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四月，富士康再发“两连跳”。此前员工跳楼的惨剧多次在这个全球500强名企里发生。去年和今年，新京报两位记者先后“潜伏”富士康，通过体验，努力还原一个真实富士康的企业生态。

　　在富士康的20天里，我体验了两个立场完全对立的角色：流水线，穿着灰色工装的工人；门岗亭，手持探测棒的保安。

　　种种波澜曲折或扣人心弦的桥段，并没有在“潜伏”中上演。这或许就是真实的富士康。

　　住在上铺的，不是兄弟

　　萌生去富士康探访的想法是在去年的9月底。彼时，太原富士康刚刚发生骚动，2000多名愤怒的流水线工人，围殴了之前园区内飞扬跋扈的保安。

　　起身前往富士康已是10月底。在此之前，可以套用《那些年》中的几句歌词来形容我所做的准备，“将头发梳成颓废模样，换上一身破旧衣服”。

　　2012年10月31日，太原富士康，走完入职流程，傍晚时分，我被分进了一个10人间的宿舍。这些舍友的年龄，下至十七八岁，上至三十五六。但无论长幼，他们混迹社会的经验远在我之上。他们之中，既有经商失败负债累累的，也有出身寒门习惯漂泊的，还有遭遇车祸落下病根的。

　　玩笑和打闹在富士康的宿舍内有些珍贵。互相之间的不信任感，体现在不少的细节里。比如，每个人给手机充电时都会放到一个带锁的橱子中，向别人借宿舍钥匙成功的几率极少。也鲜有人主动问起对方的名字和电话。即便相处二十天后，宿舍内最活跃的两个人，大家也多以“眼镜”和“胖子”的绰号指代。他们的真实姓名，没几个人知道。

　　也许在他们看来，住在上铺的，不是兄弟，而是些萍水相逢之人。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第二天醒来，就会有熬不住的舍友背起行囊，悄无声息地离去。

　　凌晨的流水线

　　我是新人里第一个举手申请上夜班的。夜班是从晚上的8点到次日早8点。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抓起沿流水线顺流而下的手机内壳，把它们放到托盘里。里面的工人把这个动作称作“收料”。

　　根据大致估算，我第一天晚上大致要收八九千个料，平均每4秒就要做一个收料动作。两天后，我的胳膊和后背酸胀得厉害。更加难熬的是，凌晨三四点左右，脑袋里昏昏沉沉，但手上的动作却不能停。再加上十一月的寒风吹进车间，那种复杂的滋味，无法言表。

　　除了能真实地感受工作的单调机械外，流水线是一个能够让人敞开心扉的地方。所有的工友都认为埋头干活的我与他们一样。在流水线的轰鸣中，我听到了他们对流水线生活的厌倦和咒骂，他们对自己现实的不满和嘲讽，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迷茫和无可奈何。

　　工友中有个十八九岁的男孩，个头不高，家境不佳，脸上还挂着走出大山不久的青涩。他到富士康打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在工厂里找到一个女朋友。但旁边的一个中年妇女提醒他说，你将来能在太原买得起房吗？

　　工人与作为最基层管理者的线长之间的矛盾，使得流水线上的工作更加压抑。我特意观察了那个女线长的管理方式。她会在我开小差时吼上几句脏话，也会用调到更累的岗位上的方式惩罚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女孩。

　　做一名保安

　　做完一星期的普通工人后，我就再没去过车间。按照规定，旷工3天即算自动离职。

　　我又成功应聘成了“一名富士康保安”，负责在车间安检。

　　有一次上班时，一堆赶着进车间的工人，争抢着过安检。那个十七八岁的少年保安，突然大吼一声“给我回去排队”。顷刻间，工人们默不作声，排成了长队。威严是发乎这个乳臭未干的少年吗？我当时在想，工人们敬畏的其实是那些无形却严格的规章制度。

　　在与老保安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骚乱之后，富士康保安的强势地位已大不如昔。许多人告诫我，千万不要穿着保安制服走出厂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