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薪传》编作前，林怀民带着舞者们到台湾佳洛水海边做野外训练。王信 摄

　　（上接C08版）

　　云门是我参与社会的工具

　　那时的人去美国就是要拿绿卡，但我从没想要留在那里。去前就知道只待三年，就是想去看一看。

　　回台湾后我去政治大学当老师，有了云门后我还坚持教了几年，舞团每天排练。做到后来，越来越大，就不能去教课了。那时候热血、冲动、天真。

　　云门第一次演出在台北中山堂，两场三千多张票都卖掉了，卖到黄牛都出来了。我是个名作家，大家好奇，而且我们提出要做自己的舞，不是西方的东西，这对那个时候的台湾很重要。

　　在当时，现代艺术已经进到台湾，大家对文艺都有一种渴求。云门在那种环境下成立是非常幸运的。云门说要跳自己的舞，过了两年，杨弦出来说要唱自己的歌。国民党的228、白色恐怖、戒严，让沈从文、鲁迅都变成禁书，台湾本土的东西是不被鼓励的。文艺青年的空虚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方向，那就是美国和欧洲：福克纳、海明威、乔伊斯、波德莱尔、萨特都进来了。后来经济开始萌芽、发展，中产阶级产生，开始要求权力分配，有了1987年的解严，接着就是百花齐放。云门的成长跟这些都有关，也跟整个台湾的经济成长平行。

　　创作对我也是经营舞团的一个需要。我们是六十年代成长的人，云门是我参与社会的一个工具。为了这个舞团，我必须要编舞。如果撇开这些，你问我写东西和编舞你要做哪个，我当然选写东西，因为省事。文字是私密的，跳舞却是一群人的事。可是我为了舞团往前走，就要编舞。这里面有狂喜也有痛苦，可必须编，没灵感也得编。不过有灵感的东西不一定好，被逼出来的东西也不一定糟。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快乐，反正写小说就把它写完，编舞就把它编完。

　　编舞、营销，什么我都干

　　新京报：你的创作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有多少？

　　林怀民：我头脑里没有“我”，只有“我们”。这是从小开始的，我生在一个大家族，学校学的也是家国，我们这一代是这样子，我对社会上的事情也很敏感。台湾有过戒严，然后是解严，解严对我们这代人是很重大的事情。不只是自由了，你还会发现很多事情重新出土了，在以前都是一个空白。自由、自信，没有阴影才会跑出黄翊（云门舞集2编舞）这样的小孩。

　　新京报：做云门，你有没有很强的使命感，想要替一代人说话？

　　林怀民：创作的时候没有，经营一个舞团时有。我们想当赤脚医生，去学校、社区，为乡亲演出。我们没有想去全世界成名，变成国际一流的团。第一年中山堂票卖光了，好评如涌，我吓坏了，几乎精神崩溃。糟糕的是要开始学编舞了，这才开始认真弄。我一直很努力，做什么事情都是，从小就这么被要求，只要做了就把它搞定。我有点过度用力。

　　新京报：1988年到1991年你把云门关了，去过了三年gap year，为什么？

　　林怀民：25岁时我回台湾进社会，不太有经验，很多事情都不懂。1988年云门宣布停了，第二天我就去了香港当客座教授，之后我去长安、洛阳、敦煌、乌鲁木齐、北京、苏州跑了一圈，又去了巴厘岛、印度、尼泊尔、菲律宾，最后去的纽约。那三年开始慢慢懂了一些事，我以前弄的就是文字，舞蹈我也不通，我回台湾的时候现代舞都没看过几场，那时候纽约也不像今天这样天天都有节目。我很多东西是看书看来的，我对东方的东西特别有兴趣。

　　新京报：所以你现在也鼓励年轻人走出去，还做了“流浪者计划”（该计划资助台湾年轻艺术家到海外从事自助式“贫穷旅行”以扩大视野）。

　　林怀民：这很重要。在美国，大学三年级出去混一年再回来是一个常态。我们当时怎么可能？我们是很辛苦的，家里也没钱供你。到美国第二天，我就找到一个工作，扫厕所。我们跳舞是靠端盘子赚钱来供养的。走出去对创作有帮助，你能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传统，发现新的东西。

　　新京报：你父亲称你这是“乞丐的行业”，是不是因为这样你做云门的时候很重视宣传、营销？每一次来大陆，采访也特别多。

　　林怀民：编舞、营销，什么事情我都干，一脚踢。我现在很少有时间跟朋友聊天，都是跟记者聊。因为我不希望我们的主办单位赔钱，我不来的话赔钱的几率就大一点，来的话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