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自“浙江张高平叔侄冤案”进入公众视野，追究办案人员责任的呼声从未间断。而今，追责终于启动。据4月1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浙江省政法委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调查组将对这一错案原办理过程中公、检、法各部门办案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早几天，浙江省高院负责人谈到本案时称，国家赔偿已全部到位，办案责任人也在组织内部，按照党纪政纪进行问责。这样的表态，激起不小的舆情，质疑集中在：对责任人仅作“内部处理”，是否“罚当其过”？对“后来者”能否产生足够警示？浙江省政法委的此番回应，打消了公众疑虑。

　　不过，尽管如此，此案的追责已拖了一年多，为何冤错案的追责会如此艰难？去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规定法官、检察官、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实行“终身负责制”；今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也有类似规定。但现实中，要对冤错案全面追责，却仍然不易。

　　毫无疑问，冤错案必追责应是法治常态。“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办案人员的过错，使得办案效果和正义的目标背道而驰。让责任人为此承担责任，既是对其本人的惩戒，也是对其他办案人员的警示，正当性似乎无需论证。

　　冤错案追究之路不顺畅，这和司法体制、机制不完善有关。比如，一些案件是法官判的，却是院长甚至审委会定的，此时单纯追究法官，似乎难说公正。然而，必须明确的是，司法体制、机制缺陷，不是可以在冤错案追究问题上停步不前的理由。

　　冤错案追究，要警惕以“内部处理”取代法律追责。原本清白的公民，却因办案人员的过错在狱中度过十年，国家为此支付六十多万元的赔偿金。和如此严重的危害后果相比，“内部处理”无疑太过轻描淡写。此次，浙江政法委明确表态，要“依法依纪追究责任”，而此前的赵作海案，多名办案人员被追究刑责。不过，这样的严处，在现实中仍然不多见。

　　对办案人员来说，“故意冤枉人”应承担法律责任自不待言，然而，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仅仅是他们吗？司法实践中，和“故意冤枉人”相比，冤错案的发生更多源于“破案心切”等因素。在这些因素的驱使下，办案人员失去应有审慎，导致冤错案发生。如果“破案心切”可以被宽宥，那么，因为“破案心切”而逼供、隐瞒证据等行为，是否也就具有了一定正当性？

　　“浙江叔侄冤案”追责，希望能彻查到底。同时，对于冤错案追责之难，有必要进一步发挥地方人大、公众、媒体的外部监督作用，突破部门利益羁绊，使得冤错案平反与追责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