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察家

　　一旦贸然放开安乐死，全面合法化，恐遭有心人士滥用。

　　据《新京报》报道，外界高度关注的“孝子杀母”案,日前一审宣判。广州市番禺区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邓明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结束长达一年羁押的被告，重获自由。

　　回顾案情，邓明建去年报警，母亲李某自然死亡云云。警方尸检结果，却发现为中毒而死。邓某不得不坦承，母亲请求买来农药，助其安乐死。案发后，亲朋邻友争相反映儿子孝顺，从四川远行千里南下打工，犹不忘接来老母。细心服侍母亲18年，中风瘫痪的老人一日三餐、洗澡、梳头，全由孝子一手打理。

　　孝子杀母，究竟是故意杀人，还是让老母解脱？本案是是非非，社会自有公论。倒是本案折射出安乐死应否合法化？如何化解安乐死负面效应？值得思考。

　　纵观各国安乐死合法化之路，无不颠簸蹒跚。1934年，英国希尔夫人，对31岁低能儿子的未来忧心忡忡，不得已用煤气毒杀。一审判决死刑，舆论大表同情，二审改处缓刑，最后予以赦免。次年，英国社会名流，发起成立世界上第一个自愿安乐死协会，提出安乐死法案。法案遭到教会强烈抵制，不了了之。

　　1974年，一位美国姑娘因服食过量毒品，陷入昏迷，依靠呼吸器维持生命。父母忍痛提出，希望院方停用呼吸器，使女儿可以安静地告别人间。医生断然拒绝，他们选择向州法院上诉。法官在判词中提及：“虽然病人的确是在死亡边缘，但绝没有足够的人道动机，使剥夺生命合法化。宪法没有赋予父母权利，结束失去知觉的孩子生命。”

　　安乐死合法化，难在代议机关闯关成功。退而求其次，司法为实施安乐死的医生除罪化，逐渐提上议事日程。世界范围内，最早对安乐死进行除罪化处理的，当属日本法院。1950年，领风气之先的东京地方法院，判决中提出：为了解除患者躯体剧烈痛苦，不得已侵害其生命的行为，属于刑法上紧急避险，不应受到司法追究。

　　1962年，名古屋高等法院在审理儿子对瘫痪在床、痛苦不堪的父亲，实施安乐死案件时，明确安乐死正当化，须具备六大要件：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患者患上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患者，遭受不堪忍受痛苦，惨不忍睹；执行目的，仅限于缓和患者痛苦；患者意识清楚、明确表达同意；在不存在特殊情况时，必须由医师实行；执行方法，具有伦理妥当性。

　　放眼世界，安乐死合法化国家，不过荷兰与比利时两国，屈指可数。有人认为安乐死有三大好处：有利于节约稀缺医疗资源、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减轻患者及其家人经济负担。不过，一旦贸然放开安乐死，全面合法化，恐遭有心人士滥用。生死事大，焉能不慎？当下的中国，尚未建立全民健康保险制度，断不宜贸然推行安乐死合法化，否则后患必多。

　　□俞飞（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