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山西运城市某村,杨思明说患抑郁症18年,连最要好的发小都远离他。他主动提出照片不要“打码”,“我要让大家正视抑郁症”。


▲2月22日,石浩独自在家,与猫为伴。


2月20日,杨思明在自家蔬菜大棚上收草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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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两点,零下温度里,杨思明(化名)坐在屋顶上,那个念头再一次闪过:跳下去,跳下去。

  被抑郁症折磨的18年里,这个37岁的农民“想死想了一万次。”

  村庄西南,是高楼林立的运城空港经济开发区,他一次次出村、打工,又一次次犯病、回家,折腾了18年。

  长期躁郁的石浩(化名)行动迟缓,在第30几次相亲的咖啡厅里,他轻声细气地跟面前的女孩说:你-喝-什-么?像个树懒。一句话就暴露了。“分开”,对方拉黑了他。

  刘颖(化名)在同学面前一直“很开朗”,她梳麻花辫,背双肩包,笑声欢快。

  只有夜晚她逃不过。在北京一所大学的宿舍里,实在熬不住的时候,她张开双手哀求,抱抱我。室友吓退了两步,问她:你是不有病?

  患病的4年里,她休学两次,单是进出北医六院就超过40次。

  被抑郁症笼罩的患者无所遁形,无论是在家庭、学校、工作单位,还是生活的村庄和社区,他们用尽全身力气想走出抑郁,但一次次突围,往往又被打回原形。

  他们得了叫抑郁症的病,有着和其他疾病一样完整的生化过程,最大特点就是不能如正常人一样生活,有自杀倾向。据公开资料,中国抑郁症患者或抑郁倾向者达9000万,平均15位中国人中就有一人患病或有抑郁倾向。

  “想死一万次”

  18年,磨尽了杨思明的盼头。

  中学时代的他,成绩稳居班里前十,杨思明想着有一天能去城里生活,不再像父辈一样靠天吃饭。

  高二开始,没有来由的,他变得沉默,一天说几句话,一只手都能数得出。成绩一次次下滑。

  夜深,室友鼾声起,杨思明在上铺憋得难受,他跳下床,跑到厕所里,一个人喘着长气低吼。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没人注意到他的痛苦,大家只觉得杨思明越来越不爱和人打交道。高三退学时,班主任捶着他的胸口说“你这小子就不好好学。”

  回到村里,杨思明的状态仍不见好转。

  “年纪轻轻的就在村里扛个锄头,能干啥,别人小瞧你。”杨思明想挣脱农民的身份,他去运城打工,做水泥工、搬砖工。

  “到干活儿的时候没劲儿,做不了。晚上是怎么都睡不着,快憋疯了。”最终,他因抑郁重回村庄。

  医学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中,掌管情绪、意志、欲望、情感的相关神经元活动不平衡。简单地说,健康人大脑中帮助我们产生愉快、积极情绪的物质,抑郁症患者都无法得到。

  2005年杨思明在村里结婚生子,认了农民的身份。他想把自己当成家里的顶梁柱,可因时不时看病住院,十亩地依然要靠61岁的父母种。

  抑郁严重的时候,杨思明觉得自己要被掰成了两半。“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

  无数次,他想到死,他琢磨过在屋后上吊,也常站上自家的屋顶,想跳下去,但又怕死不了反成残疾,拖累家人。

  “我真的想死了一万次。”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杨思明说自己剩下的只有一个字——熬。

  一度,微信里和他聊天的人,都叫他“尘埃哥”,这是他给自己起的名字。“尘埃就是随风飘,落进土里。”

  “累赘”

  父亲已经被石浩“折磨”得麻木了。

  2007年,在湖北襄樊做义务兵的石浩遭遇女友分手,之后不久,他在部队里疯狂打砸发泄。

  战友们将他送到医院,他被查出患有躁狂抑郁症。

  父母从北京赶去湖北军队医院照料石浩。两周后,母亲在返回家中不久,心脏病突发离世。

  时隔一月,父亲再次到医院探望石浩时,才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他。石浩趴在父亲的双腿上痛哭,直到现在,他都觉得是自己的病刺激到了母亲。

  没了母亲,他与父亲相依为命,回家后,父亲托了人,将他介绍去电视台做合同工。只是他和父亲谁都没料到,回家并不是苦涩的结束。

  一开始他挺安静,突然的一天,因为记着还出门卡却等不到门卫,石浩爆发了,门卫报警,他被送到了医院,也失去了工作。

  出院后,他又找工作,去年9月,他陪亲属去医院看病,躁郁症复发,就在医院里,他砸了自己的两个手机,和赶来的警察对峙。

  这已是生活常态,每隔一段时间,他病情反复,父亲都要去派出所或医院接回他。

  为了抑制躁郁症反复发作,他服了大量药物抑制躁狂,药物的副作用让他肌肉僵硬、行动迟缓、目光呆滞,因为服药过量,他的症状又偏向抑郁症。

  在物业做电工的父亲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聊天,也不会探讨他抑郁后的心情。

  夜晚,家里常常是一潭死水,只有电视机发出声音。

  他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他怀念过去,那个从北大附中一路升至中国农大毕业的少年,那时他参加大大小小的数学竞赛,获了不少奖项。他怀念学生时期,智商是144+的时候。

  可这时,餐桌上,他提起茶壶倒水,手抖得拿不稳,水洒出了杯子。

  “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很多家庭对待抑郁症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2月中旬,北京安定医院,一名主任医师提到。

  刘颖父母离异,父亲常年忙于生意,自小,她的爷爷奶奶负责照顾起居。

  “我爸在物质上没有少过我的,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有一段时间都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家庭父母角色的缺失,让刘颖在家和在外是两个样子。在外她呼朋引伴,乐观开朗,可回到家里却变得沉默寡言,极少开口。

  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曾希望大学时代快点儿到来。

  但在她就读的那所知名大学里,她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太压抑了,简直就是高三复读班加强版。”

  繁难的课业、实验将她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回到宿舍,舍友少有交流,都在挑灯夜读。她喘不过气来,有时课上,她拿本心理学的书籍看,会被同学投来异样眼光。

  她睡不着觉,有时彻夜翻看心理学的书和帖子,但都没能给自己的痛苦找出答案,一天夜里,她请求回到宿舍的室友抱抱她,并试着问“你觉得我正常吗?我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举动吓坏了室友,她们觉得她“想太多、不正常”。

  她想了很多缓解情绪的法子,家境优越的她去香港、新加坡游学,却不见好转。

  2012年冬天,大一第一个学期结束,刘颖强烈要求父亲带她去看医生,经安贞医院检查后,她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

  她买回了大量的安眠药,甚至想过用围巾勒死自己。

  刘颖的自杀行为,是重度抑郁症典型的反应。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新进展》提供的数据表明,10%-15%的抑郁症患者都会选择自杀死亡。

  她的父亲慌了手脚,整整四个月,以往见不到人的父亲每天都会专门安排看病行程,每天都排得满满当当,带着她去了北京所有有精神科的医院。

  做心理测试,中医号脉,做脑部针灸,甚至领着刘颖去河北农村找大妈看手相、请风水师到家里测风水,将所有家具摆设全换了,重新粉刷了墙壁,托熟人请了大师在黄布上写字,用朱砂画符,严令女儿随身携带。

  除此之外,她一天要吃数十粒西药,再喝中药。

  但刘颖的情形时好时坏,回到学校就有复发倾向。

  目前,她已休学2次,前后出入北医六院不下40次。

  戒不掉的催眠

  在被折磨的起初5年里,杨思明一直以为,自己是神经衰弱,伴随着失眠、头痛。

  他找了周边十几家诊所看病开药,甚至从几十公里外的侯马市背回大包大包的草药。看到电视里播的广告,他就买回健脑片每天吃。

  “对于抑郁症,多数人的认识还非常肤浅。”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介绍,目前全国有超过9000万人患抑郁症或有抑郁倾向。目前全国地市级以上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到20%,换言之,即80%的患者被误诊或漏诊,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3%的人接受了相关药物治疗。

  直到2003年,快被熬疯的他到北京挂了专家号,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得的病叫抑郁症。

  晒在地上的柿子黑烂了,杨思明的母亲一点点捡起,残汁沾到了手上。

  抑郁症、心理治疗,这些词从这辈子没去过省城的母亲口中说出,有另一番沉重。

  直至今日,说起儿子的病,母亲的回忆仍是“好好的学就不上了”。关于抑郁症,她只知道是种必须花钱去治的病,她会和邻居家老年痴呆的病混起来说。

  杨思明的妻子这么多年也没搞清楚丈夫的病,这个农妇是结婚后才知道他有病。

  她只想好好过日子。村里比谁家房子盖得高,她就借了13万元盖起了新房和3米高的大门。

  她想,盖起新房,丈夫的病也许就好了。结果,房子盖起了,杨思明的病还没好。

  她又想,生个儿子就好了。现在,儿子出生快2年了,病还没好。

  杨思明觉得一切都无从疏解,于他而言,抑郁的痛苦难以言喻,“没有经历过的人,不会懂”。

  “我不知道这是个啥病,他说我不懂,那我就是不懂嘛。”妻子委屈得哭了。她放下手里的活,陪他四处看病。

  为了治疗抑郁症,他借了700元钱坐一天一夜的硬座到北京看病,钱仅够回家的路费,他拿着北京开出的药单在运城买,却没有买到。

  他想要去做心理咨询,运城市里一小时500元的价格让他只做了一次就再不延续。而同样性质的咨询,北京私人专家一小时300-400元,安定医院医保范围内20分钟只需20元。

  生活层层重担下,杨思明一个月仍需花600-700元的药钱,去太原看一次病,他花去了7000多元。

  他每天服用大量的氯硝西泮片(有镇静催眠的作用,长期服用有依赖性),长达8年。直到2012年才被运城市中心医院告知不该大剂量服用,可他已经戒不掉了。

  “你脑袋被驴踢了吧!”

  每个抑郁症患者都渴望回到正常的生活,却常常被外界的猜测打回原形。

  石浩居住的小区里,没有人知道他得了抑郁症,他与父亲都极力回避,有时,他们会绕开邻里之间的闲谈。

  杨思明走在田间的土路上,向迎面而来的村民介绍记者时说,这是“网上认识的朋友”。

  村里人隐约觉着杨思明不对劲儿,发小从街上迎面而过,他的话都憋到了嘴边,却迸不出一句招呼。

  通往村子的路颠簸荡尘,但村子里不少人家年入十几万,开着私家车。本不闭塞的村庄,对精神类疾病却谈之色变。

  杨思明所在的村子,坐落在中条山山脚下。仰赖着黄土地,举村搞起了蔬菜大棚规模经营。

  他最羡慕的是别人能顺畅打牌,这是村里最常见的消遣方式。得病后,他明显感觉到思维迟钝,村里人叫他斗地主、打麻将,他不敢去。

  有时他强迫自己坐到了牌桌上,可是一手顶好的牌,被他打烂,嘴快的同村人脱口而出,“你脑袋被驴踢了吧!”

  事实上,在过去的18年里,经历过一次治疗,杨思明都会觉得自己“好了”,但没隔几天,他又背着行囊从运城的工地溜回村庄。

  杨思明习惯把摩托车油加满,加足马力,在去运城的柏油马路上,漫无目的地疾驰。风吹打着头发,他有一瞬觉得,所有烦恼都被带走了。

  过年,石浩被催婚了。家里81岁的奶奶盼着孙子能赶快结婚,毕竟已经30出头。石浩曾花1万多元钱,在婚恋网站上找对象。半年的时间,见了30多个,大多数情况是姑娘看不上他。

  3年前,他养了一只折耳猫,成为他最亲密的陪伴。更多时候,他会一个人坐在家里,对着猫说话。一度,他一天在床上躺20个小时,即使毫无睡意,也会慢慢挨过。

  刘颖仍记得她幼年时的愿望,躺在床上,天花板凑巧砸下,然后生命结束。到现在,她依然希望自己死亡的方式是自杀,“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想死于死亡本身。”

  日暮,杨思明结束了一天的农活,坐在大棚上,抬眼看着夕阳西垂,一语不发。

  地头里,他用手机放着他最喜欢的歌——《稳稳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

  “稳稳的幸福太难了”,他说。

  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佳慧 赵力 实习生杨书源

  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统筹/刘泽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