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姚说

　　正是因为我国法律对于性骚扰定义非常含糊，也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才会导致目前黄段子满天飞，性骚扰行为有恃无恐。

　　3月23日，《中国妇女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性骚扰的文章，提及国际上关于性暴力和性骚扰的相关规定，其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联合国关于性骚扰的界定，另一个是关于美国加州大学对性骚扰的规定。

　　如果仔细看联合国的定义以及加州大学的规定，大约中国绝大多数男性都要倒抽一口凉气。将规定中提及的强奸或性攻击、不受欢迎的故意接触、倚靠、挤路、夹靠等行为视为性骚扰，人们还是能够认同。但更多的行为——例如，生活中满天飞的黄段子，以及领导拍下属肩膀等行为，都被列入性骚扰的门类，这些恐怕是直男癌的世界完全不能认同的部分。

　　就说刚刚过去的女生节横幅事件，以及去年底纷纷扰扰的华中科技大学泼水门事件，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可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无论是事件的当事人还是外界一些评论声音，却以文化和传统为理由，振振有词地抵制批评，捍卫自认为并无任何恶意的行为，完全不认可这样是性骚扰的指控。

　　在判定性骚扰行为确实无明确依据的情况下，一切针对性骚扰指控的辩驳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只要基本上能够自圆其说，不仅大多数男士们会表示认同，即便是女性群体也似乎并不那么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站出来挑战性骚扰的人，反而变成了另类，似乎是一群不解风情、情商低、不合群的人。

　　出现这样的冲突情景，在于冲突双方所占据的出发点不同。一方尊重女性，并以此为基准试图挑战男权文化。（这部分人可能已经接受了国际上通行的性骚扰概念，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但不管怎样，他们都足够尊重女性。）另一方则还沉浸在男权世界里，不仅习惯于通常的行为模式，也极度反感对这一行为模式的挑战。

　　其实，联合国的定义还不够细致，但即便这样，仅仅粗浅对照，已经不难发现，现实中我们某些还在讨论是否构成性骚扰的事件，就是明白无误的性骚扰。许多人可能会委屈地说，如果连这些话都不能说，这些行为都不让做，那还让我们怎么说话写作呢？这句话，倒是道出了性骚扰流行的基础，正是因为我国法律对于性骚扰定义非常含糊，也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才会导致目前各种性骚扰行为有恃无恐。

　　从国外的实践来看，性骚扰也曾横行一时，社会对此行为同样也曾视作常态。正是在女性主义活动家的努力下，关于性骚扰的法律和规定日益明确之后，对性骚扰的确定和处罚都有了相应的依据，人们的行为模式才开始发生根本改变。过去常见的性骚扰变成违法和违纪的行为，性骚扰变成了边缘；而挑战性骚扰的人群则不再是“异类”而是勇士。

　　事实上，正是因为当下的法律实践中对于性骚扰规定过于模糊，难以操作，才让性骚扰行为在我们周围还大面积存在，让将受害者变成异类，让直男癌们性骚扰的行为有恃无恐。就此看来，总结性骚扰争议的最终途径，还在于法律和规范的完善，一举终结性骚扰的争议。

　　□姚遥（公益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