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插图/许英剑

  非常评

  近来,中国高铁输出海外的步伐日渐加快,京沪高铁盈利的消息又传来。当此之时,网上一股“为刘志军平反”的呼声“不失时机”地出现。有人称刘志军“终将名垂青史”,甚至有人说:“刘志军贪了多少钱不重要,他打造的高铁改变了中国……你把刘志军贪掉的钱拿去也买不来。”

  中国高铁不是刘志军的贡献

  为解决资金难,铁路部门有一系列举措,如铁道债的发行等,都是民间财富的转移,与其“感谢”刘志军的贡献,不如感谢“沉默的大多数”所承受的巨大付出。

  高铁是中国高端制造的名片,饮水不忘挖井人,有人因此把刘志军捧上高铁最大功臣的崇高地位。这是典型的黑白颠倒。反问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刘志军,中国的高铁就不存在了吗?有没有可能效率更高、发展速度更快?

  中国高铁时代的到来是市场大环境呼唤的结果,中国城镇化的过程是人类史上从未经历的大迁徙过程,市场从区域分割、恶性竞争到全国统一,意味着物流、客流大规模增长。传统的物流工具进入瓶颈:成本最低的水运,速度最慢;成本最高的航空,平均客流量多年来以两位数增长,但空域管理的滞后与成本的高昂,使航空不可能成为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最大的载体;主要靠汽车运输,会让中国拥堵增加十倍,人口第一大国不可能依靠汽车运输。只有快速铁路,能融合水运与航空的优势,而中国铁路多年来人均铁路里程只有一支烟的现状,为中国铁路的后发优势提供了空间。

  中国高铁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与技术,现在同样如此,铁路部门活学活用“以夷制夷”,逼迫合作方拿出核心技术合资,是一个进步。高铁建设的资金难题迄今未能解决,刘志军任人唯亲、管理混乱,不可扼制的贪腐加剧了中国铁路资金困境。刘志军没有给铁路公司带来现代管理,带来严格的财务控制,反而以草莽土豪的形象,加剧了市场混乱,现代公司所必需的要素铁路公司未能具备。

  中铁总公司2014年一季度财报显示,总部尚可糊口,下属子公司度日维艰,据中铁隧道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王梦恕对《经济观察报》介绍,中国中铁各分局目前资金运转水平非常差,不少公司负债率高达90%以上,包括电气化部门,中国中铁电气化方面目前亏损约几十个亿。

  为解决资金难有一系列举措,如铁道债的发行,债券所得税的免除,以及大量廉价贷款,都是民间财富的转移,与其“感谢”刘志军的贡献,不如感谢“沉默的大多数”所承受的巨大付出。这些牺牲体现在承受物价上涨上,体现在对高铁票价的理解上,体现在对城镇化的期盼上。

  从披露的已有信息看,刘志军是个工作狂,但强调一点不足以突显立体的个人,他同时还是一个权力狂,好色狂。神化刘志军个人在高铁上的作用,真没必要。 □叶檀(财经作家)

  为何会有给刘志军“平反”的调调

  其实这种“能吏”“廉吏”之辩古已有之,之所以说这种思维危险,是因为它排除了一个官员既“廉”又“能”的可能,只留下两个“烂苹果”让人们挑选。

  中国高铁这些年的发展有目共睹,说其“改变中国”也并不为过,但且不说“高铁是由刘志军打造”这一论断是否准确,只是这种“只要做成事,贪点钱都是小意思”的唯结果论就足够骇人。

  刘志军对中国高铁的发展当然是有个人贡献的,但其受贿、滥用职权也是法有定论。刘志军若要在正在行进的历史上留名,硬币的这两面不会被遗漏。如果说为了旌表其“发展高铁之功”而淡化或忽略其贪赃枉法之罪,相信未来任何一个正直的史家都是不屑为之的。

  “为刘志军平反”之说其实暗含着一种危险的潜台词:世界上只有两种官员,一种是大胆作为的贪官,另一种是碌碌无为的清官。正是基于这种意识,一些人才不无后怕的感慨“幸亏当年有刘志军”,有些人甚至罔顾其贪赃枉法之实,动情地把刘志军描绘成“一心一意为高铁”的英雄形象。

  其实这种“能吏”“廉吏”之辩古已有之,之所以说这种思维危险,是因为它排除了一个官员既“廉”又“能”的可能,只留下两个“烂苹果”让人们挑选。几千年过去了,我们还要做这种“比烂”的游戏,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而刘志军这种作风彪悍到不被规则约束的“干将”,对高铁的发展也绝非有利无弊。“跨越式发展”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一直悬在很多人心头,而刘志军及其一干下属的贪赃枉法被查实之后,人们对当年的铁路建设过程更增怀疑。如果问谁对高铁公信力的伤害最大?显然是推动者、主导者的“不规矩”。

  中国需要发展,但绝不需要不顾一切的发展,因为历史已反复展示,这种发展一旦产生恶果,将到怎样骇人的程度。而我们在评判一个人的是非功过时,同样不应只看到其“推动发展”的一方面。何况,这种语义上的“发展”还仅仅是技术、经济层面的。而真正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包括制度的改进、公平的维护、法治的坚守。

  只有对“发展”有健全的认识,才不会在评判刘志军这样的人物时陷入非此即彼的泥潭。历史会给刘志军一个公正的评价,但最后写在史书上的绝不是简单的“高铁功臣”四个字。 □西坡(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