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并非只是一条“路”,而是连接东西方社会历史文化的“国际大动脉”,它一直在蜕变、发展和更新,从未停歇,如今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下,更是焕发出别样生机。不过,在古道驼铃的浪漫遐想,斩妖除魔西游“取经”的文学梦境之外,我们真的了解“丝绸之路”吗?这不是一个疑问,而是呈示了世人尤其是学者们再次探求真实丝路的兴趣。也正因此,古道新史,在所不辞。

评点

  通过新出土的文书、墓志、考古材料来研究,已成一种学术风尚。今年面世的著作里,学者荣新江充分利用西域出土文书,以多个个案探讨“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汉学家芮乐伟·韩森以文书为核心,激活历史细节,构建了“丝绸之路新史”;还有学者从文献出发,研究唐代丝绸之路沿线交通与政治关系的变化。

  每一次研究写作,都是重新审视,或者是更新和重构。丝路风流今又是,当我们以驼铃、仕女俑、文书等事物追溯丝绸之路这条“全球最著名的东西方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的大动脉”时,当越来越多的人以全球化的视角平等地看待欧洲、中国主流文明之外的文明时,古道新史就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解读

  荣新江,1960年生于天津,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著有《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归义军史研究》、《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等。今年8月,《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出版。

  西域是荣新江的精神梦乡和学术沃土。1985年,时年25岁的他,对照着《欧洲、北美的东方写本》一书,赶赴收藏着于阗、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图书馆和研究所,“没有相机,没有扫描仪,一切依靠手抄”。1990年前后,又前往日本调查搜集中国西北出土文献。敦煌吐鲁番研究成为荣新江学术生涯的“重头戏”,1996年出版的《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被视为他的成名作,敦煌学界新生学子用以“入门与深入的教科书”。

视角

  本文乐于进行另一种尝试,让书评一词在指涉不变的情况下,更加顺理成章,即它还是书评,同时却还是“书的评论”:是由另一部书发表的,关于某一部书的指点、评价与阐发。这将是以书为主体、为第一人称的一篇文字,不是该书本身,却是书与书的彼此映衬与互见,各自尊重,但也可能是相互拆台。现在,我们就有请《西游记》,来对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的著作《丝绸之路新史》写一篇书评。

  唐僧在徒弟们帮助下行走西域,这可能是古典时代自孔子之后最著名的一次周游列国,我想,佛教徒们一定同意说,这也是更成功的一次。我并不想渲染今文经学的思路,但唐僧的确在强势的背景下,进行了一次被官方安排好的旅行。这种安排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主观意愿的实施贯彻——“奉旨上长安”、“奉旨上西天”;一种影响力的运作——“东土大唐来的老爷”,行走有便(但同时肉和宝贝也增加了被觊觎的风险);以及一种制度的执行:这里安排好的制度,是指旅途中的明晰有序。

推荐

  哭声由远及近,先是在城西的墟墓之中,一天后,又渐渐靠近城墙,又过了一天,则到了居所的墙外,几天后的一个深夜,这哭声终于来到窗外。这天晚上,“月明如画”,但起来寻视时,却发现“实无一人”。这个诡异的哭声不得不让纪昀,这个被流放到乌鲁木齐的官员联想到几天前发生的一件奇怪的事情。那天,一名书吏拿着数十张通关文牒请他批准,而这些文牒并非发给活人的,而是发给死人的:“凡客死于此者,其棺归籍。例给牒。否则魂不得入关。以行于冥司,故不用朱判,其印亦以墨。”

  但纪昀在看过这些文牒后,认为这上面的文字“鄙诞殊甚”,定然是这些书吏“托词取钱”的陋规伎俩。他不仅拒绝了书吏的要求,更启请驻防乌鲁木齐的将军禁绝这项陋规,而这一诡异的哭声,正是在这之后开始的。尽管纪昀仍然怀疑这些哭声是书吏故意搞的恶作剧,目的是胁迫他批准这些文牒,但最终,他还是在同僚的劝说下“勉强”批准了这些文牒。于是,“是夜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