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刘慈欣，中国科幻界的代表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在年底推出新作，分别是《地铁》和《三体3·死神永生》。他们同为非职业作家，作品却呈现出极大的差异，韩松的作品强烈关注现实和人性，而通常被视为“以一己之力把中国科幻水平提高到世界级水平”的刘慈欣，更着力于人与宇宙的冲突。本报对他们进行了同题采访，两者的差异也在这些回答中得以体现。
谈新书
韩松：将严重影响你的地铁观
刘慈欣：“黑暗”来自于理性推导
新京报：谈谈你们的新书，成书的动机如何产生？
韩松：《地铁》这部小说，当然是来自于经常乘坐地铁的体验。我感到地铁已成为凝聚当代中国人情感、欲望、价值、命运的一个焦点。它同时也被当作了都市文明的一个符号，如钟汉良的《地下铁》：“伦敦地下铁听古典乐，回到爱你第一夜。北京地下铁听摇滚乐，我又想起你的誓言……”据媒体报道，到2020年，全国地铁等轨道交通总里程将达6100公里。我认为，地铁狂欢，是当今中国除了互联网之外的第二大狂欢。
刘慈欣：《三体》第三部是第一、二部故事的延续。描写地球文明面对外星入侵的未来史。从第二部中幻想的宇宙社会学图景，推导出一种基于自然科学的宇宙演化图景，当然这些都是科幻想象，不是真正的科学设想。
新京报：希望通过新书体现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韩松：是关于人活着的理由和心灵的归宿。在那些坚硬封闭的地铁车厢中，在幽深黑暗的地底，乘客究竟是一种什么处境？我们到底要往哪儿去？现在，中国崛起了，文学艺术作品充斥着享乐和欢愉。但我感到，它还没有把中国最深的痛，她心灵的巨大裂隙，并及她对抗荒谬的挣扎，乃至她苏醒过来并繁荣之后，仍然面临的未来的不确定性，还有她的儿女们的游荡不安的灵魂等等，更加真实地还原出来。
刘慈欣：我只是想说，自己在《三体》第三部中并非有意渲染黑暗，书中宇宙的黑暗状态是从第二部的设定中进行理性推导的结果。在本书中还想传达这样一个思想：在凶险莫测的宇宙中，人类最终的安全在于向星空发展和开拓扩张，如果沉迷于摇篮世界的舒适生活不思进取，或固守某种价值取向而安于现状，地球文明的安全和延续是无法保证的。
新京报：怎么评价新书？
韩松：借用科学松鼠会的评价吧：更阴暗，更诡异，更深刻，更文学。严重影响你的地铁观。
刘慈欣：构思的展开确实不够，一是字数问题，主要还是写作时间太短。至于本书的女主人公，作者从来就没有指望读者能喜欢她，她是一个符号，表现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如果只在爱的指引下前行最终会是什么下场。其实正如有一些评论指出，忠于心中道德的人其实是最自私的，他（她）为了自己良心可以什么都不顾。
谈创作
韩松：科幻作者孤独地high着
刘慈欣：科学是想象力的望远镜
新京报：刘慈欣曾经说过，最痛苦的是灵感有限，想象枯竭的时候。
韩松：灵感和想象永不会枯竭，因为现实世界是它们的源泉。
刘慈欣：感觉自己的想象还没到枯竭的时候，现在的问题反而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把它们写出来。有时工作中遇到烦心的事，很难让人还有心思沉浸于科幻世界中。这种事情经常遇到。必须不断地从想象世界中抽身出来处理现实问题，再回到前者中时还要努力忘掉现实，这种感觉真的很累很累，也是我感觉业余写科幻痛苦的地方。当然，专业写作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困扰，我们毕竟都身处现实中。
新京报：科学幻想是如何涌现的？
韩松：来自观察。现实比科幻更科幻。
刘慈欣：想象力谁都有，但人们对科幻想象有一个误解，认为是让想象力戴着科学的镣铐跳舞，其实不然，基于科学的想象比普通的想象更广阔也更自由，因为科学所发现的世界和这个世界中的奇迹比传统的神话要广阔和丰富许多。科学不是镣铐，相反是想象力的助推器、望远镜或催化剂，在科幻文学中，科学提供的不是限制而是自由，对于想象力，科学不是一堵墙而是一条路。
新京报：会不会因为市场不好影响到创作动力？
韩松：从来没有过。大多数科幻作者，只是很边缘地写自己喜欢的。他们总是孤独地high着，他们脑海中宏大的宇宙远不能用市场来概括。
刘慈欣：确切地说，科幻文学的市场从80年代中期就跌到低谷了，市场不好当然影响创作，我从1985年到1998年这期间没写什么，除了《超新星纪元》，这本书也是考虑到科幻市场不好，想写一本很边缘的科幻。
新京报：罗伯特·海因莱因是世界科幻大师，一个记者问他为什么写作，他回答说我换两个小钱喝啤酒。你写科幻为了什么？
韩松：把它当作酒喝吧。
刘慈欣：我是一个科幻迷，心里有许多想象中的世界，很想带着更多的人去这个世界中游览。我很赞赏海因莱因换小钱喝啤酒的态度，虽然某些科幻小说（比如《三体》）可能表现出某种沉重的东西，但科幻确实是一种闲情逸致的文学，作者本身不能肩负太重的东西去创作，写科幻要有一个自在的心态，一种超脱的闲心。
谈现实
韩松：科幻是思考现实的工具
刘慈欣：我试图用现实隐喻科幻
新京报：有一个说法，中国的科幻市场在变好？
韩松：我参加工作的前十年，单位里面没有遇上一个喜欢科幻的。但这几年，身边一下冒出了好多科幻迷。我觉得是过去一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一代新人。喜欢科幻的群体扩大了。这些人不再那么受到物质条件的束缚，愿意去想一些宇宙和未来的事。
刘慈欣：国内科幻似乎与别的类型文学不同，网上或媒体关注很多，但市场和销量却与此不成比例。听说有某位惊悚小说作家举行新书签售，只签出8本，但这人的书最后的销量，是科幻骑马也赶不上的。
新京报：科幻小说应不应该承担对现实的思考？
韩松：至少在中国还在承担。最科幻的跟最现实的脱不开干系。在我看来，科幻可能是思考社会现实的一个优异工具。
刘慈欣：科幻小说有许多种，有些确实在进行社会思考或隐喻现实，但我总是试图用现实隐喻科幻。
新京报：在你们看来，现在的科幻迷是怎样的群体？
韩松：关注科幻的，还是比较特异的人群。我定义他们有这么一些特点：理想主义，沉湎幻想，迷恋科技，孤独，寂寞，喜欢仰望星空，处理社会复杂问题和人际关系的能力较差，容易产生逃避感和挫折感……科幻迷永远是长不大的一群人。
刘慈欣：目前关注科幻的主要是中学生和大学生，但越来越多的科幻读者在离开学校后并没有从科幻这辆公共汽车上下车，随着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科幻迷群体的成长，科幻的社会影响力也在增加。
谈“分身”
韩松：本职工作，其实也是科幻工作
刘慈欣：科幻救不了你
新京报：你们的本职工作应该也并不轻松，写作的时间都是见缝插针？
韩松：我通常在早上四点到六点写小说。社会和单位的剧变或“战略转型”把我和同事们抛入了欣欣向荣却又疲惫不堪的亢奋漩涡。我看着中国像子弹列车一样不顾一切、华丽热烈地勇猛前进，宇宙则在车窗外面飞速膨胀。
刘慈欣：我的写作很难见缝插针，我很佩服那些随时随地打开笔记本电脑就能写的作者，但我不行，必须有大块的时间。
新京报：本职工作对科幻写作的影响是什么？
韩松：交融在一起了。中国在剧变，在飞快步入未来。金融危机后，不少外国人认为，只有中国才有未来。他们专题研究中国科幻，想从中发现中国人的未来观。所以我们的本职工作，其实也就是科幻的工作。
刘慈欣：工作肯定会占用大量的时间，但同时，工作也给作者提供了一个接触社会的窗口。以我为例，我所在的地区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科幻圈子，如果不工作只是宅在家里写作，我与现实社会就完全隔绝了。
新京报：是否会把新科幻作品当成职业？
韩松：我当然希望那样。如果它能当饭吃。
刘慈欣：以现在的市场情况，要想过一个体面生活，至少每年要出一本长篇，这能做到，但很累。从长远看也没有保障，以目前国内科幻市场的规模而言，谁也不能保证能永远拥有大批读者，出版商不是搞慈善的，没有读者的话，人家就不会出你的书，或出了只印几千本，到那时科幻是救不了你的。
谈未来
韩松：科幻面临新难题
刘慈欣：科幻的未来在中国
新京报：科技发展对科幻创作的影响是什么？
韩松：一，在科技成熟度最高的国度，往往科幻也最发达；二，现在科技发展太快，最厉害的想象力，往往爆发在科技那里，科幻反而落伍了。因此科幻作家都面临着如何才能创造出一个更具超越性的新世界的难题。
刘慈欣：一方面科技发展为科幻提供了无穷无尽的题材资源和想象空间，另一方面也消减了科学和技术的神奇感，而这正是科幻文学所依赖的东西。所以科幻文学需要改变，以适应新的高技术时代。
新京报：中国的土壤会诞生怎样的科幻文学？
韩松：随着中国加速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中国越来越适合写科幻了。困难当然还有，那就是中国人的思想还需要进一步解放。因为科幻本质上是一种心灵极大自由的文学。
刘慈欣：这里引用尼尔·盖曼在2007年科幻大会上的话：科幻的未来在中国。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与科幻黄金时代的美国很相像，这正是科幻成长的环境。对于中国科幻而言，走下去，鲜花自会在路旁开放！
采访/本报记者 姜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