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旺 中国鸟类学会秘书长 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教授


解焱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自然保护立法研究组总协调员

  张正旺:我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4年没更新

  12月10日至13日,新京报连续推出9个版“东方白鹳繁殖地、迁徙地、越冬地全国调查”。

  调查得知,栖息地被破坏和商业利益猎杀,是导致东方白鹳濒危、候鸟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近日,新京报记者对话业界权威专家张正旺、解焱,试图探究完善我国自然保护区、保护候鸟的解决之道。

  【谈湿地保护】

  我国湿地保护落后欧美40年

  新京报:20只东方白鹳在天津北大港湿地被毒杀,对它们的种群是否有影响?

  张正旺:死亡20只东方白鹳,对种群影响很大。全世界也就2000多只,20只都接近1%了,按国际重要湿地的标准,一个地方如果濒危物种能达到1%,甚至都能够成为国际重要湿地了,所以1%是一个很大的数据。所幸这次发现早、救助及时,不然会有更大的悲剧发生。

  新京报:东方白鹳的数据,不少仍是很多年前的。在我国,鸟类数量是每年都有统计吗?

  张正旺:不是。我国第一次野生动物普查是1995年到2000年,现在正进行第二次野生动物普查。英美等国家做得很好,每年统计一次。这种统计除了专家之外,还吸收大量民间力量。比如北美有个繁殖鸟的统计。把全国分为好多单元,一拨人负责一块儿,这样效率很高,得出的结果准确。我国目前还没有这样做,只是由国家林业局组织,由各省调查,再把数据汇总。但是我们国家专业人员极度不足。光西藏、新疆,调查起来就非常困难。所以我国十年或五年搞一次普查,每年选一些重点地区监测,这是未来比较理想的发展方向。

  新京报:你曾说湿地破坏是候鸟致死的头号杀手,那么外国的湿地保护现状如何?

  张正旺: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是1956年建立的,而国际上第一个自然保护区1872年就建立了,晚了84年;对湿地的保护,欧美国家也起步较早,上世纪50年代,它们就开始对湿地保护,我国则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落后欧美约40年。但在1992年加入湿地公约之后,我国也建立了一批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

  【谈保护名录】

  我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4年没更新

  新京报:为什么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名录中,只有“白鹳”而没有“东方白鹳”?

  张正旺:1988年,有关部门制定保护名单时,白鹳有两个种群,一个在新疆,一个在我国东部,它们属于一个物种的两个亚种,主要区别是嘴的颜色不同。后来,这两个种群分成了两个物种,分别称为白鹳和东方白鹳。目前新疆的白鹳种群已消失多年。我国认定一个物种是否在国内灭绝,需要30年以上无观测记录。新疆那个已20多年没被发现了。

  新京报:既然这样,为何不更新保护名录?

  张正旺: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国的保护名录是1988年公布的,到现在已24年了,一直没更新。其实不仅是东方白鹳,不少很濒危的物种都没有加入到保护名单里。比如栗斑腹鹀、黄喉噪鹛,这两种鸟在全国都不超过300只,却没有进入保护名单。有些原先不是很濒危的鸟,现在变得濒危了。

  新京报:专家们有没有呼吁过?

  张正旺:从1988年公布起,我们一直呼吁,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尽早调整名录。不光鸟类,兽类也需要调整。我国一些名单也没有同国际接轨。

  国家林业局也组织过两次论证,一次是90年代,一次是2010年,我参加到其中鸟类名录调整论证,包括哪些鸟类要新增,哪些鸟类要调整级别之类,专家说得都很详细,但不知什么原因,论证完就没下文了。 所以应该根据资源的变动情况,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要及时对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名录调整和修订。

  新京报:不及时更新名录的影响和后果是什么?

  张正旺:不同保护级别保护力度不同,如果遇到伤害,执法力度也不同。另一方面,对名录及时调整,能加强对野生动物资源的调查和监测。如果没有及时更新,那么对目前的资源状况、变化的情况得不到第一手信息,将来直接影响到保护和管理。包括我们专家用的一些候鸟数据,由于缺乏研究,不得不用十多年前的数据。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易方兴

 

  “呼吁国家颁布《自然保护地法》”

  解焱:要分开保护区保护和经营的职责

  12月10日至13日,新京报连续推出9个版“东方白鹳繁殖地、迁徙地、越冬地全国调查”。

  调查得知,栖息地被破坏和商业利益猎杀,是导致东方白鹳濒危、候鸟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近日,新京报记者对话业界权威专家张正旺、解焱,试图探究完善我国自然保护区、保护候鸟的解决之道。

  【谈保护区现状】

  经营赚了 保护弱了

  新京报:对候鸟来说,除了新京报调查过的,被破坏或商业开发伤害栖息地,目前栖息地还面临什么问题?

  解焱:迁徙鸟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栖息地的连通性不畅。北大港只是栖息地之一,候鸟也会在其他的地方停留,如果其他地方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那么北大港的东方白鹳也不会存在。

  新京报:我们建了这么多自然保护区,但即使在自然保护区中,为何仍然避免不了破坏?

  解焱:其实和我们总体的体制有关。国家投入不足,导致自然保护地具有两种职能,保护职能和经营职能。保护经费不足,只能开始做经营,一旦发现经营原来能赚很多钱之后,往往保护的职能就弱化了。同时,人员受地方安排,破坏行为也没有制约机制,导致保护的现状不好。

  【谈解决之道】

  鼓励建立“保护地公募基金”

  新京报:有何解决办法?

  解焱: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一定要分开保护和经营的职责,确保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独立性,只从事保护管理。而对包括外来企业进入的那种经营,都应该有监督,起到制约经营的作用,各级政府的拨款目前是保护和经营不分的,建议以后的保护经费,只能用于支持保护管理,而经营收入要反补保护管理。

  应明确国家保障自然保护地的保护管理经费的职责。保护管理经费,不能变相挪动用于商业经营管理,以及开发利用投资;而依赖保护地的商业性开发项目,如水电、旅游项目,盈利的一定比例,要返回用于自然保护地的保护管理;鼓励每个保护地建立“保护地公募基金”,吸纳社会捐助专门用于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这个资金不能取代国家资金投入。

  新京报:如果加大对保护地的资金投入,增加人员配置,会不会给国家经济带来重大负担?

  解焱:不会的。按照17%的陆地面积和10%的海域面积得到保护的国际标准,那么将近7%的陆地,是完全属于严格保护的核心区,而3.8%是属于海洋的严格保护的范围,用这样的目标,我们就会计算出全国保护人员的数量,是21万人,平均每平方千米约0.25人,而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平均每平方千米0.027人,也就是说保护人员的缺口相当大。我们还算出全国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年总经费,需要306亿元每年。它占GDP的百分比约0.065%,而我们教育经费占4%,研发经费占2.2%。相比之下,要保护我国生态安全的经费并不是很大,用很少的钱,就能把生态保护好。

  【谈保护区立法】

  我国正制订生态红线

  新京报:以候鸟为例,你认为中国保护区生态的底线是什么?

  解焱:当生态系统退化到一定程度时,人的生存就会受到严重威胁。这个底线我们称它为生态安全底线。我们自然保护立法研究组,提出“中国生态安全底线”的概念,国家环保部目前正制订生态红线,这条中国的生态安全底线,必须能够为全国人民提供足够水源、可持续资源、并能净化排出的废气和污水,令人们能欣赏到大自然美景。同时,生态安全底线必须保障有足够大的地方,以养育足够多的生物多样性,来实现我们最基本的生态服务功能。

  新京报:我国目前有没有一部统一的针对自然保护地的立法?

  解焱:目前还没有。如果国家能够通过颁布《自然保护地法》,建立起合理的分类分区体系,科学规划自然保护地体系,确保保护管理机构的人员、经费、执法权,建立起有效监督机制(包括政府、学术界和社会的监督),那么,我们就可以实现保护中国的生态安全底线的目标。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易方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