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惠娟，作为国内首位灾害心理学博士，治愈了不少存在灾后心理创伤的病人。
董惠娟在灾害心理危机干预救助中心。
7月22日，董惠娟在灾害心理危机干预救助中心。
扫一扫，看视频报道
【编者按】
新唐山40岁。历经沧桑的大地，生长从未停息。 40年前的大地震颤，夺走24万生灵；23秒里，繁华变乌有。 时间熨平伤痛，曾经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在墟土上向死而生。40年，我们再次抚触公共记忆中的历历伤痕，既为悼念逝者，亦为敬畏生之信念，繁盛之决心。 今日起，新京报推出“唐山大地震40周年”系列报道。我们将通过4组幸存者40年的生活日常，回顾他们自我治愈、寻亲、组建家庭以及找寻自我的过程。这些源自本能的求索，恰是一座城市从瓦砾走向现代化的内生力量，更是属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宝贵记忆。
治疗别人，也是治疗我自己。——董惠娟 地震孤儿、国内首位灾害心理学博士
董惠娟又看到了妈妈。
废墟上，妈妈半截身子露在外面，跪着，双手扶着床，想用力、起身，却被突然掉下来的房梁压住。她的两只胳膊已经充血，黑肿，像碗口那么粗。腕上的一只表，深嵌进皮肤里。
40年过去了，每当精神脆弱时，这个画面就会被唤醒，一遍又一遍。
和上百万唐山人一样，董惠娟的命运在1976年7月28日被改变——父母兄嫂成了242419个丧生者中的四个数字，当时只有15岁的她，成为4204名地震孤儿之一。
这40年，焦虑、抑郁、对生活丧失希望等情绪，像幽灵一样，盘桓在很多亲历者的心头。
一项针对1695例唐山地震亲历者的调查显示，在震后二十年，众多亲历者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他们患神经症、焦虑症、恐惧症的比例高于正常人群。
董惠娟决定研究灾害心理学。她说，“治疗别人，其实也是治疗自己。”
唐山的重建，在震后第一个十年已经完成。而人心的重建，因为错过了心理危机干预的最佳时机，最终交给时间：漫长、持久。
好在，40年过去，唐山人一点点脱敏、淡忘，自我疗愈。“人总要继续生活。”董惠娟说。
病根
董惠娟的办公室在255医院的灾害心理危机干预救助中心。在这里，她成功治愈了不少存在灾后心理创伤的病人。
深色地毯、橘色沙发、暗色花布窗帘，董惠娟的心理咨询室，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这正是心理咨询师想给病人的第一观感。
董惠娟现在有两重身份，学校有课时，她是唐山师范学院一名心理学老师，上完课后，她是灾害心理危机干预救助中心的主任。
董惠娟承认，她本人也有心理创伤。尽管40年过去，伤口已经愈合，但疤痕仍在。“你拨动它时，它会震颤。”
每对病人心理干预一次，她内心的伤疤就会被掀开一次，然后愈合，掀开，再愈合，循环往复，一点点脱敏。
董惠娟的病根深深扎在1976年那个炎热的夜里。
被困7个小时后，董惠娟被大姐和大姐夫救出。目之所及，没有一间房子是立着的，家里的小院没了，六七间房被夷平，眼前的情景，深深刺痛了她的神经。
她站不起来，只能在废墟上爬行，哭喊爸爸妈妈的名字。她最早发现的人，是怀孕的嫂子，接着是爸爸、跪着的妈妈，都没了气息。
哥哥还有一口气。家人想把他送到唐山丰润区的机场抢救。董惠娟负责带路，那条路她在儿时走过很多遍，但这一次，却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房屋、街道变成一片废墟，没有路、没有路标、没有方向。每走一步，都要扒开路边流着血的尸体、受了重伤的人。
这些画面深深刺在董惠娟的脑子里，伴随的是绝望和无力感。
哥哥最终还是离开了。在地震前几天，兄妹几个都才从四面八方赶回来给妈妈过生日，一夜之间，一大家人，没了四口。
董惠娟想扒出废墟下面的父母，却一点力气都没有，只能守着。到了晚上，废墟下的叫喊声、呻吟声，从四面八方汇聚，在她的耳边萦绕。
董惠娟回忆，事后多年，那种代表着疼痛和悲伤的声音始终萦绕在她耳边。“很凄凉”。
父母被挖出时，已经是震后的第三天。装遗体的卡车快开走时，董惠娟问解放军，要拉到哪里去。对方回，很远很远。
后来，她打听到，当时的遇难者都被拉到了南湖附近掩埋。但之后的很多年，她一直找，一直找，也没有找到具体的位置。
“没有一个可以悼念他们的地方。”7月14日下午，董惠娟声音颤抖，拭了拭眼角的泪水，“这是最残酷的事情。”
遗憾最终积聚成心病。每到7月28日，那些画面、场景、声音、味道立刻涌上来，悲恸，焦虑，好几天都提不起精神。
创伤
父母离开之后，再小的事情，也会在瞬间把姐妹四人击败。
1976年的一个冬夜，姐妹四个住在简易棚里。气温零下十几度，北风呼呼地往棚子里灌。
姐妹四个抱在一起取暖。不知道谁冒出一句，真羡慕邻居家，搭的棚子真好，有油毡，不漏风。“我们可怎么办？要是爸妈在就好了。”
话音刚落，姐妹四个互相对视了两三秒，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抱头痛哭。
董惠娟回忆，在震后的一两年里，这种歇斯底里会在任何不经意的时刻出现——家里的一座古典钟被挖了出来，姐姐立刻夺过来，喊着，人都死了，要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搬起来，便扔了出去；在董惠娟当时任教学校的教研室里，只要有一个老师嚎啕大哭，周围的同事都会跟上，几分钟后，整个办公室就被哭泣声淹没。
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董惠娟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一天晚上，正在宿舍睡觉，楼上传来了“轰轰轰”的声音。她和室友惊醒，当年地震时的画面，像放电影一样重现。跳下床，撒腿就跑，一路狂奔到操场，才知道，原来是楼上的同学，起夜时不小心碰到了铅球，6公斤重的铅球一滚，形成类似地震的声音。
第二天上课，不少同学胳膊擦伤、下巴碰破皮，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是唐山人。晚上听到声音，慌了神，直接从二楼跳了下去。
董惠娟逐渐意识到，时间并不能抚平地震带来的阴影。“我很心痛，为什么隔了几年，我们还是处于警觉和惊恐的状态。”
暑假回到家，大姐总是提醒，7月28日快到了，要给父母烧纸了。在董惠娟的记忆里，每年的那一天，总是弥漫着烟雾。在唐山的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人烧纸，黑色的纸灰漫天都是，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悲伤的氛围里。
董惠娟还发现，她的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包括她自己，在7月28日前后，都会感觉情绪低落，持续一个礼拜左右才会好转。极度悲伤时，姐妹们还会抱怨，活着有什么意思，还是去找爸爸妈妈吧。
类似的情绪会在两个节日重现：清明节，农历十月一日——中国民间祭奠先亡之人的寒衣节。
董家对面的一个邻居，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和妻子。之后的一两年里，这个中年男人每天坐在简易房门口一会儿哭一会笑。有人和他说话，他只会重复两句“好好活着”、“我不悲伤”。
董惠娟那会儿总是反复咂巴他那句“好好活着”。但没几年，男人就过世了。
为什么唐山有这么多的创伤？董惠娟很困惑。她想通过读心理学的方式，分析自己和身边的人。
病人
和董惠娟一样困惑的，还有开滦精神卫生中心的十几位医生。
医生于振剑至今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接触到的一个病例。一位二十多岁的女性，到了陌生场所，如果发现门窗不能打开，就会非常恐慌。她无法正常乘坐封闭的电梯、轿车、煤矿上通勤的绿皮火车。
追溯原因，于振剑发现，大地震时，她十来岁，被埋了几个小时，黑暗中，窒息的感觉非常强烈。被救后，这种恐惧被压抑了，十年后，出差遇到类似的场景，心理创伤再次被激发。
时任开滦精神卫生中心院长的张本也遇到不少类似的病例，亲人在地震中丧生后，不少幸存者在十多年里连续出现无法正常入睡、做噩梦、易伤感、对人生失去兴趣、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状况。
医生们发现，这些具有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的病人，大都经历过唐山大地震。
1995年开始，张本带着于振剑等十几位医生，针对地震对孤儿、丧偶再婚者、截瘫患者、一般受难者等不同群体开展了研究，历时十年。
数据证实了他们的猜测，地震的亲历者们患神经症、焦虑症、恐惧症的比例远高于正常人群。在地震中承受的心理创伤程度越高，二十年后，他们的心理健康程度越低。
同一时期，董惠娟已经读完应用心理学的硕士课程。她开始分析自己。
2000年前后，买房的压力和儿子的叛逆期一起袭来，董惠娟觉得要被压垮了。那段时间，她总做梦：妈妈坐在唐山一处地下通道的入口处向她招手，她跟在妈妈后面，沿着漆黑的地下通道，一直走，一直走，越走越亮，接着，妈妈就消失了。
后来，在博士论文进展不顺利、被家庭琐事缠身时，她总会做这样的梦，有时是地震前一家人给妈妈过生日的画面，有时是妈妈送她上学的场景。
她分析，每当精神脆弱时，就会出现梦魇和闪回。而创伤的根源在于，成长中，她缺乏父母的支持。
在北京、上海学习时，别人一听她是唐山人，总会好奇家里有没有人受伤。“我从来不会告诉别人，那个伤痛是不想被别人扒的。”董惠娟说。
事后她知道，在心理学上，这叫“回避”，也是心理创伤的一种。
她尝试自我调节。每天早上，跑到广场上跳集体健身操。“大家伴随音乐一起跳起来时，内心会有一种满足感。”后来，得了风湿，跳不动了，就去逛商场，只看不买。现在，她几乎能认全商场里的所有品牌。
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董惠娟正在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读博二。她和同伴们赶去心理援助时，又看到了一具具泡得发胀、发白的尸体，到处都是灾民，表情恐慌。
她发现，灾难场景并没有勾起她关于唐山地震的回忆，这意味着，她已经开始慢慢走出之前的心理创伤。
关于唐山地震的亲身经历和前辈的问卷调研、印度洋海啸的心理援助经历，成了她博士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6年，她终于拿到博士学位。所攻读的方向，也是和她的命运紧密相连的灾害心理学。
在博士论文的扉页，她写道：“仅以此文献给养育我成长的父母。这么多年来，他们的在天之灵一直在给予我支持和鼓励。”
援川
包括董惠娟、张本等在内的学者一直都觉得，1976年，由于社会环境和医疗条件所限，导致震后心理救援缺失，造成了太多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唐山病人。
这是董惠娟的一块心病。
2008年汶川地震，她找到了出口。
那一年，唐山派出了大批救援队伍、心理救援团、医疗工作者支援汶川。
董惠娟是唐山第一批到达汶川心理援助的14名队员之一。5月15日，抵达绵竹。她回忆，满眼都是受伤的灾民、救援的部队，这和1976年的唐山类似，但她已经没有任何心理不适。运送物资的车辆在路上排着长龙，这让她觉得，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早已不是唐山地震时的状态了。
“我当时满脑子都是，救人！”她想，当年，唐山人没有灾害心理应急救援留下了遗憾，汶川人不能再有了。
同一批参加心理救援的华北理工大学心理学院教授杨绍清发现，作为唐山地震的亲历者，在汶川做心理援助，很有优势。“亲历者的说法，会让他们的恐惧消除很多。”
杨绍清记得，很多心理救援的队员，都是揭唐山地震的伤疤去治疗汶川地震的创伤。
在汶川的39天，董惠娟对数不清的灾民做了心理干预。看到父母双亡的孩子，她总会下意识地说“我也是地震孤儿”。一句话，瞬间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让董惠娟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截肢的17岁花季少女。董惠娟是在一个温度高达50摄氏度的帐篷里发现她的。女孩已经21天没有走出帐篷了。
董惠娟走上去，刚想把手放在女孩的右腿上，突然发现，穿着白色裤子的右腿空荡荡的。寒暄后，女孩哭着强调，她再也穿不了裙子了。
经过几十分钟的心理干预，女孩走出了帐篷。
那是中午，阳光炙热。董惠娟站在女孩对面一米远的地方。但女孩拖着一条腿往前跳，几次摔倒，又几次爬起来。董惠娟站在对面，心绞着痛，跟女孩说，加油，加油。
最终，女孩蹦跳着扑到董惠娟怀里。女孩哭着说：“阿姨，是你又让我活了过来。”
董惠娟一直和女孩保持着联系。如今，女孩装上了假肢，恢复了正常生活，还在一家酒店当上了经理。
董惠娟团队从2008年连续跟踪汶川四五所学校、2000多名学生的心理状况。数据显示，在最开始的几年，孩子们的焦虑、恐惧、抑郁、偏执等指标都比较高。从2011年开始，各项指标逐渐回到正常水平。
她觉得很欣慰。汶川地震，可以算是她灾害心理学理论的一次成功的应用和推广。后来，她又在唐山255医院挂牌成立了灾害心理危机干预救助中心。
她希望，心理救援能成为常态，出现灾害时，心理专家能及时介入，帮助更多人。
自愈
董惠娟也知道，汶川心理援建的成功，是建立在唐山的遗憾基础上的。
震后，唐山人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重建和振兴城市，整整花了二十年。而心理重建，在震后二三十年，依旧是相当陌生的词汇。
唐山截瘫疗养院副院长张希成记得，1988年，他刚到疗养院工作，病人情绪不好，一般认为，病人需要做“思想工作”了。两年后，一个不到40岁的病人自杀，大家都以为，这位病人是受不了截瘫引发的并发症。直到后来，一个留学生来做心理测评，他们才知道，病人可能需要系统的心理干预。
在唐山重建中，针对地震孤儿、截瘫患者，政府采用了家庭领养、集中疗养等方式，帮助恢复家庭和社会功能，心理重建。
张希成觉得效果不错，“现在疗养院的老人心态都很平和。”
华北理工大学心理学院教授程淑英还发现，和其他地区相比，唐山地区学心理学的人相对较多，热情高涨。“可能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需要。”她总结。
和董惠娟一样，治疗别人，也治疗自己。
张本承认，作为地震的亲历者，他也有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这也是他曾经持续研究唐山地震对亲历者身心健康影响的原因之一。
“但更多的人意识不到。”张本说，心理创伤会一直在记忆里存储。还有很多人在压抑这种痛苦。
7月15日这一天，董惠娟又接到很多电话，来自厦门、天津，咨询建立心理救援机构相关事宜。
董惠娟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心理救援、心理健康，是很好的趋势。
如今，她和丈夫都是同一所大学的老师，儿子已到而立之年。姐姐和妹妹也都有自己的家庭。很少再有困厄、无助、出现闪回和梦魇的时刻。只是提到父母离去的场景，偶尔还会刺中心里最柔软的部分。
2006年后，她又做过一次研究，近5000份问卷显示，在震后三十年，仍有70%的受访者或多或少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抑郁等）。而在震后十年，她对身边的亲历者做访谈时，这个数字几乎是100%。
“震后40年，这个数据应该还会下降。”董惠娟说，随着时间流逝，人们慢慢自愈。
7月15日傍晚，唐山市中心的抗震纪念碑广场上，有人乘凉，有人追逐嬉戏，有人跳广场舞。纪念碑前，放着一束白菊，还在提醒着这座城市40年前发生的一切。
在广场上乘凉的熊女士，今年68岁，她清晰地记得40年前那个夜晚发生的一切。她习惯性摩挲着右手无名指关节上的伤口——尽管早已愈合。
“这么多年，已经没感觉了。”她说，“都过去了。”
新京报记者 张维 河北唐山报道
摄影/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