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国五条”中,明确了房产税的问题,这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是可以治本的,一定要增加房子保有环节的成本。你不能让他买三套、四套放在这,等一个好时机来赚钱。

  所以设计指导思想,就应该是中等收入的人,通过贷款买得起房,但养不起多余的房。不过,房产税的税率还不能太低,要让人觉得放空房子在那养不起,而且住太大的房子也不划算。三口之家有100、120平方米就够了,你要买个两三百平方米,那好,超过就要多缴税,多交一点。

  既然出了相关政策,就坚决贯彻执行,让大家都恢复到理性上来。再尽快推动房产税出台,这个过程要慢慢放开,慢慢的过渡,不要太着急。

  新京报:你提到不要加码,加码会对经济造成不太好的影响,影响就业。尽管你不同意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但是它的产业链确实比较长。如果针对反弹,政策继续加码,对经济运行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贺铿:要让房地产趋势性的下滑,比方说有人要让他下去80%、50%,那房地产商大多数会支撑不了,得破产。房地产商支持不了,房地产业就不是一般的萎缩,由于产业链比较长,会涉及几十个产业,失业情况就会比较严重。

  第二,如果房地产跌的比较多,银行的压力会很大,肯定要产生坏账,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调控的代价太大了,对整个经济是一个折腾。美国房地产跌20%多一点,就产生了次贷危机,凡是与房地产有关的金融机构,不是破产就是支持不下去。所以说,房地产调控一定要稳当,让有泡沫的城市慢慢回到理性。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泡沫,二三线城市泡沫不多,有泡沫的是一线城市,3万-4万一个平方这不是太离谱了吗?

  用房产税抑制炒房

  新京报:结合当前的经济形势,明年的房地产调控,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度?

  贺铿:尽快出台房产税。我认为,房产税不能殃及老百姓的利益,要有个起征点。比方说北京,人均住宅面积35平方米是比较宽的标准了,那么三口之家105平方米,就不要税了,超过这个标准再收,超过的越多,就收的越多,实行超额累进税制。那么既不殃及老百姓利益,又能遏制投机,还能引导消费者合理消费。

  新京报:会不会有投机商把房产税也计入成本的一部分,继续投机,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贺铿:房产税是遏制投机、引导消费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还有两个税,一个交易税,一个是个人所得税,也要加强征管。这三个税加起来,投机就基本上没有利润。房价回归理性后,房价就不会这样涨了,无利可图了还做这个干吗?

  新京报:针对房地产调控,你原来提到,最根本的问题是“政府不能炒地,社会资金不能炒房”。如何能让地方政府不炒地?

  贺铿:把土地转让金收缴为中央财政收入。

  怎么看土地财政的问题?第一,10年前,它并不是地方政府的财源,也没有重视过。第二,到了今天,土地转让金也只是一部分城市的财政来源,大多数城市算不上财源。怎么一旦吃上了,就丢不了呢?是个鸦片烟吗?拿掉应该没问题。北京过去也没有多少土地收入,也是过日子,后来有了土地收入,一年比一年多,为什么就拿不掉?这是个公平的问题,大多数地方并没有这个收入,他的财力很吃亏,建设搞不上去。所以,我觉得中央财政收缴后,用在需要用钱的地方去,比这样要公平。

  而且我提议,政府要大力建廉租房,解决收入低没有房子住的这些人的问题,但现在这个资金来源成了问题,所以我提出,房产税的一部分,和国家收回来的土地转让金,全部或者大部去建廉租房,让这个资金有个稳定的来源。

  新京报:地方财政依赖土地出让金,是不是与当前财税体制有关?

  贺铿:不能完全归结于这个东西,钱再多也会感到不够用,这是相对的。问题是公平不公平,土地是国有的,收了上千亿的出让金,钱又是某个地方政府用的,究竟公平不公平,要思考这个问题。比如有些事情是不是一定是要北京来做的?北京这些大城市的建设速度可以慢一点,对于其他地方不就更平衡了吗?现在强调统筹兼顾,中央把这个拿掉,不是统筹兼顾吗?

  新京报:拿掉土地出让金,能规避地方政府的炒地行为吗?

  贺铿:只要地方不收这个钱,地方就没有劲头,把地炒成地王。我想任何一个市长、市委书记,都希望百姓买房子比较方便,干吗要把地价占房价50%-60%这么高,把房价弄那么高呢?我想只要把指导思想一转变,就有利于房子价格恢复到合理,关键是执政理念要改变。

  新京报:提到执政理念,四川已经取消了地市GDP指标增长的考核。

  贺铿:执政理念开始转变,是比较好的,对房地产市场也许会有帮助。有两个方面推动地方政府特别关心房地产,一个是土地转让金,还有各种各样的税收,是作为财源的;第二,房地产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现在不强调GDP了,但房地产其他方面不改造好,通过房地产市场,收费、收税、收土地出让金的积极性还在。

  新京报:“社会资金不能炒房”,这个怎么解决?

  贺铿:房产税。增加房子的持有成本,禁止他炒房是不行的,我想炒房,我有钱为什么不让我炒房,炒房有利嘛。你要让他从税收这个环节,慢慢让他感觉到干这个事没利,他就不炒了。

  住房保障要成体系

  新京报:你所认为的中国住房保障体系应该是个什么体系?除了中低收入者以外,其他人的住房保障体系应该是什么?

  贺铿:保障性住房和住房保障体系不是一回事。多建廉租房,大力建公租房,补贴购买商品房,这样形成一个体系。

  保障性住房就是廉租房,是针对低收入者的,他买不起房,但是又不能不住房。比如年轻人在北京参加工作,不住房怎么行?公租房租不起,那就住廉租房。廉租房是财政贴的。各国都是这样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其次是公租房。中等收入的人,现在还买不起房,在社会上有房子租就行。我女儿现在美国一大学教书,收入也可以,她不就是公租房吗?现在我们的公租房还没有发展起来,我认为,发展公租房,政府不要直接去做,而是要监督,要由社会机构去做,公租房的租价政府监管。社会机构去执行,资金来源于商人。要通过公租房,让他获利,投入能够收回来,但不让你在这里赚大钱,要适当有一点利润。政府又支持又扶持,又稳定的买卖,风险比较小。这个就相当于炒股和存银行一样,只要不负利息的话,存银行就有点收益,要去炒股那可能赚大钱,也有可能血本无归。在大多数国家,公租房都是很主要的渠道。

  第三,有条件的消费者买商品房,可以通过贷款。比如公积金,以这种方式买房。

  所以说,真正买不起房的10%-15%的低收入者,通过廉租房解决,相当多的人,通过公租房解决,还有50%-60%的人买自有房。我觉得住房保障体系就这三大块。

  本报记者 胡红伟

  实习生 何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