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邮政发行的猴年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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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金猴”如何“七十二变”

  送走未羊,迎来申猴。按阴阳五行之说,申属金,自古以来,猴常常被誉为“金猴”。在中国,猴子可以引起无限的联想,从聪明到愚蠢,从褒扬到贬抑,从民俗到艺术,从诗歌到小说,几乎各种形象皆备,孙悟空这样的文学形象更是妇孺皆知。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创作过一首诗《变个孙悟空》——“变吧!变吧!变个孙悟空,漂洋过海访师宗”、“学得本领何处用?揭起革命旗儿闹天宫”,颇能代表中国人对这只“孙猴子”的喜爱。

  其实,猴在中国文化中的内涵极为丰富——它是滑稽惊险的猴戏表演的主角;受它的行为动作启发, 猴拳与猴戏等类的体育项目由此产生;在一些民间信仰观念中,猴既是保佑人们生生不息、平安幸福的始祖或一般神灵,又是具有驱邪攘灾、避瘟逐疫等神奇力量的灵物;它常常与其他传统的民族吉祥物一起,构成人们表达增福益寿、富贵封侯愿望的祥瑞象征……中国人对猴子的喜爱,反映在艺术生活的方方面面。

  文学

  猴诗

  浩瀚诗海中,有不少咏猴的诗句。

  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涉及猴的诗句:“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小雅·角弓》)这四句诗,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不要教猴子爬树,像用泥来涂附。君子有美德,小人要来依附。”尽管这不是专门咏猴的,但它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涉及猴的诗句,而且由此派生出成语“教猱升木”。

  魏武帝曹操有“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薤露行》)的诗,前一句系直接引用成语“沐猴而冠”。魏文帝曹丕有“野雉群雊,猴猿相追”(《善哉行》“上山采薇”篇)之句,后一句描写猴猿相互追逐戏耍的情景,虽仅有四字,却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有“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七哀诗三首》其二)的诗句,写“猴猿临岸吟”,以水声加以衬托,隐含一个“哀”字,令人如闻其声。西晋诗人刘琨的诗句“麋鹿游我前,猨猴戏我侧”(《扶风歌》),后一句写猿猴之行为——“戏我侧”,让人如见其态,也突出了猿猴与“我”的亲近融洽。

  唐诗中咏猴的诗句、篇章为数众多。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与著名诗人韩愈、杜牧、李商隐等均有咏猴的诗篇或诗句。其中,杜甫的《猿》,杜牧的《猿》、《伤猿》,周朴的《咏猿》等都是名副其实的咏猴诗作。

  相比较杜甫和李白,周朴其人其诗并不为人所知,但其《咏猿》通篇可谓咏猴佳作。此诗是一首七言绝句:“生在巫山更向西,不知何事到巴溪。中宵为忆秋云伴,遥隔朱门向月啼。”诗中交代了猿的出生之地、迁徙之处,写半夜时分,猿因忆念“秋云伴”而“遥隔朱门向月啼”的情景,既写其行,又状其声,还传其情。

  宋代及以后,颇具特色的“猴诗”有: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的“疗饥摘山果,击磬烦岭猿”(《清远峡四首》其四),“入山无路出无门,鸟语猿声更断魂”(《过五里迳三首》其三),“岳麓猿声里,湘流雁影边”(《送丁子章将漕湖南三首》其一);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的“摩围可望不可到,青壁无梯猿叫绝”(《下黄榆岭》);元代诗人陈孚的“野猿忽跃去,滴下露千点”(《飞来峰》);明代诗人安磬的“峭壁断崖无鸟过,古藤昏树有猨哀”(《峡中》),皇甫涍的“猨鸣鹤以怨,岁暮何远为?”(《秋夜忆山中》);清代诗人曹申吉的“偶向潇湘听断猿,斑斑千载泣龙孙”(《楚南》),王汝骧的“哀猿数声叫,客子双袖血”(《黄牛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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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诗歌中的“猿声”

  大自然中的猿与猴原本是有区别的,猿属长臂猿类,猴则归猕猴类,但两者均被列入灵长目。“猿”字文体性强,有诗意,故文人称猴为“猿”,而“猴”的称谓是白话,属俗语。在中国的民俗观念中,猿即猴,猴即猿。

  追溯文学史上“猿声”之起源,当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东晋《宜都山川记》中,也曾提到“巴东三峡,猿鸣甚悲,泪沾衣”。自古以来,长江三峡两岸,多为野猿栖息之地。夜间泛舟往返于江中的文人游子,常闻猿的凄厉叫声,触景生情,写出了不少与猿啸有关的诗句。

  唐诗中,有《早发白帝城》(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重送裴郎中贬吉州》(刘长卿):“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夜发袁江寄李颍川刘侍御》(戴叔伦):“半夜回舟入楚乡,月明山水共苍苍。孤猿更叫秋风里,不是愁人亦断肠。”《猿》(杜牧):“月白烟青水暗流,孤猿衔恨叫中秋。三声欲断疑肠断,饶是少年须白头。”此外,李白的《秋浦歌》、杜甫的《从人觅小胡孙许寄》、梁沈约的《石塘濑听猿》、陈萧的《赋得夜猿啼》等诗篇,均由猿声的悲鸣,产生出诗人的百感交集,联想到仕途的坎坷失意和世态炎凉。

  猴的小说

  在中国古典小说的世界里,猴子以其拙朴的面孔和蕴含的丰富古代社会人文信息而颇受瞩目。

  在志怪小说开始繁盛的两汉,古人对猿猴已有明确的区分和文字描述。如东汉《白虎通》书中云:“猴,侯也。见人设食伏机,则凭高四望,善侯者也。猴好拭面如沐,故谓之沐(猴)。状如人,眼如愁胡而颊陷有赚。腹无脾,以行消食,尻无毛而尾短,手足如人亦能竖行,声嗝嗝若咳,孕五月生,生子多浴于涧,其性噪:动害物。”

  对于猿,东汉杂史小说《吴越春秋》里已有“猿化人”的故事记载。故事中善剑的越女,“道逢老人,自称袁公”,为观越女剑术而出手相试,结果袁公斗败,“飞上树,化为白猿”。

  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讲述了一则“断肠猿”的故事:当年,桓公(即东晋大将军桓温)率兵进入蜀地,至长江三峡,部队中有人在江岸上逮到“猿子”(小猿),那只母猿则沿着江岸追逐,一路哀号,“行百余里不去”,最终跳入船上,气绝而亡。人们剖开母猿的腹部,只见其肠已因过度悲痛而断成一寸一寸的。“桓公闻之,怒”,当即下令将那个逮到“猿子”的手下黜免了。在刘义庆的笔下,母猿成为爱子如命的慈母,其悲惨遭遇令人唏嘘。

  在唐代,猴小说替它拉开传奇创作的序幕。初唐为数不多的传奇代表作有《白猿传》、《古镜记》等,在这两篇小说里,猴皆因兴妖作怪而被人降服。全篇写猴的《白猿传》,其故事梗概为:梁时,欧阳纥率军略地至南方长乐,当深入溪洞之际,他的美妾被白猿精劫持而去。纥四处寻访,后在一装饰摆设豪华的洞内发现白猿精,遂与洞内数十个被劫持的美妇设计将猿杀死,但其妾回家后却受孕而生一子,状酷肖猿精。这个走进传奇时代里的猴子, 妖气十足。

  作为生肖的猴为何与十二地支的“申”相对应?唐人李公佐所著传奇《谢小娥传》中的一些细节,生动地表现了“猴”与“申”的关系。该传奇说的是谢小娥的公公与丈夫外出经商时被人杀害,公公和丈夫都托梦给小娥,以谜语形式说出杀害自己的凶手姓名,公公说的是:“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小娥不解其意,四处打听,后遇李公佐,他解开了这个谜:“车中猴者,申也;门东草者,兰也……杀汝父者,申兰……”

  从唐传奇往后,猿猴的地位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文化提升。晚唐著名的《裴硎传奇》集,开卷第一篇题为“孙恪遇猿”。故事写孙恪科场失意,游于洛阳,偶遇美貌的袁氏,后两人共同生活余年,养育一双儿女,十分美满,却不料在一次举家迁移的途中,袁氏“故地”重游,触景生情,化猿身而归迹于山林。另一篇见载于《宣室志》,也是叙说一位由猿变化的美妇一段不得已的人世因缘。两篇小说都以猿的“归家”作为故事中心,而“归家”的感怀究竟是猿,还是处于颓世的文人自己呢?世道动乱,猿便是唐小说中表达家园眷恋之情的最佳寄托物。

  唐以后,古代小说中的猴主要活跃在属于市民文化的通俗小说世界。宋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猴尚化身为“白衣秀士”,与白猿之“白衣曳杖,拥妇人出”的装扮遥遥呼应。到了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塑造了神猴孙悟空的形象。孙悟空由石化成神猴拜师后神通广大,会七十二般变化。他大闹天宫,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后来与猪八戒、沙和尚一道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斩妖除魔,历经八十一难,终成正果。如今,神猴孙悟空的形象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

《戏猿图》,纸本设色,明代朱瞻基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高密剪纸中的猴。

  艺术

  猴戏

  在戏剧舞台上,“猴戏”素为人们津津乐道。猴戏多取材于神话小说《西游记》,在中国各地的地方戏曲中屡见不鲜。据说早在唐代就有“白猿献寿”(又称“白猿救母”)之类的猴戏,故事源于晋人葛洪的《抱朴子》和唐人的《续江氏传》。剧情大意是:云蒙山白猿之母病重不起,白猿往孙膑桃园偷桃,被孙膑捉住。白猿跪地泣告母病思桃,孙膑怜动物尚知孝母,乃赠桃放白猿归山,猿母食桃后竟病愈,白猿为报救母之恩,乃将洞中所藏兵书献给孙膑,后孙膑终成齐国一代名将。

  元明以后,尤其是清代,猴戏大量出现,如京剧《花果山》,剧情写美猴王在花果山起义,自封“齐天大圣”,玉帝大怒,先遣托塔李天王前往平叛,却被孙悟空打得落花流水,复派二郎神将孙猴子捉拿回宫。《闹龙宫》又名《水帘洞》,剧情写孙猴子在花果山称王,因手中缺少得力兵器,便潜入东海找东海龙王索取,大闹龙宫,最终夺得“定海神针”(金箍棒),《闹龙宫》在川剧中又称《五行柱》。还有一出猴戏叫《闹地府》,剧情写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竟闹到了阴曹地府的阎王殿,将“生死簿”全部勾毁,再次闯下大祸。

  元明杂剧中还保留有《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的剧目,其内容与《花果山》雷同。《唐三藏西天取经》为连本戏,也是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清代以后,除继续保留元、明时期的传统猴戏外,又新增《盘丝洞》、《混元盒》、《金刀阵》、《借扇》等折子戏,情节曲折生动,更加吸引观众。

  除京剧外,猴戏在豫剧、徽剧、秦腔、晋剧、河北梆子、清平戏、越调、川剧、吕剧等各地方剧中均占据重要位置。今天,通过电视媒体及各种形式的中外文化交流,猴戏已经走向世界,“美猴王”的形象已经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

  猴舞

  早在战国及汉代时,就出现了一种“沐猴舞”,其动作模拟猕猴,以前进后退时曲腰为特点,男女共同表演。汉代民间还出现一种名曰“沐猴狗斗舞”的滑稽舞踏,动作上模仿猴与狗斗的形态,《汉书·盖宽饶传》:“酒酣乐作,长信少府檀长卿起舞,为沐猴与狗斗,坐皆大笑”。檀长卿因此被劾奏,罪名曰:以列卿(身份)而沐猴舞,乃失礼不敬。在等级森严的礼教时代,檀长卿以官僚身份去模仿民间的“沐猴舞”,是被认为有失身份而“失礼不敬”的。

  吐蕃族盛大的“跳神”祭祀活动中,有一种戴猴面具的舞蹈,主题是歌颂、赞美佛经中的猴王,舞风古朴,节奏明快。无独有偶,居住在湘西地区的苗族,至今仍保留一种民族舞蹈,称“猴儿鼓舞”。舞蹈系群舞形式,人数不拘,舞者双腿微屈,双手腕垂在胸前(模拟猴子动作),团团围在巨型鼓前,由领舞者击鼓,群起跳跃,抓耳挠腮、相互嬉戏。舞姿有象征猴子倒上树、摘桃子、滚绣球、猴拳技巧等,舞者即兴发挥,舞风诙谐幽默,风格类似杂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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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猿乐”

  日本有一种“猿乐”,又称“申乐”,是日本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表演。据专家考证,该乐种是在中国8世纪前期,由唐代散乐(杂技)传入日本国后,逐渐演变发展而成为一种以滑稽为特色的祭神舞。猿乐被认为是日本戏剧的源头,后来分别发展为能乐和狂言。

  生活

  猴拳

  与猴有关的体育项目,最突出的就是“猴拳”,三国时的名医华佗首创“五禽戏”,第四个“戏”(运动)就是“猴”,人学猴之动作锻炼,以达到强身健体之目的,后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猴拳”。

  在民间武术中,猴拳是一种模仿猴子动作、形态的武术,为百姓所喜闻乐见。猴拳起源很早,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初帛画《导引图》有“沐猴”图像,或是古代猴拳。近代猴拳多为套路。打猴拳者,有时四肢着地,有时抓头挠腮,活脱脱一副猴样。

  明代,由仿生学原理而创建的“形意拳”中,又派生出“猴拳”拳术。“猴拳”的突出特点是紧中有慢,刚柔相济,以柔克刚,灵活多变,出奇制胜。

  “猴”的民俗

  炕头上的“护娃猴”

  我国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等地区,农家的炕头上,都有一个用青石雕刻的小石猴,是专门用来拴六七个月刚学会爬行的婴儿的。母亲用一根红绳子穿过石猴腿部的圆孔,再把红绳的另一头拦腰拴住娃娃。据当地人说:猴能保佑娃娃平安,长大以后精明能干。

  码头上的“护航猴”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三门峡、陕县一带古老的渡口码头上,在木船靠拢码头时系绳用的木桩上都雕有一只神采奕奕的猴子,煞有介事地端坐在木桩的顶端,似在东张西望。老艄公解释说:孙猴子水性好,能潜入东海大闹龙宫。敬它,可保驾护航,人船平安。

  拴马桩上的“避瘟猴”

  我国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包括山西)一带,特别是陕西的渭南地区,村村都有拴马石桩,许多拴马桩的顶端都雕有石猴,称“避马瘟”(弼马温的谐音)。究其原因,恐怕与《西游记》中,美猴王大闹天宫,玉皇大帝为安抚孙猴子,封其为“弼马温”一职有关,说白了就是养护天马的小头目。“弼马温”是御封的“官儿”,是老天爷正式任命的,所以尽管孙悟空死不愿意,且自动离职,但老百姓总是把齐天大圣与马联系在一起,走进农村,拴马桩、槽头边、农民居室,你都可以找到“公侯之神——避马瘟”的位置。

  贺寿之神“抱桃猴”

  猴子与“桃”似有天生不解之缘。自然界的猕猴天性喜食桃子,神话小说《西游记》中,就有孙猴子偷吃王母蟠桃的故事。传说蟠桃产自天宫,乃王母娘娘亲手栽植,每三百年结果一次,数量甚微,食之皆可长生不老,故名“仙桃”。至今,民间为老人贺寿时,仍以桃子作为祝寿象征。

  祈求功名的“马上猴”

  “马上猴”的谐音和吉祥口采是“马上封侯”。与民间玩具中的“背背猴”(辈辈封侯)都是一个意思。猴与侯谐音。侯者,官也。除此之外,猴子神通广大的功能远不止于此,还有“祈雨”、“求子”等多种功能。

  关于猴的俗语

  被中国人视为吉祥之化身的猴子,虽然在神话和民间传说中机灵聪明,但汉语中也不乏很多戏弄和讽刺猴子的谚语和歇后语。谚语如“打虎要力,捉猴要智”、“猴子不钻圈,多筛几遍锣”、“猴子手里掉不出干枣”、“长了毛比猴子还鬼”、“猴子手下走不掉虱子”、“孙猴儿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莫叫猴子去看果,莫叫水獭去守鱼”等,虽言语朴实,读来却颇有韵味。

  与猴有关的歇后语,往往把猴子视为缺乏耐性、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代表,如“猴吃辣椒——抓耳挠腮”、“猴子照镜子——没个人模样”、“猴子吃大象——亏他张得开嘴”、“猴子扛大梁——受不了”、“火烧猴屁股——团团转”、“独木桥上唱猴戏——玩命”、“猴子捅马蜂窝——倒挨一脸”、猴儿背着手走——装人相;猴子学走路——假惺惺(猩猩);猴子戴礼帽——假充文明人;猴子偷桃——毛手毛脚;猴子看书——假斯文;猴子唱戏——想起一出是一出;猴子戴胡子——要哪出没哪出;猴子偷瓜——连滚带爬等。这些歇后语诙谐风趣,令人过目难忘。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