事件的长期化，当前要特别警惕美国在黄海和南海问题上的具体部署发展成中美战略性对抗。

    沈大伟：美中关系就是这样一种混合体，深度合作与相互依赖伴随偶然的紧张与摩擦。因而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军事还是经济层面，两国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冲突。

    当然，两国在许多领域有经常性的分歧，但都不足以演变为真正的冲突。考虑到美中关系的复杂性，两国迥异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和国家安全关切，双边关系偶尔经历一些紧张，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自2009年11月以来，两国摩擦似乎在数量、频率和强度上都在增多增强。坦率地讲，我对此很担心，但并不认为双边关系会走向破裂，因为这是两国都无法承受的损失。

    赵可金：从性质上来说，中美关系中的矛盾和摩擦决非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而是中美关系向深层发展后必然遇到的非结构性矛盾。具体来说，包括三类矛盾：

    一是互动性矛盾。此类矛盾是中美关系交往产生的矛盾，交往必定产生矛盾，比如贸易摩擦、汇率争端等都属于此类矛盾，随着中美关系在各个领域交往的深入，此类矛盾将引发摩擦常态化的特征。

    二是分配性矛盾。这是来自于对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与责任分配预期差异而产生的矛盾，比如朝核问题、伊核问题、东亚区域合作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受制于国力和能力的限制，双方对彼此的国际权利和国际责任有着不同的分配预期，产生分歧和摩擦是难免的。

    三是认知性矛盾。此类矛盾来自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分歧，比如互联网自由问题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此种分歧并非是零和博弈，而是存在共同利益，这些矛盾完全可以通过积极的对话和协商得以解决。

    李侃如：我对这些矛盾与摩擦不感到惊奇。这恰恰反映出美中关系非常重要，领域非常广阔，也是一种很现实的关系。中国的崛起势必引起各大国间关系的变化与调整。在这一过程中，美中关系出现紧张或某种程度的不稳定是正常的，尤其是在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美国没有应对中国崛起的经历和经验，中国也没有同样的经历和经验，而美中两国又有着各自的全球问题日程表。双方应想办法应对新的形势，相互承认对方的重要性，以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利益。美中应就双方关系长期战略进行讨论。

    袁鹏：从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看，“起伏不定，波折不断”几乎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规律或发展轨迹。这是由两国关系的基本属性决定的，两个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且存在结构性矛盾的国家，要想将双边关系往前推进，只能在推进过程中面对矛盾与摩擦然后逐一化解。

    中美关系正是在化解矛盾与摩擦过程中实现“螺旋式上升”的。摩擦增多表明中美关系已然成为利益高度交织、利害高度相关的双边关系。

    而且，国际社会往往将中美博弈与“大国权势转移”、国际体系变迁等联系在一起，夸大了中美较量的深刻性和危险性。如果加上西方媒体连番炒作与缺乏有效沟通造成战略误判，致使矛盾与摩擦不仅未能及时有效控制，反而愈演愈烈，这是相当危险的。

    加藤千洋：中美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今后也不会消失。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协调和牵制”的两面性。可是，中美双方都不希望因为个别摩擦导致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破损。因此，如果存在解决个别摩擦的协商渠道，日本作为邻国就不担心。至于协商渠道是否存在，是否发挥作用，我的答案基本肯定。我注意到中美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正在发挥作用，而且比日美对话内容充实。但是，从中长期而言，美国把中国看作将挑战自己的唯一的“候补潜在超级大国”，尤其在军事和安全保障方面予以警惕。

    合作比遏制好

    沈大伟：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美国欢迎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中国如何运用其新力量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对中国对亚洲地区秩序及全球秩序可能产生的影响保持警觉。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作为一个“尊重现状”的大国而崛起的，希望继续如此。然而，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世界期望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的“公益”，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不能再是一个国际体系中的“免费搭车人”，而应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一道，解决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和发展问题。美国如果真的想改善与中国的军事和战略合作，也需要非常仔细地考虑中国的“核心利益”。

    赵可金：中国崛起对美国而言是机遇大于挑战。从机遇来说，中国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崛起的，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成为维护和平与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虽然未必会成为美国的盟国，但在全球事务治理上会成为美国的伙伴。即使最保守的美国战略界人士都不得不承认，中美作为全球化的共同受益者，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上具有大量的共同利益。同时，中美在发展阶段上存在落差，经济结构、要素优势和资源禀赋等都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就挑战而言，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国情基础都决定了中国崛起不会走美国的道路，也不会照搬美国的模式，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崛起无疑让美国不得不在未来的某一天面对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并且在国际舞台上为所欲为的空间也会受到限制和约束。此外，随着中国崛起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也必定会冲击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号召力，不排除有更多的国家开始追随中国的经验，而对美国模式产生怀疑，这一切都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李侃如：应该说中国的发展、崛起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这也有赖于双方执行正确的政策。我一直认为，美国在考虑全球性问题时还是在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利益，中国可能对此不同意。

    我本人曾长期参与美国政府关于中国政策的制定，一直在推动如何帮助中国发展。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最终美国政府都认为，中国的繁荣符合美国利益。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有好处，是美国的机遇。中国的繁荣对全球也有好处。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可以在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等方面进行国际安全合作，这也是有益的。

    袁鹏：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机遇有三：一是水涨船高。由于中国崛起，使得全球化被赋予全新内涵，使得全球资金、市场、人才、资源流动更加均衡，也因此带动美国经济、金融、市场更有活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源头活水。

    二是同舟共济。由于中国崛起，使得中国更有能力和美国一起合作应对从反恐到金融危机在内的全球和地区难题，使彼此形成利益共同体和责任攸关方，为共同塑造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创造条件。

    三是和谐共处。由于中国崛起，使得世界发展多样化更加现实，有助于美国更加开放地面对现实，从而为美国最终放弃霸权心态、塑造大国合作的“多伙伴世界”提供基础。

    当然，中国崛起也必然给美国带来客观上和心理上的挑战：首先，中国作为世界历史上首个“10亿级”规模的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形成经济上的挑战；其次，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给美国带来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上的压力，进而形成政治上的挑战。这些挑战有些是客观存在的，有些是主观臆想的。未来中美关系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正视这些挑战，然后解放思想、创新思维，去一个个化解这些挑战，并在化解过程中塑造新型大国战略稳定关系。

    杨洁勉：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坚持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的全球战略为美国重新自我定位和逐步适应多极世界的历史性进程提供了机遇，美国不仅有可能免蹈历史上烜赫一时的全球性强国的覆辙，还有可能同其他主要力量一起成为多极世界的建设性力量，如共同应对紧迫的全球性问题、规划国际新体系和新秩序、形成与时俱进的新价值观等。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积极全面合作关系也将为美国在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推进政治社会改革、改善同新兴大国群体和亚太地区的关系等方面创造有利的内外环境。

    最大的挑战则是美国必须放弃你赢我输的守成和新兴大国零和关系理论，改变对华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努力进行国内政治和经济改革并以积极姿态发展美中的全面合作。

    夏伟：今后的挑战仍将主要集中在贸易和汇率变化问题上。其他的挑战包括中国在对待伊朗、朝鲜、苏丹和缅甸国家关系上是否愿意和能够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全球领导作用，以及中国在表述和维护其不断变化的核心利益概念方面是否有能力展现最大程度的灵活性。

    赵可金：随着美国经济缓慢复苏，后危机时代的中美合作将会呈现出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特点。

    经济上的合作将会继续向纵深发展。

    战略上的竞争也会呈现频繁探底的特征。美国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必定会改变在危机期间柔性外交的身段，在态度上更加强硬，不遗余力地在众多问题上主动挑起摩擦，通过对中国施压而图谋更大的收益。同时，此种施压具有战略侦察的目的，在不断挑战中国战略底线的基础上，及时把握中国战略意图的变化，以作为对华战略调整的依据。

    中美关系的制度化趋势不可逆转，走向制度化将是后危机时代中美关系最鲜明的特征。

    李侃如：美中双方有着许多新的合作领域，如清洁能源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美中在这些领域应该最大限度地寻求双赢。此外，美中两国在国际安全方面有着许多共同利益。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美中两国也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在经济合作领域，美中两国互补性很强。

    历史早已表明，美中分歧加剧，两国关系势必恶化，而共识的增加则会使两国关系变得更好。

    夏伟：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新强国的崛起都对现有的外交秩序带来困难，有时还形成伤害。中国一直在竭尽全力向世界保证，中国致力于“和平崛起”。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崛起采取了非常现实的态度，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大体上可为美国所接受。

    但是，即使美国政府对中国崛起采取了欢迎的态度，中国也要认识到，美国政府有时难以将他们的态度和看法强加给国会议员和老百姓。美国国会议员和老百姓对中国崛起持有相反的看法，前者因为传统的反共心态，后者担心工作岗位的丢失。他们的忧虑又因最近金融危机而有所加剧。金融危机使许多美国人感到事情正越来越失去控制。

    加藤千洋：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影响力不断扩大，对美国来说既是合作者，也是对立者，中美关系机会和挑战并存。有人指出，中美两国在经济方面处于 “相互确保摧毁(MAD)”状态。MAD是美苏冷战时代的核威慑理论。中国和日本同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担心美国国债贬值。但大量持有的美国国债不能抛售。由于不希望美国经济继续恶化，协调应对成为第一选择。

    杨洁勉：中美合作从双边和地区层面以及某些领域问题上升到全球制度性层面和主要全球性问题，扩大了中美合作的空间，但也增加了双边关系的复杂性。

    战略合作的需要和难度同时大为增加。双方对全球性和全局性的战略协调认识和意愿将继续增强，但把共同的挑战转化为共同的利益及行动仍面临各种障碍。双方在某些领域和问题上的战略防范也在逐步增多，防范的问题从固有的台湾问题扩大到太空新疆界，防范的区域从台海扩大到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防范的举措从应变预案发展到实际准备。

    在力量对比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新条件下，中美合作的相对平等性将明显增加。

    为此，双方将重新调整和界定各自和相互的妥协度、接受度和容忍度等，并逐步形成新的互动规范和规则。

    袁鹏：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面临重塑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的历史重任。中美两国不合作，新的秩序的重构将难以实现。因此，中美合作首先必须学会 “抓大控小”。即作为两个世界级大国，中美必须善于控制双边关系的各种矛盾摩擦，而将合作重点放在共同塑造新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安全秩序上。

    随着后危机时代美国将战略关注转向国内实力基础的再造和国际影响力的重塑，以往支撑中美合作的外在动力相应减弱。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合作必须是挖掘内在合作空间，真正使中美关系由外力推动型转向内生型，这是中美实现长期战略稳定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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