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草婴先生去世一周后的这一期封面，我们缅怀这一位让我们领略到俄语文学峰巅之美的翻译家。
我们几乎读着他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当代英雄》、《一个人的遭遇》长大。对于中国几代文学读者而言，俄罗斯文学是一门博大深刻的必修课，它是塑造我们的美学品位、情感方式的力量之一。我们熟悉这个国家文学地貌上的一座又一座高峰，无论是列夫·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抑或是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他们创造了属于全人类的财富，跨越语言的藩篱，给全世界的人们施予文学最慷慨的礼物。
翻译家是这些崇山峻岭间，艰辛勘测地貌，绘制地图的人，这些人的名字还包括曹靖华、戈宝权、力岗、乌兰汗、汝龙、智量、满涛……草婴是其中最出色的之一，而他以一人之力，用二十年的时间翻译四百万字之巨的托尔斯泰全集，全世界几乎绝无仅有。
1987年，苏联作家协会授予草婴 “高尔基文学奖”，颁奖辞中有这样一句话：“（草婴）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称自己是草婴先生的“学生”的高莽曾经在文章中记下过草婴先生的翻译六步法：先反反复复读原作，把原作读懂；接着逐字逐句翻译；然后对照原文仔细核对译文，看看有无脱漏、误解的地方；再离开原文，从中文角度审阅，朗读，努力做到流畅易读——老朋友孙道临曾经为他朗读过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译稿；这之后交给出版社根据编辑意见作调整；校样出来最后通读一遍。
高莽记得，1983年在黄山的夜谈，草婴先生告诉他：“托翁写作《战争与和平》时，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修改了七遍。译者怎么也得读上十遍二十遍吧?”《战争与和平》4卷作品草婴整整译了6年，其中559个人物，他做过559张小卡片，将每个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直到真正进入小说中的世界，才开始动笔。
草婴先生的人生做的是减法。“文革”后，领导曾经请他担任上海译文社社长， 草婴拒绝了，他说自己就是想把托尔斯泰的作品全部翻译出来，那是他更想做的事。他把身外的工作、待遇、头衔全都去掉，一生只做这一件事。他是真正的“职业翻译家”，并将翻译视为终身志业。这样的举动在今天的市场化语境中，无疑是要饿死人的。即使在物价没有涨上来的年代，翻译也终究是清贫的工作。1982年草婴的小女儿盛姗姗赴美学习油画，2000元的机票是用父亲3年翻译《安娜·卡列尼娜》的全部稿费买的。但我们庆幸，我们有这样好的翻译家，可以让我们如此信任。
全球化发展如斯的今天，我们从地球这头了解那端的愿望愈发强烈，每年翻译的图书或许远远超过本土的创作，而翻译的乱象丛生，早已是多年积弊。斯人杳去，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背影，我们眼望着这背影，从缅怀中生出学习之心。这一期专题，我们从怀念起，从翻译谈开去，聊一聊我们这时代的俄语文学，俄语翻译，聊一聊那些美好的翻译带给我们的愉悦。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昶伟
从中国国际关系的变化角度去讲，老一代译者中，受良好俄语教育的不在少数，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多俄罗斯文学译本的人才基因。翻阅俄罗斯文学翻译家的履历，大致的人生经历，都有相似之处。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这批译者接受俄语教育，并深受俄罗斯文学熏陶，走上翻译之路。经过时代蹉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批译者，重新恢复翻译工作，因深知时光不容虚耗，发奋以求遂早年之志。
同样，我们也应认识到，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翻译界，存在着深刻的人才断代。这既是政治环境造就的，同时，也有俄罗斯文学自身的因素。
今年夏天，刘文飞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调到了斯拉夫语研究中心。这个学术机构的建制和传统俄语系不同，更多的是国外俄罗斯研究的建制。在西方，俄罗斯文学研究是在斯拉夫学的背景下，斯拉夫学作为一门学问，是像日耳曼学，东亚学一样的大学科分类，下面又分出捷克的文学、波兰的文学等类别，就像东亚学分类下有中国学、日本学。
刘文飞说，西方斯拉夫学最繁华的时候是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例，美国斯拉夫语研究最强大的时候每年有一两万名俄语毕业生，当时任何大学的斯拉夫语系基本上是俄语系。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人调整得很快，十年前刘文飞在耶鲁大学访学时发现已经没有一个本科生把俄语作为毕业的专业。知道他在这边的斯拉夫语中心，他的朋友、耶鲁斯拉夫中心的主任开玩笑说：“你们的斯拉夫语兴了，我们的斯拉夫语研究正在逐渐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