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表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问题的关键。新京报记者侯少卿 摄
人物简历
高粱
1948年生，退休前任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他曾参与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政策、区域发展、行业发展、科技政策与发展规划、知识产权战略、重大科技专项论证等重要课题的研究。著作有《挺起中国的脊梁——全球化冲击与中国的战略产业》等。
现在分析刺激内需的问题，很多人都看到收入分配问题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但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产业结构问题。中国工业品约三分之一用于出口，出口产品中一半以上由外资企业完成。当外需出现问题时，产能必定要闲置，国内市场难以消化。
国内市场难以消化“外向”产能
新京报：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消费似乎一直难以提振，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高粱：现在分析刺激内需的问题，很多人都看到收入分配问题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但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产业结构问题。
中国的生产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向世界市场的结构。
自90年代末开始到2002年加入WTO之后，有大量的外资进来搞出口加工，虽然产品不断在升级换代，但这部分产能并没有改变外资主导的出口加工基地的性质。
中国工业品约三分之一用于出口，出口产品中一半以上由外资企业完成。比如说，彩电现在年产一亿台，中国再大的市场不可能消化一亿台，而当外需出现问题时，产能必定要闲置，国内市场难以消化。
另一方面，中国市场需要的不少高端产品，比如汽车和电子消费产品或其中的很多核心的技术和部件要进口，技术被外资控制。在这方面中国只是一个组装基地，这部分产品、技术和部件的内需，实际拉动的是欧洲、日本和美国这些发达国家的就业，为他们创造了较高的利润，让他国的国民享受到高工资收入，自己的工厂拿到的只是微薄的加工费。
新京报：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结构，决定了中国的市场主要面向外需，内需难以启动？
高粱：这是我们工业结构中的缺陷造成的，要克服这个缺陷就是要推动产业升级，高技术含量产品的进口替代就是产业升级。
我一直认为，看待内需和消费问题不能脱离我们的生产结构。我们谈国内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是一个高度外向化的经济，应该说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和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中国出口依存度达到了37%，全部的外贸出口依存度达到70%，这在世界的大国中是少有的。
产业升级方能“做大蛋糕”
新京报：中国一直强调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为什么产业升级一直没有起色？
高粱：目前也有些成果，例如振兴软件和集成电路的政策，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政策等，但和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很大。
中国并不缺人才和技术，有人说是鼓励创新的机制僵化，但是民营企业中也有像中兴、华为这样的企业。
产业升级的基本问题就是自主的技术进步带动产品更新，但是新的高技术类产品要想赢得国内市场需要有品牌认知度，但国外已先走了一步，国内企业与之竞争难度很大。
另一方面要采用各种办法，包括市场激励手段、政府出面协调等，整合人才、技术、企业，管理，加快研发的强度，尽快将新技术成果变成产品，推向市场。
新京报：最近也出台了一些刺激消费的政策，如家电下乡消费补贴，这是长久之计吗？如何系统性解决这个问题？
高粱：当然不是。这只是短期的办法，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持续的消费补贴，这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要系统性地解决问题，还是要通过真正的产业升级，改变中国处于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的状况，让我们的企业逐步向附加值较高的环节延伸，让我们的年轻人在这些企业有机会从事研发、技改、国际贸易等高端工种，拿到较高的工资。总之，要做大蛋糕，不仅是规模的扩张，更是质的提高。
生产结构导致几亿人工资过低
新京报：其实在谈论消费不振的问题时，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没有钱消费，所以对于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大家很关注。
高粱：其实收入问题和生产结构也是密切相关的。
沿海省市占全国GDP的55%，他们的出口依存度90%。这些地区吸引了1亿至2亿农民工，在这里做最基本的加工、装配、服务等。有人说中国的农民工是世界的无产阶级，他们的月收入2000元。国际资本要素和中国的劳动要素相结合，给国际资本和他们的中间商带来了巨额利润，同时也带来了十分不平衡的分配关系。这样的分配关系也给国内的私有企业和国企的收入分配设立了参照标准，所以基层员工收入很难提起来。
今天经济学界很多人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由于政府拿得太多，政府员工拿得太多，以及国企垄断造成的。
这里面确实有问题，但是我们还有几亿农民工工资这么低，和高管的差距这么大，这是我们的生产结构决定的，无法回避。
除了要破除垄断，有一点是必须要做的：经济结构一定要转型升级，要增加中国企业的利润和员工的工资，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新京报：说到破除垄断的问题，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对此您有什么期待？
高粱：现在的贫富差距大到什么程度？据一个未经证实的资料，80%的家庭存款不到2万元，如果不提高保障，这些人如何敢于消费？
关于国企红利上缴多少的问题，争议也很多，我想相关主管部门应该把这本账公开，透明决策。
关于政府是否拿得太多的问题，我认为在今天收入分配格局下，政府可以多拿些。因为这部分恰恰是二次分配，通过转移支付把这些钱用到落后贫困地区，保障低收入群体。
新京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经过多年的酝酿，据说年底会出台？你对此有什么期待？
高粱：我对现在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抱过多奢望。因为经济学有个基本原理，是生产决定分配。
我一直期待的就是切实抓好反腐败，切实地把财政理清楚，减少中途流失，减少地方政府泡沫性的投资，把财政用到真正该用的地方去。在这样的前提下去改善二次分配就有了依据，就有了基础。
同题问答
过去10年核心动力是外需
●2012年的中国经济走势，出乎你的意料吗？为什么？
高粱：没有出乎意料。中国经济永远高速增长下去是不可想象的，反常的。
●能推荐你今年读的一本书吗？
高粱：房宁的《民主政治十论》。
●你对2013年经济复苏是否乐观？为什么？
高粱：如果按9%和10%增速的标准，那我不乐观。如果是6%我乐观。因为国内毕竟还是很大的市场。
●2013年，你担心通胀重来吗？为什么？
高粱：我不是太担心，因为大家有了2008年的教训，记忆深刻。
●能否用一句话回答：过去1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来自哪里？
高粱：外需。
●对未来10年的经济前景，你悲观吗？
高粱：如果政治上能够保持稳定，政策上保持连续性，不会很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