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尔克（1875年12月4日-1926年12月29日）。
里尔克诗全集(珍藏版)(套装共10册)
作者：赖纳·马利亚·里尔克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6年1月
里尔克藏书票,芬格斯坦绘,铜版腐蚀(1921年)
1926年前后，诗人茨维塔耶娃与作家帕斯捷尔纳克陷入了热恋。他们一个在欧洲辗转流离，一个困居莫斯科，两人只能频繁通信，依靠诗歌之火“取暖”。尤其是当帕氏对诗歌写作产生自我怀疑时，茨维塔耶娃担当了“雪中送炭”的角色，她说：“我真是不理解你，你居然要抛弃诗歌。亲爱的朋友，面对诗歌就要像面对爱情那样：只要她还没有抛弃你……你依然是竖琴的奴隶啊。”
俄罗斯文学两颗孤寂而杰出的心灵相互砥砺。帕氏写来情书：“我置身于一个充盈着对你之爱的世界里，感受不到自己的笨拙和迷茫。这是初恋的初恋，比世界上的一切都更质朴。”与此同时，他称茨维塔耶娃“是广大爱慕者奉若神明的原野上的大诗人”。茨维塔耶娃正处在幸福如浓雾般笼罩的时刻，“原本站在一场情感波澜的中心”，但她经由帕氏的推荐和介绍，突然倒向一边，这一边的对象是诗人里尔克。
一段文学史意义上的传奇，在纸上开始了。
“超越您，则意味着去超越诗”
——茨维塔耶娃
三诗人书简的精神传递
对于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心怀崇高的敬意。1926年4月，当他从父亲的来信中得知里尔克知道他的名字，欣喜若狂，竟然激动地走到窗前哭了起来。同一个月，他写信给里尔克，字里行间难掩兴奋：“我爱您，犹如诗有可能而且应当被爱，犹如活的文化颂扬其顶峰，欣喜其顶峰并依赖其顶峰而存活。”
茨维塔耶娃怀有同样的情感，但不仅如此，她沿着“高高的阶梯”，借由想象的翅膀，走得更远。在这一点上，她的丈夫谢尔盖·埃夫隆说她是一个“极易动情的人”，“情人一经虚构出来，感情风暴便呼啸而至。”5月9日发出第一封信，8月，茨维塔耶娃就直抒情愫：“莱纳，对我想要的一切，请你尽管说‘是’好了——相信我，不会有任何可怕的事情。莱纳，当我说我就是你的俄罗斯时，我仅仅是在对你说我爱你。”其时，这个德语世界的伟大诗人隐居在瑞士小城，身患白血病，死亡正悄然逼近。在书信中，里尔克表示，“女诗人，你已经强烈地控制了我”，但对于见面或其他“邀请”，他始终没有做出回应。
即便如此，出于对诗歌的信仰和追求，茨维塔耶娃将里尔克视为诗歌的象征，“您就是诗的化身”。“在您之后，诗人还有什么事可做呢？可以超越一个大师，但要超越您，则意味着去超越诗。”茨维塔耶娃写道。这是典型的“大师神化大师”，也就是说，如同海明威之于马尔克斯，马尔克斯之于莫言，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链条”，最终，一切又归功于文学本身的神奇力量——据说，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宣称，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有人问：那么，里尔克呢？布罗茨基有些气恼地强调：“在我们这个世纪，再没有比茨维塔耶娃更伟大的诗人了。”
同年冬天，里尔克病逝，“三诗人书简”构成的柏拉图式的灵魂交响，戛然而止。后来，茨维塔耶娃写作《你的死》一文，袒露心迹：“莱纳，我被你的死亡吞噬了。”经过她的传递，神化里尔克者源源不断，延续至今；在汉语诗歌中同样如此，里尔克“神话”及其蕴含的诗歌现代性的主题，萦绕不去。
“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冯至
冯至的工作
里尔克去世之前的几个月，诗人冯至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读到了他的早期诗作《旗手》。日后，里尔克及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冯至居功至伟，不过，初见时只感觉“色彩的绚烂、音调的铿锵，从头到尾被一种忧郁而神秘的情调支配着”，在他心里，里尔克不过是一个新浪漫派的神秘诗人。这种判断，并不少见，比如与冯至同时代的佘祥森曾评述里尔克“他底诗极其温籍绮丽，他早年的作品比晚年的还佳”——1929年，他就纠正了自己的误判。
在学者范劲看来，“真正意义上的里尔克影响的起点”，要仰仗诗人、学者梁宗岱。1931年，梁宗岱从德国致信徐志摩，就新月派《诗刊》中孙大雨的一首《决绝》发问：为什么一首意在表达“决绝后天地变色，山川改容”般最强烈情感的作品，却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原因在于作者没有一种热烈丰富的内在外在的生活体验做背景，接着梁宗岱引入里尔克作为论据。
这是里尔克在《布里格手记（又译为马尔特手记）》写的一段话，其中说：“因为诗并不像大众所想象，徒是情感（这是我们很早就有了的），而是经验。单是写一句诗，我们得要观察过许多城市许多人许多物，得要认识走兽，得要感到鸟儿怎样飞翔和知道小花清晨舒展底姿势。”由此，梁宗岱认为，诗人不仅要注重艺术修养，“还要热热烈烈地生活，到民间去，到自然去，到爱人底怀里去，到你自己底灵魂里去”——这意味着，要通过加强生活的体验，拓展自我的精神边界，最后跳脱“小我的圈子”。
“他由里尔克顺利地过渡到了中国语境中的衍生意义，也为现代中国诗人开出了药方……”范劲评论道。他认为，“梁宗岱将诗学问题变为了自我和世界的边际区域，而通过同世界的连接扩大自我正是中国新诗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也是在1931年，冯至将里尔克致青年诗人卡普斯的十封信译介出来，分批刊于《华北日报·副刊》。此后，他又翻译发表了里尔克著名的诗歌《豹》、长篇小说《布里格手记》的部分章节和美学散文《山水》。1936年，担任戴望舒创办的现代派刊物《新诗》编委，“亲身加入这一同里尔克相联系的现代主义运动”，他很快展现引领者的锋芒，当年即制作发布了“里尔克逝世十周年特辑”，包括冯至六首译诗，还有《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一文，被认为“是最早一篇全面介绍里尔克的论文”。这都建立在冯至对里尔克作品的深刻认识之上；对里尔克诗歌早期转入中期的评论，冯至概括为“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从浩无涯涘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丘”，成为屡被引用的切实之论。
抗战爆发后，冯至将里尔克与中国当前的处境编织在一起，而大师之间的“神秘链条”，再次发挥作用：1938年，英语世界的大诗人奥登来到战时的中国城市武汉，彼时江城正岌岌可危。暴行遍地，让奥登“想起一个人”：
他经过10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
直到在缪佐他显了全部的魄力，
一举而叫什么都有了个交代：
于是带了完成者所怀的感激，
他在冬天的夜里走出去抚摩
那座小古堡，当一个庞然的大物。(卞之琳译)
这个人，就是里尔克。这让冯至感到无比亲切，不仅是因为提到里尔克，而是“苦难的中国”需要“经过10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的精神。他引用里尔克的诗句“……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里尔克沉默的时期，正是“一战”战时和战后——这种态度，同样契合陷入“二战”泥潭的中国人，要以沉默面对困境，勇敢承担，“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无视眼前的困难，只捕风捉影地谈战后问题，有些近乎痴人说梦，但真正为战后做积极准备的，正是这些不顾时代的艰虞、在幽暗处努力的人们。他们绝不是躲避现实，而是忍受着现实为将来工作，在混沌中他们是一些澄清的药粉，若是混沌能够过去，他们心血的结晶就会化为人间的福利。”1943年，冯至如是说。话已至此，在抗战这个特殊情况下，里尔克“药方”，或许不再只是面向诗人，而是面向所有中国人了。
深沉的、静止的、雕像的美
“九叶派”的接力
1942年，冯至出版了《十四行集》，被作家朱自清评价为代表中国新诗进入成熟“中年”，形式上就受到里尔克《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的启发。这种成功提高了里尔克在中国诗人心目中的地位，“似乎《十四行集》的成功也是里尔克理论和风格的成功”。
写作《十四行集》时，正是冯至任教于西南联大之时。在这种情况下，里尔克影响的“接力棒”自然而然传递到了中国更年轻一代的诗人手中。在西南联大读书，郑敏攻读的是哲学专业，却经由冯至，读到了《十四行集》和里尔克的书信——“都是深深浸透着哲学的文学”。“4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时，我就常常在苦恼时听到召唤。以后经过很多次的文化冲击，他仍然是我心灵接近的一位诗人。”多年后郑敏的回忆，很容易让人感受到里尔克影响的传递。可以说，里尔克“直接启悟了郑敏的诗歌之路”，她创作了一批里尔克式的咏物诗，契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勇于承担，拓展生命意义。比如诗作《金黄的稻束》，从“咏物”开始，又超越自然意义上的“稻束”，探究人类存在：
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
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
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
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
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
而你们，站在那儿
将成了人类的一个思想
这首诗，被学者张岩泉认为“是少数能将宏大的历史感触、深沉的生命体悟和精微的细节刻画冶于一炉的名篇”。冯至、里尔克这个“链条”，对郑敏的影响贯穿一生，“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创作的方向与风格”。2001年，年届八旬的郑敏深情回首：“……日后阅历多了，思维也变得复杂起来，我的诗神也由一个青春的女神变成一位沉思的智者，他递给我的不再是葡萄美酒，而是一种更浓烈的极香醇的白酒，我的诗有时有些不胜任，但生命是不会倒退的，正如江河，我只能向大海流去，永不返回。”
除了郑敏，“九叶派”诗人中，穆旦、陈敬容、唐湜、袁可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里尔克作品的影响。剖析“里尔克与中国现代新诗”这一主题时，张岩泉评论道：“对‘沉思’与‘哲理’的欣赏是中国40年代新诗接受里尔克影响的基本依据：因为沉思内敛有助于祛除流行的浮浅喧嚣，哲理探寻也能强化新诗一向单薄的智性内涵。”这不仅是里尔克、冯至乃至奥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些诗人“自身的自觉选择”，“寻获了40年代中国新诗克难履险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借镜”。
在《汉语中的里尔克》一文中，诗人臧棣也认为：“在30、40年代，艾略特对中国诗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某些被判定是与现代诗歌有关的写作技巧和艺术观念上，奥登的影响差不多完全限囿于修辞领域，只有里尔克的影响越出了上述领域，对中国诗人的人格风貌和精神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里尔克在这里提供的是一种诗歌精神上的范式，隐秘地满足了中国诗人对诗歌的现代性的渴望。”同时，他表示，“在很大程度上，中国诗人是通过里尔克的眼睛首次隐约而又敏感地眺看到新诗的现代性前景的”。
不过，显而易见，诗人们的目光主要停留在里尔克中期作品上，探讨“观看”与“经验”，追求“深沉的、静止的、雕像的美”，而里尔克后期代表其艺术巅峰的《杜伊诺哀歌》、《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直至1940年末，“只有零星的译介，难见深入的讨论”。
“或许是‘烽火连三月’的战争环境妨碍了中国诗人的抽象思考，或者是‘穷年忧黎元’的民生关怀桎梏了中国诗人的超越追求，又抑或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诗人那里稀薄几近于无的宗教文化传统阻击了他们对于宗教性救赎观念的吸收……总之，里尔克后期诗作和内敛其中又喷薄而出的文化精神未能长驱直入中国现代新诗;然而，或许正是这样的‘异质性’，恰是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化匮乏许久急需补充的要素。”张岩泉最后谈道。
苦难没有认清，爱也没有学成
一代人成长的写照
里尔克对中国年轻诗人的影响昨日重现，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这在后来被形容为文学的“黄金年代”，文学热潮汹涌。去年，在一次主题为“里尔克与中国当代诗歌”的沙龙上，诗人西川表示：“里尔克在诗歌里面出现的不是那种大声叫嚷的浪漫主义，而是一种稍微倾向于病态的、沉思的、多思的东西。在我二三十岁的时候，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伟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和我以前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当时就觉得里尔克是个非常重要的诗人。至少他给我们这一代提供了另外一种写作的可能性。”
学者王宏图与西川同年，都出生于1963年。在《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论文中，他引用里尔克的诗句“苦难没有认清，爱也没有学成”，解释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这两句诗成了我本人、乃至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烦恼与痛苦的真切写照。”不仅如此，甚至以里尔克的一首诗“概括”他们那一代人的基本的文化立场：
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我赞美。
但是那死亡和奇诡
你怎样担当，怎样承受?——我赞美。
但是那无名的、失名的事物，
诗人，你到底怎样呼唤?——我赞美。
你何处得的权力，在每样衣冠内，
在每个面具下都是真实?——我赞美。
怎么狂暴和寂静都像风雷
与星光似的认识你?——因为我赞美
里尔克与中国诗歌写作甚至“文化立场”的相互编织，显示出里尔克作品的持久魔力。臧棣认为，对中国诗人来说，唯一真正理解起来比较困难的是里尔克的神秘主义，但恰巧，“他把《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都自视为犹如神助的作品”，其中充满神秘、晦涩、“诗之思”——北岛曾表示，这两部作品“被西方世界捧得太高了”。即便如此，谈论“汉语中的里尔克”时，臧棣开篇即说：“里尔克堪称中国新诗中历久不衰的神话。”2007年，学者范劲撰文也称，“里尔克对于大多数中国崇拜者来说其实是一个神话”。
“无论是在30、40年代，还是在现时，对中国诗人来说，他都是一位令人着魔的伟大诗人，一位风格卓越、技艺娴熟、情感优美的现代诗歌大师。在许多方面，比如在诗人的性格与生活的关系上，在天赋与写作技艺的关系上，在心灵的敏感与诗歌的关系上，在从事现代诗歌写作所需的精神品质上，甚至在对女性的关系上，他都起着示范性的作用。用更简洁的话说，他本身就是一部有关现代诗歌的写作奥秘的启示录。”臧棣接着写道。
对于中国诗歌来说，现代性主题的书写、宣扬与缠斗，从未停歇，正因如此，里尔克这部“现代诗歌写作启示录”，才真正“历久不衰”，常读常新。
撰文/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