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 《交响音乐沙家浜》中《智斗》一段只能在原版中听到。

图② 毛笔字书写的柴可夫斯基纪念新闻稿，充满中国传统特色。

图③ 小泽征尔和韩中杰多年后合影。

图④ 1991年录制的CD，代表了中央乐团的大众流行方向。

图⑤ 卡拉扬与中央乐团。
 

　　新京报：港版这本书的新书发布会当时特意选择在现在的国交排练厅举行，看到这么多老乐手重聚你是不是也觉得很欣慰？

　　周光蓁：那天是2009年12月，气温只有两度，50多位老人竟然都来了，白发苍苍，其中还有几位90多岁的老人。让我意外的是周巍峙老人也来了。我那趟行程到了北京第一个去他家，他跟我说他90多岁又感冒了来不了，我觉得很遗憾，把书送给他就离开了。第二天他居然来了，他的小阿姨说，周老头一晚看我的书看到凌晨3点，然后他说明天一定要去活动现场。周老不仅来了，还做了即兴讲话，他一开始说，这本书还没看完，这是乐团史，也可以说是中国交响乐史的初稿。他在讲话最后一段说，书里提到关于反右的部分，他当时出来表态说反右是需要的。他说自己看了这一段，想向大家道歉，他说：“我这个人做了很多好事，也犯了很多错误，我对音乐界可能做了点事，但是好多事注意不够，我代表犯过错误的人接受批评，请大家批评和原谅。”90多岁的老人专门过来，是为了道歉的，我听了就流泪了，周老太不简单了。

　　新京报：你怎么看乐团40年历史对中国交响乐发展的影响？

　　周光蓁：他们是先驱，1956年乐团成立，后来又成立了独唱小组，把乐团划成小队到地方上演出，把演出的信息带到各个地方，也等于把音乐种子传播到全国各地。到了80年代，第一代乐师年纪渐长，他们成立了乐队学校，许多优秀的音乐家在学校里被培养。后来包括谭盾、郭文景等作曲家的毕业演出也都是通过中央乐团完成的，很多人出去比赛前也是通过乐团来练习。同时乐团参与许多国际间的交流演出。1987年美国巡演，90年代台湾巡演都产生了很大震撼，第一次把《黄河协奏曲》带到台湾，1985年合唱团在香港演出千人《黄河大合唱》。在“文革”时很多演出队都改了名字，但乐团却保住了自己的名字，直到1996年的改革。我觉得乐团40年经历那么多人和事，几代人很辛苦地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是国家没有好好回报他们，1996年的时候还让他们退休，名字改了，合唱团也不要了，这不是对待付出那么多的音乐家很好的方式。

　　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