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唐宝林《陈独秀全传》

  (上接C04版)

  革命的成与败

  大革命的失败,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共没有掌控武力,没有建立自己的职业党军,这确是莫斯科直接指导的结果。

  1927年春夏,国民党清党反共,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国共合作关系宣告破裂。国民党随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共产党则转入地下。对中共来说,大革命已经失败。革命失败,责任谁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应负而不负,只好让陈独秀“背黑锅”,当替罪羊,将全部责任加诸陈独秀一身,并命名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陈独秀深感冤屈却无处申诉。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学界才开始为陈独秀翻案正名。然而翻案正名之路极为艰难,唐宝林先生直接参与了这一过程。这部书可以说是唐宝林先生为陈独秀翻案正名而作,书前还专门交代了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

  笔者充分肯定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重要意义,更敬佩唐宝林先生在书中为陈独秀正名所作的种种努力。不过,翻案与正名的工作,总以原案、原名为“对话”对象。而原案、原名不过是当时出于政治需要而下的政治结论,并非基于学理的严谨判断。亦因为此,要以严谨的学理去“证伪”或者“证实”那些政治结论,并非易事。更关键的是,翻案性的研究,其视野也难免为原案、原名的“问题意识”所牵引、所拘囿,因此而执着于“三次机会主义大让步”与《汪陈联合宣言》之类的讨论,将问题的着眼点放在了讨论谁应对革命失败负责,而漠视了大革命更丰富的面相。无论是官方史学,还是翻案史学,对整个大革命历史的研究,长期被“失败史观”所笼罩、所遮蔽,而看不到大革命其实也有相当成功的面相与经验。海外学界的相关研究虽不为“左倾”、“右倾”所牵引,但当他们立足于探讨1949年革命成功的因素时,更多注目于延安时期,而对陈独秀时期在中共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同样低估了。

  我们评价作为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陈独秀,不可不对整个中共早期的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观察与定位。在1921-1927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中共成长为一个拥有近5.8万党员,3.7万团员的组织,还有在其领导下的290余万工会会员、900余万农会会员和15万童子团,其组织触角辐射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和各阶层民众。从工、农、学,到青、少、妇,如此范围广泛、规模宏大的“群众”,在短时间内被纳入到现代政党的组织体系中并被有效动员起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共由一个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迅速成长为一个全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并奠定了群众运动的基本模式与路径,积累了丰富的策略、经验与技巧。另如中共早期组织、宣传的高超技巧,令同时期的国民党、青年党望尘莫及,自叹不如。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几乎为共产党人所“包办”。在1926年初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实际处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以至于中共中央可以直接向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下发训令。这个时期国民党的舆论宣传,实际也为中共所主导。应该说,陈独秀时期,中共在组织、宣传与群众动员方面是相当成功的,相对于国民党、青年党具有明显优势,并一直保持和延续下去,成为中共革命最终成功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中共在组织、宣传与群众动员方面的强大优势,威胁到了国民党的生存,使国民党人深怀恐惧,进而武力清党反共。

  长期以来,我们将大革命的失败,归咎于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国民党的妥协退让。通过唐宝林先生的书,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些妥协退让确实大部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其实,今天我们尚可讨论的是,大革命的失败,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对国民党妥协退让造成的,如果不妥协不退让就一定能确保大革命成功?抗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实际上就是以中共妥协退让为前提的,正是承认三民主义,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承认国民党的执政党地位,才能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维持两党关系至抗战胜利。再如指责陈独秀时期没有搞土地革命,其实,北伐时期,在没有土地革命的情况下,能将几百万农民发动起来,反证土地革命未必是动员农民必不可少的要招。抗战时期,中共从激进的土地革命退回到温和的减租减息,同样取得了很好的动员效果。

  大革命的失败,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共没有掌控武力,没有建立自己的职业党军。而这确是莫斯科直接指导的结果。苏联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建立革命武装,另一方面却指导中共走十月革命路线——就是动员工农群众,积蓄革命力量,等待适当时机,在大城市暴动,从而一举夺取政权。上海的三次武装起义以及之后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秋收暴动等,均是采取城市暴动型革命的路径。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确实有成功的先例。只是当两大革命党竞争时,一党有武力、有地盘,一党无武力、无地盘,胜负不言而喻。毛泽东正是从大革命的教训中悟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

  晚年思想再次“突变”

  陈独秀在其生命的最后两三年,思想再次发生“突变”,首先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源自苏联,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党的独裁和领袖独裁。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给陈独秀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这一定位,不仅让陈独秀深感冤屈,更为重要的是,它将警示中共党人:宁左勿右,右倾即是机会主义,在党内逐渐形成一种以反右、恐右为主流的左倾政治文化。

  刘少奇对此深有体会。1937年2月,刘少奇在写给中央的信中指出,“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们还犯了左倾错误”。而且相当严重,尤其是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左倾得骇人。“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的一切左倾错误,认为这些过火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但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谈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导致全党上下“害怕犯右倾,故意要左一点”,而“反对左倾的话,故意不说,不敢说;对左倾故意的不反对不打击。

  ”八七会议以后的数年间,中共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路线,在某种意义上是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产生的负面效应。这样一种负面效应在很长时间里在党内延续,甚至凝固成一种难以消解的左倾政治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本人在1929年加入托洛茨基派以后,同样坚持走左倾之路。他将托派小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深具意味。陈独秀加入托派以后,仍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目标是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不同的是,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是战略上清醒,而策略上极左;而托派是在战略上极左,而策略上清醒。

  唐宝林先生指出,托派反对一切中间势力,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表现出“打倒一切”的极左倾向。当中共被迫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后来终于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后,陈独秀仍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模式: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不能离开城市和工人去农村搞农民运动,否则党就会蜕变为“农民党”。陈独秀一直攻击中共在农村搞“武装割据”路线,仍坚持在掌握政权之前不应组织职业武装。这是整个托派与中共在革命道路和革命模式上的根本分歧。

  在某种意义上,以陈独秀为领袖的托派更呈现出教条主义倾向。晚年陈独秀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没有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

  出乎意料的是,陈独秀在其生命的最后两三年,思想再次发生“突变”,他首先是否认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源自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苏共的独裁和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此外,对于民主,陈独秀也有重新认识,认为民主是自古至今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指出苏俄排斥议会制度,排斥民主,是苏俄堕落的最大原因。他特别强调反对党派自由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承认反对党派的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无产阶级政党若反对民主,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

  而陈独秀最后的思想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唐宝林先生提示两点:一是1932-1937年的牢狱生涯,可能使陈独秀重新冷静思考;二是抗战初期出狱之后,陈独秀与一批民主自由主义人士有较为密切的交往。这样的推断应是合理的,只是缺乏更直接更细致的史料来诠释。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奇生

  陈独秀失踪月余

  1924年,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为了节省生活费用,带着两个孩子住到了南京,与身在上海的陈独秀两地分居。大约1925年底或1926年初,陈独秀突然不来中央机关看文件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地址,没有办法找他。中央秘书处秘书任作民首先恐慌起来,报告了主席团成员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他们也恐慌起来”。任作民在《民国日报》上登载寻人广告,也没有反应。

  广东区委书记,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来上海汇报或开会,见不到父亲,到亚东图书馆找汪孟邹,想得到一丝讯息,也毫无所获,急得这个从来不叫父亲、只称“同志”的硬汉子也啼哭起来。一天天过去,大家都以为陈独秀已经死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失踪了!可不是一件小事。1926年2月21日-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两个顶重要的问题”:一是陈独秀“已经月余与中央局隔绝消息……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迁到北京或广州。因为考虑到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互相配合,出全力以搜索我党中央机关”;二是对待国民党北伐的态度。但是,中央通告说:“当会议初开,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于是中央迁移之事暂时搁置。

  陈延年怀着悲痛的心情上了回广州的船。这时,中央交通员到轮船上把他找了回来,父子又一次在惊喜中相聚。陈独秀向大家解释说:他生了伤寒病,进了医院,做医生的女伴服侍他。同志们给了他批评。他当然不得不接受,答应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的“家”。但是,这个“神秘的情人”叫什么名字?是怎么样的人?还是不告诉大家,任作民也是守口如瓶。

  后来,陈独秀、任作民先后去世,人们以为陈独秀的这个谜永远不会揭开了。半个多世纪以后,一个在新疆建设兵团工作的年轻人张军辉,在整理原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母亲陈虹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在外祖母照片的大镜框背后,重叠隐藏着一张同样大的陈独秀的照片。而外祖母的名字叫施芝英,职业是医生。由此终于揭开了陈独秀这位“神秘情人”的面纱。

  “这个小家庭怎样破裂”,其实也不难推测。陈独秀可以向党内同志隐瞒这个情人和这个小家庭,但是难以向这个情人永远隐瞒他的真实身份。

  1927年3月上旬或中旬,陈独秀与施芝英分手了。陈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只得住到中央宣传部来。

  据《陈独秀全传》407-410页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