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杀死瘫痪丈夫的崔大妈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在三中院受审。崔大妈情绪激动，她的辩护律师上前安抚老人情绪。 实习生 彭子洋 摄
前日，崔大妈在家中等待第二天出庭受审。实习生 彭子洋 摄
称身体患病觉得无法照顾对方，不想拖累儿女；自杀未遂，村民以及死者家属上书求轻判
“我杀了我的丈夫！”昨日上午，三中院法庭内，崔大妈瘫靠在自己坐的轮椅靠背上，痛哭不止。去年的3月6日，这位63岁的老人在怀柔区杨宋镇杨宋庄村家中，将自己悉心照料了15年的瘫痪丈夫杀害，在割腕自杀后获救。
崔大妈当庭承认“杀夫”的指控，称自己年事已高身患重病，自感无力继续照顾丈夫，又不想拖累子女，才有了杀死丈夫再自杀的想法。庭审中，崔大妈的辩护人出具了死者家属的谅解书，及村民联名请愿书为其求情，检方也建议可从轻或减轻处罚。
听闻“故意杀人” 大妈失声痛哭
昨天上午，身有残疾的崔大妈坐在轮椅上被推进法庭。当法官宣布开庭提及其“涉嫌故意杀人”时，崔大妈情绪失控，失声痛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庭审结束，期间法官多次安抚其情绪。
在哭声中，崔大妈断断续续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农民，小学文化，最初在村里打点零工，在丈夫1999年瘫痪在床后她便什么也没干，在家专心照顾老伴。
根据检方的指控，崔老太与被害人周某（男，殁年63岁）是夫妻，崔老太自认无力照顾长期卧病在床的周某，遂于2014年3月6日上午8时许，在怀柔杨宋庄村的家中，采用绳索悬挂重物勒颈的方式将周某杀死，导致周某机械性窒息死亡。崔老太作案后自杀未遂，随后给女儿打电话报警，民警在现场将其控制。
在法庭上，当被问到犯了什么罪时，崔大妈哭喊着说：“我杀了我的丈夫。”随后瘫靠在轮椅背上，被法警扶住。检察官随后让法警出示案发时的照片和作案工具，崔大妈刚看了几页，便称自己实在看不下去了。
杀夫后自杀 只为不拖累儿女
在检方出示的一份警方笔录中，崔大妈说：“我和周某结婚快40年了，他卧床不起这么多年来，生活不能自理。为了照顾他，我的身体也被拖垮了，也被确诊为二级残疾。我觉得自己再也照顾不了他。”
崔大妈一直哭着讲述事情经过。她介绍说，受丈夫瘫痪一事拖累，家庭贫困，儿子也一直找不到对象，为了不拖累子女，她才临时起意，想杀死丈夫。
庭审过程中，崔大妈不止一次表达了对子女的愧疚，在回答公诉人“你不能照顾丈夫了，为什么就要杀死他？”的提问时，崔大妈说，别的父母不仅帮孩子找工作还买房，而自己和老伴平时的积蓄都买药花掉了。
“我的身体也不行了，也需要别人的照顾，这样就会拖累子女。”崔大妈说，自己的儿女平时在城里上班又很累，周末回来一趟真的很麻烦，所以最终才想到用结束自己和老伴生命的方式来了结这一切。
本案没有当庭判决。
焦点1公诉
开听证会听取意见
邀请法学教授、监督员等参会；最终提起公诉
新京报记者在庭审后了解到，此案被移送到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后，在是否对崔某提起公诉，检方一度出现不同意见。
支持公诉的意见认为，作为故意杀人案，必须采取最严厉的态度才能实现刑罚目的，培育国民对生命的尊重。崔大妈接受审判能够给她带来赎罪感，还能向社会公众传达一个信念：无论多么困难都不能放弃生命。此外，中国将逐步进入老龄社会，家庭照顾老弱的压力和责任越来越重，希望通过该案的审判可以唤起全社会、尤其是政府部门加快完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建设的步伐，尽量避免类似悲剧重演。
认为不应公诉的意见则称，崔大妈是出于对子女的关爱而实施的犯罪行为，其心情可以理解。如果作出不起诉处理，能够给其子女一个抚慰和继续孝养母亲的机会，以弥补内心的创伤。而通过对此案做相对不起诉处理，能够唤起全社会对于“居家养老”制度的关注，社会效果比较好。
为此，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曾召开了命案公开审查听证会，邀请3名法学教授，3名人民监督员，以及当事人近亲属、辩护人参会，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检方昨日介绍，根据《刑法》，崔大妈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且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因而对崔大妈提起公诉。
焦点2量刑
于情可悯于法难容
辩护人希望缓刑；检方建议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崔大妈的辩护人所出示的证据中，有一份杨宋庄村村民的联名请愿书，称崔大妈和丈夫感情深厚，丈夫瘫痪后仍悉心照顾其15年。“此事发生属迫于无奈，恳请人民法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村委会也出具证明，指出崔大妈照顾丈夫多年，非常周到。民政局曾针对低保户出台照顾政策，可以把病人送到敬老院，但崔大妈怕丈夫受委屈，坚决拒绝，多年来亲自照顾老伴。
同时，死者周某的姐姐、弟弟、妹妹也联名写下谅解书，称崔大妈在照顾丈夫的15年中，付出极大，自己患重病后对丈夫仍不离不弃，从无怨言。对崔大妈的行为表示谅解，也希望法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辩护人还出具了崔大妈的病历及残疾证，显示其患腰间盘突出、脑梗塞等疾病，并身患残疾。建议考虑到崔大妈的身体状况，希望法庭能对其处以缓刑，或者免予处罚。
“于无奈间杀死丈夫后自杀，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办案检察官称，经过调查发现，崔大妈在其丈夫瘫痪15年期间，一直尽心尽职，悉心照顾。其良苦用心，也被左邻右舍看在眼里。
但检方同时表示，即便崔大妈丈夫成为植物人，其生命权也不容剥夺，生活的困境不能成为剥夺他人生命的借口，希望法庭能依法定罪量刑，也对社会起到警戒作用。根据宽严相济的法律原则，可从轻或减轻处罚。考虑到案发原因及获得死者亲属谅解，建议对崔大妈处以10年以下有期徒刑。
■ 探访
勒杀瘫夫 15年煎熬后的爆发
前日，新京报记者前往崔大妈在怀柔区杨宋庄村的家，探望这位取保候审、将于次日在法庭受审的老人。在当地村民看来，崔大妈杀害瘫痪丈夫，是这位老人15年煎熬的爆发。
“她啊，太苦了”，村民们说，15年间，因为崔大妈每天为其翻身、擦拭身体，瘫痪的丈夫一直都没有生褥疮，但最终衰老的身体和艰难的生活摧垮了她。在村民联名的请求法院轻判的请愿书上，60多个按下的红手印表达着对这位老人的同情。
老人自责 “为什么我没走成”
崔大妈的家在怀柔区杨宋镇杨宋庄村，问路的时候，一名路人指着一棵高大的槐树说，“那里就是了。”
槐树往北百米，就是崔大妈的家，普通的水泥墙平房。轻声询问几声后，东屋传来了十分微弱的声音：“我就是，我在。”
躺在床上的崔大妈挣扎起身，相比身份证上十余年前的照片，她显得瘦弱不少。
“我以前身体很好，就是照顾老伴给累的，年纪大了，得了高血压、脑梗、腰间盘突出。”在沙哑的嗓音中，崔大妈艰难吐出了这些字。
她说自己杀夫并非蓄谋已久，检方提供的警方笔录也证实了这点。“身体不好后，就不想拖累孩子们，我一直想过死，事发前一天晚上，我想到了这个办法，第二天一早就这么做了。”
崔大妈伸出胳膊，抚摸自己左手腕上的刀疤，这是一块约5厘米长2厘米宽大小的刀疤。去年3月6日，在她把拴着两个桶四块砖的绳子挂在丈夫脖子上不久，她拿着壁纸刀划过了自己的手腕。
在写给儿女的遗书中，她说，“儿子女儿，妈走了，没给你们留下好的念想，家产你们俩考虑着来，你们会好的，妈走了以后不要伤感，让妈安心地走吧……”崔大妈女儿证言称，她接到母亲电话赶回家，发现屋子都是血，母亲躺在床边奄奄一息。她拨打了120，母亲最终获救，但父亲却已死亡。
“为什么我没有走成”，崔大妈不断摇头自责。她说，那天她感觉自己差不多的时候，给女儿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回来，“我想着她回来我也就死了。”
村民惋惜 “她就是一时冲动”
“她就是一时冲动”，邻居曹老太对崔大妈的遭遇感到惋惜，许多村民对崔大妈过去15年照顾瘫夫付出的努力抱以同情。
“前期老周还能下咽，后面成植物人后，她就咬碎东西用管子喂。”在曹老太印象中，崔大妈对丈夫的照顾已经到了极致，每天喂饭、喂水果、喂药，十分细致周到。曹老太说，崔大妈也曾找她倾诉，多次流露出轻生念头，自己也劝说过：“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不要胡思乱想”。
崔大妈门口小超市的老板单先生，无数次目睹崔大妈推着坐在轮椅车上的丈夫出来遛弯，”老周刚患病的头十来年，每次都出来遛弯一个小时，从没间断过”。而在周某已经不能动弹的时候，村民武先生曾去探视过，“（崔大妈）把屎把尿，房间收拾得一点味道都没有。”
村民张先生回忆，崔大妈原本身体很不错，但后来就慢慢发现她行动迟缓。“这就是没日没夜累的。”
村民透露，崔先生的一双儿女在北京城拿的都是低工资，接济老两口的能力也有限。崔大妈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悉心照顾卧病在床的老伴，一晃就是15年。为了给老伴治病，崔某省吃俭用、四处奔波、寻医问药，几乎把全部钱都投在了里面。
崔大妈本人也证实了这个情况，“常年买药开销大，家里也没有啥经济来源，儿子曾经连对象也找不到。”
■ 追访
怕丈夫受委屈 拒送养老院
杨宋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加资介绍，在周某瘫痪最初的几年，崔大妈一家曾享受过低保，最开始一人100多元，后面逐渐提高到500元左右，享受了五六年。但崔大妈的子女有了工作后，他们一家收入就超标，无法再享受低保。“我们当时也想继续给他们办，但是都是联网查的，就没办法。”
张加资说，杨宋庄村在产权制度改革后，村民依靠出租土地等每年都有股金收入，“他们家大概能分到8000到一万元。”
据介绍，在此期间，村里也打算送周某去养老院，但是崔大妈认为没人可以比自己照料得更好，而且丈夫也对自己有了依赖，担心丈夫在养老院受委屈，就坚决拒绝了。患病初期，崔大妈还经常带丈夫到医院看病，并通过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过一部分医药费，但是自费的部分对于崔大妈一家来说数目也不小。
张加资回忆，在事发前1个多月的春节，村里还对崔大妈家进行了慰问，但并没有看出任何异常。
■ 专家说法
提供帮助 政府可先“摸底”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杜鹏表示，崔大妈在15年的照料以后，采取了这样一个过激的方式，说明我们迫切需要发展、支持家庭照料者制度。政府在原有的低保之外，考虑到有这样一个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给予一定的照料补贴。另外，可以给这样的家庭每个月购买服务，有人来替换她一下，使她能够喘口气。再有就是一些社会工作者给予一些支持，包括心理上的一些疏导。
“这个案件也提示政府应该做一个摸底，看有多少老人是处于这样的状况，有多少这样的高风险的家庭”，杜鹏认为，社会力量以及一些慈善组织介入的时候首先要知道这些家庭在哪儿，是什么样的状况，才能分门别类地给予他一些社会的支持。
采写/新京报记者 林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