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袁泉在许鞍华导演的电影《黄金时代》中出演作家、胡风的妻子梅志。


对于演绎简·爱这个角色,袁泉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到完美。

  袁泉很瘦,但并不纤弱,莫名的有股力量引而不发。似乎只有在舞台上,那力量才会奔涌而出,释放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去年,《简·爱》为袁泉带来了一座戏剧梅花奖,而本周日,这部戏将迎接第一百场演出。这两周的每一个晚上,她都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简·爱》,每晚几乎都要在台上站足165分钟。采访当天,结束照片拍摄的她踩着足足十厘米的高跟鞋回到化妆间,椅子下有一双等候多时的帆布鞋。她坐下,弯腰把鞋换上,“这下舒服了”。

  之后,她和我们谈起了更多回归影视剧的感想,谈起了当年弃京剧学表演的心路……这些对话提醒着我们,“戏痴”袁泉虽然前些年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戏剧舞台上,但她还是一个有自我想法的电影演员、一个有唱功、有风格的歌手。最后,她提到自己的变化,她说十几年来,她没有变,只是没有以前那么较劲,学会放松,并尝试更多可能。如此说来,未来喜爱她的观众,应该不仅能够看到话剧舞台上的袁泉,还能看到更多影视剧中的袁泉,以及听到音乐中的袁泉。

  【记者侧写】

  她有如今稀缺的认真劲儿

  刘海齐眉的袁泉坐在我面前,神情专注,些许放松,咀嚼着我抛出的每一道题,消化、思考、作答。问她,最近怎么老在大片里头“打酱油”?她开始滔滔不绝起来:陈木胜的《天若有情》,许鞍华的《女人四十》,宁浩的《疯狂的石头》,韩寒?“他审美特别好”。总而言之,都是打心底钦慕的导演。末了,才仔仔细细补上一句,“虽然都是小角色,但我每次都很投入、很认真”。大多数时候,她虽不算健谈,但始终温文尔雅,偶尔令人感觉有一道看不见的防线。但那认真劲儿,在这个“认真你就输了”的时代,多少有点不合时宜。

  从出道至今,袁泉从未经历兵荒马乱的跑组,也从没有因为生活费而发愁。演戏、成名、获奖,对袁泉而言,这一切都来得太容易。2000年,她毕业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不久就在话剧《我听见了爱》里演出。她以“幸福”“踏实”形容那段时光,可以在一个地方,专注地做一件事,“从此认定剧院就是我的家了”。在话剧舞台上,她先后主演了孟京辉的《琥珀》《活着》,田沁鑫的《狂飙》《青蛇》,赖声川的《暗恋桃花源》,王晓鹰的《简·爱》等剧。而去年,她跟随《活着》和《青蛇》在全国巡演一百多场,过起“戏剧大篷车”的生活。

  少女时期,袁泉与《简·爱》在书中初见。直至步入婚姻殿堂,她们才在舞台首度重逢。期间因怀孕生子,袁泉暂别工作两年,也因而错过了两轮演出。待2011年复出,她依然选择以话剧《简·爱》与观众重逢。正因太爱,心中才有所亏欠,“我觉得我并没有把她完全表达出来,我既享受又亏欠”。她羡慕简·爱的笃定,坦承自己的脆弱,“有时,我是借着角色的能量来帮助我,帮助观众,怎样更好地度过我们自己的脆弱人生”。

  入行至今十多年,袁泉身上找不见那种游刃有余的娴熟,不经意间还流露出一小股笨拙劲儿。她直言自己就是个“笨演员”,“用力比较拙,进去相对慢,出来也难”。但成长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当年张元为她拍摄的MV《我想》中,那个唱着“我想紧张,我想发狂”的青涩女孩一去不复返。“我没有变,只是没以前那么较劲儿了。现在我会让自己放轻松,尝试更多可能”。

  重温启程

  戏校快毕业时发现优势是表演

  “常莉老师给我父母写了封长信,她说如果进中戏,有京剧底子在,你可以演话剧、音乐剧,也可以去拍影视剧,让我将来的路更宽。收到信很快就确定去中戏了。”

  新京报:你11岁时去了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怎么想到学京剧的?

  袁泉:那时候对京剧没概念,就对《红灯记》有概念。我父母、姥爷都喜欢京剧,小时候也听他们唱过,电视上放也看几眼。去之前我父母问我,真的想去吗?我当时在洗脸,我说,去啊。完全是小孩儿贪玩的感觉,到真正收拾行李准备走的时候,那种不安全感才开始,真是要离开家了。

  新京报:学了七年京剧,后来为何又放弃了,转而学表演呢?

  袁泉:我在班里是综合素质比较强的学生,声音、形体、表演,我都占一点,但都不是最好的。我一直自以为优越,但临毕业如果分到剧院,选派别,都不占优势,我当时学了一些梅派青衣的戏,《霸王别姬》《贵妃醉酒》这些也都是综合的戏。戏校第四年,我开始觉得自己的优势在于表演,并不只是把老师教的动作做一遍,而是真的在体会角色的心理。后来看了徐帆姐姐在人艺演《阮玲玉》,看了中戏李亚鹏他们班的毕业大戏《第十二夜》,开始关注这方面,觉得我可以去考中戏。

  新京报:整个过程都是自己拿的主意,也没有人给你点拨和建议吗?

  袁泉:是自己。当时毕业我回到湖北省京剧院了,每天也是练功,跟在学校一样。回到武汉,完全是陌生的城市,不是我的家乡沙市,也不是我生活七年的北京。回武汉在团里待了两个月,1995年冬天,我自己买了张票就回北京了。当时也没有任何想法,就想回来,在同学家住着。待了一个月,我就打算回湖北补文化课,过了春节就回北京考学了。考完中戏,我觉得考得不好,就又考了电影学院,后来都接到了通知书。常莉老师给我父母写了封长信,她说如果进中戏,有京剧底子在,你可以演话剧、音乐剧,也可以去拍影视剧,让我将来的路更宽。收到信很快就确定去中戏了。

  回归影视 不想必须拿到什么角色,心态反而放松

  “作为演员,如果在戏里塑造了一个角色,哪怕只有一场戏,只要我是在那儿的,出来角色的感觉是准确的、贴合的,这就很满足了,戏份多少我已经不考虑了。”

  新京报:这两年你回归大银幕,但演的大多都是男人戏里打酱油的女性角色,怎么考虑的?

  袁泉:我把重心放在话剧的时间比较久,中间出了唱片,生了小孩。现在在电影领域重新起步,电影环境和十几年前比确实不同了,拍摄的气氛、制作的流程、决定性的意见都完全不一样。当你没有主动权必须拿到什么角色,心态反而放松了。

  我选择我想要合作的导演,我希望去了解他们。陈木胜导演,原来上学的时候看过他的《天若有情》,特别喜欢,是伴随我成长的电影。他的制片人在香港看过《大上海》,觉得《扫毒》里有个角色适合我。许鞍华导演我看过她的《女人四十》《半生缘》,这次《黄金时代》是编剧李樯推荐我去的。她的片场是很安静的,每个人都在认真地做自己的事,有条不紊。宁浩我也很喜欢,他的电影里总能看到他的执拗。这次在《心花怒放》里虽然我跟徐峥、黄渤对手戏不多,但能感觉到他们的质感和能量,他们有特别旺盛的创造力。韩寒是一个审美特别好的导演,对现场掌控力也很强。他还很细腻,经常会给演员一些玩笑式的提醒。我没有看到完整的剧本,我的戏是独立的一场,后来又加了一场,拍了五天。

  作为演员,如果在戏里塑造了一个角色,哪怕只有一场戏,只要我是在那儿的,出来角色的感觉是准确的、贴合的,这就很满足了,戏份多少我已经不考虑了。

  新京报:你在孟京辉导演的《活着》里跟黄渤有很好的合作。你已有很长时间没演电视剧了,今年上半年跟黄渤演了一部电视剧《锋刃》,是他推荐你去的吗?

  袁泉:对,特别感谢他。《活着》里黄渤演得太好了,跟他在一块儿站在台上,你来不得半点虚假,也别拿任何表演的技巧和习惯。他往那儿一站,词儿一出口,你的台词要有半点腔调,你就被他出卖了(笑)。

  我上次演电视剧还是2008年,电视剧完全是另一种工作模式。话剧就是一股脑儿地钻进里面,反复找到最好的方式。电视剧战线比较长,需要把精力切成一块块。这么多年没拍电视剧,刚开始对整个团队的配合确实有点生疏,幸好有黄渤在。这也跟能力和人品有关,他是智商和情商都很高的人,在片场会帮着所有演员想戏,有时候都不是为了他自己。能跟熟悉和欣赏的对手一起演戏,还是挺有安全感的。

  歌手之路 唱片不是商品,是我某一段人生记录

  “那时候认识了许巍,后来我说,我还曾经跟许巍同台演出过呢。就是在Live House类型的地方,但是别人都有自己的作品,我还没有,就跟着群唱嘛。”

  新京报:大学时你就签了“红星生产社”,本来有机会更早做歌手的,为什么放弃了?

  袁泉:当时电影也拍了,唱片约也签了。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考虑很周全的人,后来才知道其实我特别冲动。签“红星”是当时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一个记者朋友推荐的我。“红星”想签新人,郑钧、田震、许巍都签在那儿。去了聊得很开心,他们就递给我一纸合约,为期六年。我看不懂,专门找了朋友看,人家说不要签,因为对新人的合同是极其苛刻的,但我不听劝就签了。那两年也是很开心的,对我来说,有没有发唱片不重要,但是大家在一起开不开心很重要。当时几个工作人员对我都非常照顾,很认真地在帮我挑歌,没有把我签了就闲置在那儿。大家经常在一块儿玩,日子就在朋友的气氛中过去了。那时候认识了许巍,后来我说,我还曾经跟许巍同台演出过呢。就是在Live House类型的地方,但是别人都有自己的作品,我还没有,就跟着群唱嘛。

  新京报:促使你离开的原因是什么?

  袁泉:那时候我并不是真的爱音乐,也不懂,就是个爱好者,也没下工夫去琢磨,是很不专业的态度。两年过去,当我毕业了我就开始考虑,真的要做歌手吗。那时候拍完《蓝色爱情》,我对电影还是有憧憬的,回头想想发唱片这事,根本什么都没准备好,就拿我一部半戏的片酬把合约买回来了。我当时并不是以专业姿态进入的,就是傻开心了,录了两个单曲,当时公司的状况也是在走下坡。

  新京报:大家都还挺惦记你跟姚谦合作的那张唱片《孤独的花朵》,还有后来几张EP。什么时候会再有音乐计划?

  袁泉:也在想,只是现在的唱片业跟原来完全不同,也许后面会有跟商业、跟戏有结合(的歌曲)。唱片这东西对我来说,并不完全是商品,而是我人生某一阶段的记录,唱的话也是要有感而发。也跟姚谦老师讨论过,但还没有计划。做我的唱片以后,他就是半退休的状态。我们一块儿聊聊生活也挺受益的,不再是老板和签约艺人的关系。

  ■ 话题回应

  在话剧舞台上,你跟孟京辉、田沁鑫都合作了很多次,他们的风格也在变化。从最初到现在他们的人有什么变化吗?

  人在变所以戏也在变,因为生活中每个不同的阶段,会对自己过去习惯的东西有一个习惯性的反思。创作就是这样,你其实不可能重复自己,不管在哪个阶段做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但它是你想要表达的东西。看一个导演,要看他们的历史长河。

  我很喜欢《活着》,第一轮演没什么感觉,首演完余华上台说黄渤演出了他笔下的那个人物,抓到了精髓,我们才觉得踏实了。余华又稍微提了一句我,我紧张得就像考生等待批卷子的考官一样。第二年复排,我们看了录像。很多戏是没办法看录像的,因为在剧场和在电视里看都不一样,但是看着看着就觉得导演好牛啊,黄渤真好啊,多媒体、音乐、舞台(都很好)。老孟的变化也很大,《琥珀》的时候他会把压力带给演员,到《活着》就不会了。他怎么变得那么仁慈,总是把积极的东西带给你,虽然他自己压力很大。能够参与《青蛇》也是,收获非常大。自己都觉得怎么那么幸运,演了这些好戏。

  在《我想》的MV花絮里看到十多年前的你,那时候青春、朝气、灿烂。而我近些年几次采访你,都感觉其实你比较设防。

  那时候确实是很透明的状态,一切都在憧憬之中。你说我挺设防的,可能我对自己有太多期待,期待自己在各方面都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表达起来就会特别谨慎,觉得缺太多东西,需要去学习和完善。有时候会突然发现自己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也会有很多怀疑。我希望我是真诚的,我不可能去编造希望呈献给大家的样子。起码我是真诚的,我觉得。口述:袁泉

  有时,我是借着角色的能量来帮助我,帮助观众,怎样更好地度过我们自己的脆弱人生。

  我没有变,只是没以前那么较劲儿了。现在我会让自己放轻松,尝试更多可能。

  采写/新京报记者 陈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