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妈妈于淑香和白化病孤儿小洁,小洁最会撒娇。


在桓青香和刘峰的家里,亮亮和大震玩得很开心。


于淑香和她的孩子们。


爸爸刘峰接自家的孩子回家。新京报记者 高玮 摄

  他们还是孩子,或肢体残疾,或身患疾病,从小就被遗弃。

  他们平淡地生活在福利院,多有一个姓——党。

  可有时也会遇到惊喜,“中了彩票似的”——他们中身体残疾、智力正常的孩子被送到能创造更好成长环境的慈善机构助养。

  北京春苗儿童救助基金会,就是参与助养贫病弃儿的慈善机构之一。他们为这些孤儿都安置了一个家。

  连日来,新京报记者走进这些家庭,发现在这个“家”里,有爸爸妈妈,有兄弟姐妹,有真实的生活状态,当然,也有真实的爱与离别。

  回家

  9岁的党志君上小学二年级。下午4时放学后,为炫炫自己的权威,他让妈妈于淑香“快点推”。

  轮椅的车轱辘在飞速旋转。刚到家门口,砰一声,党志君笑着飞身跃下,半个身子哗啦倒在地板上。

  下身瘫痪的他借助一把几公斤重的扶手椅,噌地扶稳站了起来。他用他塌陷的吃不住力的脚,一点点朝卧室挪去。

  3岁的小妹党小洁看到党志君回家,叽叽喳喳走过去。帮哥哥拿书包。

  党小洁患白化病,头发、眉宇赤白。她的小碎步比哥哥快,几步到了卧室。

  他开始召集兄弟姐妹们“开会”——“党馨雨、党小洁、党小强……你们过来”。党志君喊道。

  “你们说,你们听我的(话)吗?谁敢不听我的?”爸爸妈妈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党志君眯着眼睛,摆起老大的架势。他要证明,在家里他说了算。

  党志君话题刚一撂下,两个三岁的孩子默许点头,但高党志君一头的12岁姐姐党馨雨吐吐舌头,“我不听”。

  “你敢不听?!”党志君做愤怒状,似要挪身扑向党馨雨。

  党馨雨咯咯笑,带弟弟妹妹跑了。

  看姐姐不在,党志君嘿嘿笑,对新京报记者说:党馨雨比我大,你知道为什么怕我吗?

  他眯着眼透露技巧,“她最怕痒痒,我咯吱她。”

  11月28日下午5时,顺义一普通小区,一串串笑声从小区一楼传出来。五个孩子“哥哥”“姐姐”“妹妹”“弟弟”欢叫着,玩儿得不亦乐乎。

  在厨房里,孩子们的爸妈宋维良和于淑香腰系围裙,他们泡好一盆粉条,买了一块猪肉,要给孩子们吃家乡菜“猪肉炖粉条”。

  下午6时,天刚擦黑,夫妻俩做好一桌饭菜,五个孩子排着队去卫生间洗手,然后端坐在餐桌旁等爸爸妈妈吃饭。

  当爸妈

  看几个孩子吃得正香,于淑香双眉下挑,她笑说这个家其实是“假的”,她怎么可能有五个孩子?

  于淑香所说的“假的”,是指她和老公宋维良并不是五个孩子的亲生父母。但在北京当孤儿的父母,是他们的工作,也是使命。

  2006年夏,在黑龙江大庆一家饭店做面点师的于淑香听到亲友说,“北京有孤儿需要照顾,你和你老公那么喜欢孩子,很合适,就去当他们的爸妈吧。”

  “我不去”,于淑香想都没想,一口回绝。她知道照顾孩子不易。

  “要不你们先去看看孩子,不想干再回来。”亲友试图说服。

  于淑香心软了。

  她回到家,对当时在砖厂开车的丈夫宋维良说,“要不咱就去一趟北京,看看?”

  2006年10月,于淑香夫妇俩将正读高二的儿子交给婆婆,踏上去北京的列车。当时,春苗基金会尚未成立,但作为以救助孤儿为方向的公益组织,一直承担着护养福利院孤残儿童的重任。公益机构还在顺义一小区租了几间三室一厅,想为孤儿们找专职爸妈。

  “在社会化小区,我们寻找有养育子女经验的,特别爱孩子的真实夫妻成为孤残儿童的爸爸妈妈,让孩子们建立非常完善的社会关系,体会到真实家庭带来的温暖和幸福。”春苗基金会秘书长崔澜馨说起公益组织雇佣真实夫妻的初衷。

  于淑香夫妇来到北京顺义一小区。

  夫妻俩到小区后,三个大小便失禁、不能走路的孤儿向他们扑来。“多好的孩子,我想照顾他们,想试试。”于淑香捏了捏丈夫的衣角。

  要干,就干吧。宋维良说。

  夫妻俩经过面试,顺利成为三个孤儿的爸爸妈妈。殊不知,夫妻俩的决定遭到婆婆的强烈反对,“你们去北京干啥,又不赚钱,干吗要跑那么远。”

  “不是为了钱,为娃。”于淑香知道夫妻俩如果照顾孤儿,一个月一共拿2000多元工资,攒不住钱,但她有自己的逻辑。

  假期,夫妻俩想家了。于是将三个孩子带回大庆。一路上,于淑香格外忐忑,“婆婆会认这几个大小便失禁的孩子吗?”

  本以为会遭婆婆冷脸,但看到三个孩子后,于淑香说,“婆婆乐了。”

  三个孩子在大庆老家开心地玩耍,这一幕被40多岁的桓青香看得眼馋。

  桓青香,于淑香的亲友,大庆一家保险公司经理,月入五六千元,丈夫刘峰做粮食收购生意,月入两千多。夫妻俩有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女儿。小日子平淡而又幸福。

  “要不,你们也去北京面试一下?”,一天,看夫妻俩对孩子爱不释手,于淑香试探地问了一下。

  “我女儿读高一呢,咋去,去了后,孩子变坏咋办”,桓青香心里嘀咕,不能去。

  三年一晃而过。

  2011年夏,桓青香的女儿考上大学。8月21日,当女儿提着行李箱离家上大学后,桓青香又悄悄嘀咕,要不要去北京照顾孤儿呢。

  恰在这时,于淑香给桓青香打电话,“你女儿也上大学了,你们夫妻俩就去北京吧。孩子们需要你们。”

  “女儿也上大学了,再说不去就没理由了,去!” 2011年9月13日,桓青香和丈夫刘峰来到北京。

  桓青香称,担心应聘不上,她还留了一手,“我没有辞去保险经理的职务,万一应聘不上我就继续回家做保险。”

  面试通过。夫妻俩果断辞职。

  9月20日,桓青香和丈夫来到顺义。她要照顾四个孩子。其中三个男孩,一个女孩。分别患轻度脑瘫、先心病及下肢瘫痪等。

  四个孤儿中,19岁的党文明最让桓青香担心。党文明下肢瘫痪,看到新来的爸妈,小伙子不哭不笑,满肚子的心事。

  当其他孩子都“爸爸妈妈”地叫桓青香夫妇的时候,党文明憋了半天,牙缝里漏出俩字:阿姨。

  改口

  照顾孤儿,和正常家庭的孩子相比,更不容易。崔澜馨称,福利院送来的孩子尽管智力正常,但多是病残孤儿,患先心病、瘫痪、大小便失禁、肢体残疾等病症。需要特别照顾。

  于淑香到现在还记得刚开始照顾三个孤儿时的经历。

  “三个孩子都大小便失禁,从早到晚换尿布,一天能攒一大桶,到处都是臭味,说心里话,这不是我的孩子,我有不情愿的时候。”

  除了换尿布,于淑香最怕孩子们哭闹。当孩子们哭声此起彼伏的时候,于淑香心里急,“他们喊我爸爸妈妈啊,我要对得住这个称呼,我得全身心爱孩子,他们哭,是因为他们生病难受,我不能嫌弃。”

  于是,她和丈夫一点点摸清孩子们的脾气。给孩子吃什么药,怎么哄,哪个孩子最淘气,都要门儿清。

  和于淑香一样,桓青香一家也经受着孩子们带来的各种考验。在桓青香看来,最大的考验有时候来自“残酷的社会”。

  桓青香的论断并非没有依据。有时候天儿好,桓青香及老公刘峰会推着四五个孩子出门遛弯,在公园或广场,遛弯的人看到夫妇俩推着抱着一堆孩子,眼珠瞪得格外大。

  刘峰称,遛弯时,有人实在忍不住,就问他,“你们家咋那么多孩子呢……你们俩身体咋这么好呢……你们是不是近亲(结婚)啊。”

  刚开始,刘峰还想解释一下,可“越解释越糊涂”,于是干脆不说了。

  此后,但凡遇到“你俩是否近亲”的话题,刘峰总迎上去,说,“是,是近亲”。

  “这咋解释呢,一说,话就长了。”桓青香说。

  忍受着嘲讽,桓青香夫妇一直默默地“努力做一个称职的爸妈”。这一点,孩子们能用行动来感知。

  桓青香记得,小家刚成立之初,夫妻俩最大的挑战是,想让党文明亲口叫他们一声爸妈。

  一个月,两个月,党文明并不情愿。

  2010年11月,党文明去医院做手术,医院里,他打电话给桓青香。当时桓青香拿着听筒,焦急地听孩子的病情。

  “喂,是,妈妈吗?”党文明在电话里改口了。

  “啊——呀,我是妈妈。” 桓青香像吃了蜜一样。这让桓青香特别欣慰,“再固执的孩子,只要好好对他,总会有回报的,但你当他们的爸妈,不能图回报。”

  照顾孩子的日子显得平静而又充实。渐渐地,桓青香发现,像他这样的“家庭”在小区越来越多了。

  崔澜馨称,“给孤儿一个家”(教育寄宿家庭模式)这是春苗基金会的一个重要项目。“针对3岁以下的孤儿,我们设置了‘小婴儿之家’,护工全天候照顾孩子;但是3岁以上的孩子有心理和情感需要,为融入社会打基础,于是我们设置了教育寄宿家庭模式,设置了学习中心……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社会中生活,为走进真正的家庭做准备。”

  崔澜馨介绍,截至目前,在顺义一小区共设置6个家庭,每个家庭所聘用的爸爸妈妈养4-6个孩子。“我们每月支付爸爸妈妈共2600元补助……孩子吃喝拉撒租房等等由基金会承担……为了更接近现实生活,我们鼓励爸爸妈妈中的一人外出工作,但不能长期离家,要让孩子从小知道父母的角色,要赚钱养家,用劳动创造价值是一份责任。”

  没有爸爸的婚礼

  2009年,于淑香唯一的亲生儿子在东北老家结婚了。

  儿子结婚前打来电话给于淑香,“你和爸爸,能回来吗?”

  针对这个事儿,于淑香夫妇一直合计,“咱俩要照顾五个孩子的吃喝拉撒。儿子结婚是要回去,但这些孩子咋办呢?”

  最后俩人决定,于淑香一人回家参加儿子的婚礼。

  东北老家的婚礼上,儿子媳妇拜父母时,于淑香慌了神。这让不明情况的亲友不理解,“亲儿子结婚,他爸都不回来,还是爹吗,他爹咋能这样啊。”

  于淑香低着头,接受着各种数落。

  好半天,她当着全场,说出一句话,“不是爸爸不回来参加儿子的婚礼,爸爸也想回来,咱家办喜事爸爸咋会不惦记呢……是爸爸回不来,爸爸要照顾五个孩子,孩子们需要爸爸。”

  于淑香掏出一张全家福。全家福是于淑香夫妇与五个孤儿们的合照。7个人紧紧地凑在一起,对着镜头直乐。

  婚礼现场安静了,于淑香发现,“现场哭声一片”。

  看到大家哭,于淑香没有哭。但她所照料的7岁“女儿”党依娜,却轻易戳中她的泪穴。

  2011年7月3日,党依娜被美国夫妇抱养。这一天,母女俩泪如雨下。

  “天要塌了……那是我的女儿啊,就这样飞了”,党依娜被送走后,于淑香将自己锁在屋里,七八天不出去。很快,她病倒了。

  住院后,于淑香的亲儿子去医院陪她。

  病床上,昏迷不醒的于淑香不断呼喊每一个孩子的名字,“天亮啊,桂桂啊,天成啊,涛涛啊……”喊来喊去,唯独没有自己儿子的名字。

  儿子心中“老不是滋味儿”。

  事后,于淑香对儿子说,“儿子啊。妈妈没叫你是因为你不在妈妈身边,你别生气。妈妈爱你。”

  “爸爸妈妈照顾孤儿,这倾注了他们大量心血,这不是一份工作”,崔澜馨称,对于孤儿家庭的爸爸妈妈来说,最难受的就是“和孩子分别”的时候,“好多家长明知道孩子被社会领养是好事儿,但照顾几年,毕竟有感情了。”

  针对孤儿家庭爸爸妈妈可能面临的情绪等心理问题,崔澜馨称,心理咨询师要定期给爸爸妈妈们进行心理疏导。

  理想与现实

  “不干了!说啥也不干了”。去年一月,桓青香下定决心,她想回东北老家了。

  抛出这话的原因,是承受不了现实给她带来的伤痛,她三岁“儿子”小布丁刚刚去世了。

  小布丁患先天性心脏病,这让桓青香照顾起来格外留心。生活中,小布丁黏人,桓青香就去抱他,“我一抱孩子,他就不哭了,我说还疼吗?他说,妈妈我不疼,可舒服了。”

  “他其实就是想让你抱抱”,桓青香说。

  小布丁是在医院里与桓青香永别的。“孩子临走前,满屋子找我,知道妈妈来看他了……”

  桓青香脑子空了。“我真的想‘放手’,这么好的孩子,凭什么(走)啊,说没就没了,凭什么啊。”

  但是,一想起家里还有5个孩子需要照顾。桓青香放弃了回老家的念头。

  孩子们没让爸爸妈妈们失望。桓青香称,每每她回家,孩子们争先恐后叫妈妈,“孩子们会拿出拖鞋给我。说妈妈,你换上。”

  崔澜馨说,为增强孤儿们融入社会的能力,春苗设计了到消防局上消防课、超市购物等体验活动。记得一次活动中,给孤儿们每人50元去超市购物,“一个10岁小男孩,超市里转啊,转啊,这个拿下来,一会又放上去,一会问志愿者姐姐,这个好吃吗……”崔澜馨称,你知道孩子最后买什么了吗?“给妈妈买了一双手套,给哥哥买了一个文具盒,给妹妹买了一包糖果,剩余十多元说要给妈妈贴补家用。”

  看着噌噌长大的孩子,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理想。

  崔澜馨称,截至目前,十多年来,我们与河南、内蒙古、山西、河北等40多个福利院合作,一共助养超过1900名孤残儿童,“我们希望推动‘社会福利社会化’进程,希望社会有更多的关注孤残儿童的社会救助项目,通过民间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她说,如果未来社会福利真的实现社会化了,春苗基金会将承担“技术输出”角色,“我们可以为福利院,以及儿童福利机构提供专业技术培训,真正从孩子需求出发,让孩子们更容易融入社会。”

  孩子们的梦想纯粹又童真,“妈妈,等我长大了,给你住大别墅”“妈妈,我们坐小轿车”,“妈妈你喜欢花,我们要建一座花园”。

  桓青香也有梦想,她希望自己照料的孩子将来进入新的家庭后,兄弟姐妹间能相互联系,“如果哪个过得不好,就帮帮她(他)。”

  “孩子一个一个走了,还有一个一个孩子要来……就像树一样,今年秋天,叶儿落了,明年春天,叶子又长出来了。多好。”看着窗外的黄叶飘落,于淑香若有所思。(为保护隐私,文中未成年人均用化名)

  我们是从生存需求、生活需求再到发展的需求出发,最终达到孤残儿童可以顺利融入社会为终极目标。 ——春苗基金会秘书长崔澜馨

  新京报记者 申志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