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画家仇英《竹林品古图》。

　　“乾坤的变化，乃是风雅的种子”

　　风是国风，关乎饮食男女，雅指趣味，更有一种精神的高洁在里面。风，一个唇齿音，气流轻轻推出。接着一个平坦的元音，似门被轻轻推开，又似古人临风吟诵。风雅合在一处，指涉一种生活形态，一种物质性和精神性高度结合的生活。这种消弭了艺术与人生界限的生活在晚明——一个风华而又奢靡的年代——趋于登峰造极，半个世纪的盛放之后，又遭时代的罡风强行摧折。弦已断，音已绝，大雅风流云散已久，但晚明士人对美精微的感受能力、精致的生活趣味已沉淀进了国人文化血脉深处，等待着有朝一日被唤醒。

　　我喜欢的日本俳人松尾芭蕉，不知何处说过，乾坤的变化，乃是风雅的种子。原来风雅的起处，就是随着四季更迭搏动的那颗灵敏的心。只要心足够放松、自如与优雅，好的风景、好的人、好的句子，就会时时把它弹拨。都说现代生活关系千万重，充满重重焦虑，但此念一动，游目骋怀，通过阅读重拾一份优雅的心境，也不是没有可能。

　　1 天下一等风雅浪漫之人张岱

　　列在这份私人书单第一位的，是张岱的《陶庵梦忆》。张宗子出生绍兴世家，自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这位大玩主，在我看来乃是天下一等风雅浪漫之人。《陶庵梦忆》写晚明市井种种，绍兴灯景、虎丘中秋、西湖香市、杭人看月，也写上流社会的宴饮交游、古玩珍异，看他兴兴头头地说茶楼酒肆、放灯迎神、说书演戏、斗鸡养鸟，直似一幅晚明南方浮世绘。张宗子生于十六世纪末，是那个浮华年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到他写这部回忆录时，已是穷困不堪的晚年光景。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检讨说，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说的是自家身世，也是对那一瓣过早夭折的文明之花的一声叹息，是对那个精致时代留恋而惆怅的临去一瞥。

　　他写童年时代在祖父的天镜园读书，“幽窗开卷，字俱碧鲜”。又说登上城外龙山看雪，“万山载雪，明月薄之”，而他32岁那年在镇江金山寺率家班演一场夜戏时，那月光则从林下漏下，“疏疏如残雪”。他写的去南京找闵老子斗茶的故事，写与朱楚生等一干文艺青年坐船去定香桥看红叶的故事，写陈洪绶在西湖岳庙夜追一个女子的故事，笔墨热闹如同小说。他写交游的同时代女子，笔端更见情意，说朱楚生，色不甚美，“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说王月生，长得如出水红菱，又性情寒淡，与某公子同寝食半月不吐一言，某日口动，也只“家去”二字。写秦淮河房，则是“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非真风雅者不能有此文笔。1632年冬，张宗子往湖心亭看雪，“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世上自诩风雅者多矣，谁人有此痴绝？

　　2 晚明风雅：《长物志》和《浮生六记》

　　苏州文氏家族，堪称吴中风雅之渊薮，大画家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自小身受绮丽的南方风雅文化熏染，三十出头时写了一本叫《长物志》，书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蔬果、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香茗十二卷，前五卷谈园林基本构建，后七卷谈世家所用器物的制式及摆放品位。把精神寄寓于器物，这本书最为鲜明地显示了这一明人风习。何者为宜，何者不宜，在晚明这样一个消费社会，如何使用物、消费物自有一定之规，这不是文震亨一个人推许的高雅，《长物志》只不过从中抽取出了一套普遍的规则。譬如他谈窗，“用木为粗格，中设细条三眼，眼方二寸”，谈香炉，“惟宣铜彝炉稍大者，最为适用”，“乌木最上，紫檀、花梨俱可，忌菱花、葵花诸俗式”，都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是不是可以作为今人追慕风雅的实用指南？昔年读谷畸润一郎《阴翳礼赞》，惊叹日人生活格调，原来也是承袭了晚明人的风雅。

　　文震亨用“长物”经营起来的这个世界，更多体现的是人与物的共生关系，这是明人风雅的基石。后世沈三白的一册《浮生六记》，把这种风雅扩展到人与人之间，深入到日常生活每一处皱褶和肌里，去体察与观照。书中记述的与妻子“芸”的闺房之乐、闲情之趣，伉俪之情深笃，更让人觉恬淡生活之楚楚可爱，以致林语堂向西人译介此书时，把“芸”推许为“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沈三白是苏州人，不是名门之后，据俞平伯等人考证，可知他以游幕为生，做过一些小生意，也卖过画，喜欢园艺、旅行，偶尔濡毫伸纸，也全是真性情。此人身处乾隆年间，此时去晚明已近两百年，可见风雅一脉，也是代有传承。

　　3 风雅余韵在民国

　　民国人物中，文章上得着晚明士风和风雅神采的，在我看来偏偏是政治上有污点的周作人、胡兰成二人。胡兰成的文字，摇曳多姿，如妇人行于水上，一顾一盼，俱见风情。比如《今生今世》“民国女子”一节写到他与张爱玲的遭遇始末，“我与爱玲只是这样，亦如人世间有似山不厌高，海不厌深，高山大海几乎不可以是儿女私情”，山河，家国，男女私情，在他笔下总是串作一处，优雅而妩媚。这是他文章之长处，亦是见识之短处，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糊涂”。再者，从他对张爱玲、周训德、范秀美等女子的态度来看，总有点把女人视作“物”的纨绔风习，也让我殊为不喜。但一册《今生今世》，看他以古雅而性情的文字谈桃花、谈月令，说古镜、又说世上人家，实堪惊艳。比如他说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又比如他说为文心法，须解散了结构，“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他是真得着了中国文字的“风”之趣的。

　　周作人的小品，冲淡、闲适，有士大夫气，这“气”，是有老底子在，才可以有的沉着。看他苦茶庵里，瓜棚豆架，谈天说地说鬼神，极似浙东乡间的老茶，入口微辛，回味却甘。看多了他的文字，还是有对人间的大悲悯在的。比如《雨天的书》里他回忆初恋的对象，“仿佛是一个尖脸庞，乌眼睛，瘦小的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北京的茶食》里说，“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看来他不仅得着了晚明文章的神韵，更得着了精致的风雅生活的旨趣。读周作人，除了各种版本的《知堂回想录》，最为精粹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刘应争先生选编的一册《知堂小品》。

　　这种闲适、优雅的情味，到了当代已是花果飘零，唯在汪曾祺的笔下可以见其余绪。汪是小说家，沈从文的弟子，留世文章不多，又是“搂草打兔子”的心态去写，然一册《蒲桥集》，谈掌故、谈吃食、谈西联南大师友，闲适中自有深情，有传记作家写汪氏，以“最后一个士大夫”作题，也算恰如其分，只是这最后的“士大夫气”里，已经掺杂进民间草根的气息了。

　　4 欧式的风雅和趣味

　　说到西人的优雅，最惹人情思的老欧洲式的精致趣味。在一本旧杂志里看到过普鲁斯特1892年的一张照片，拿着网球拍，像个花花公子一样侧着身，笑着，边上是一个孩子和一个容貌端庄的年轻女子。《追寻逝去的时间》曾经陪伴了我整个九十年代，塑造了我对另一种文明的想象。十九世纪巴黎的街景，社交场里起舞的人们，花园里的聚餐，市场，咖啡厅，沙龙，餐馆里的妇女，郊游，柏格森和左拉，女友们，度假……那是一种多么缓慢的生活。还有他在贡布雷庄园里的一个个不眠的夜，妈妈湿热的吻，教堂钟声，篱笆上的紫色小花和斯万家那边的小径。哦，还有他的病，哮喘——那个时代里同结核病一样苍白得优雅的病——春天的花粉居然是他的天敌！但我最想推荐的还是新文化史家彼得·盖伊的《施尼兹勒的世纪》，一本谈论19世纪中产阶级趣味和内心生活的书。彼得·盖伊让那个时代的作家、浪荡子施尼兹勒引领着我们，去一一领略布尔乔亚的客厅、居室、家庭关系及性与爱，让我们看到维多利亚朝代拘谨的表象之下的开放与坦率，着墨尤多的是对施尼兹勒疯狂逐爱生涯的记述。毕竟，风雅与情色也就一墙之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