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在国家层面上推动公安执法规范化很有必要，但如何在现实中落地，还需要引入外部监督，让警察权受到更为强力的制衡。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在完善执法制度机制、完善执法监督管理体系、深化执法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

　　公安作为行政执法序列中的核心部门，其执法规范化程度代表着一国之法治水平。近些年来，公安执法规范化水平不断进步，但在一些地方，公安执法工作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包括选择性执法、滥用强制性手段、不遵守法定执法程序等。

　　所以，在国家层面进一步推动公安执法规范化很有必要。此次下发的《意见》，即涵盖公安执法规范化的多个层面。而接下来，这样的执法规范要求如何在现实中落地，是民众最为关心的。

　　保障执法规范要求的贯彻，不仅靠执法者内心的自觉，强大的监督和追责才是关键。就此，《意见》提出全面实行公安机关刑事案件法制部门统一审核、统一出口制度；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健全执法过错纠正和责任追究程序，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等一系列措施。

　　公安机关内部监督纠错制度的健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这样的“同体监督”，毕竟有其弊端，许多时候，同部门之内，上下级之间，往往是利益共同体，一个普通民警的违法违规，会影响到本地警方形象乃至领导升迁，所以，内部监督纠错，有时未必敢动真格。此时，有必要引入外部力量的监督，让警察权受到监督、约束。

　　之前，公安机关已对外宣示，要让公安民警在镜头前执法，民众围观拍摄执法民警不得强行干涉。这种积极引入外部监督，以开放心态面对公众的思维值得肯定。

　　此次《意见》更提出，完善当事人权利救济机制，健全举报投诉事项的受理处置、核查督办、结果反馈工作机制。这其中更是大有文章可做。如果民众投诉无门，权利救济通道阻塞，容易导致恣意违法。所以在办理民众投诉举报的相关流程上，还可以尝试更为大胆的制度创新。

　　例如，对于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民众投诉，如果民众对于投诉处理不满，必须纳入到听证环节，召开听证会处理。若有地方公安机关处理投诉不力，民众反映强烈的，可以由地方人大组织专题询问或质询，要求公安机关负责人到场作答。

　　警察权的健康运行，需要社会形成一种“监督文化”。在我国香港，警方执法规范化水平之高有目共睹，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香港警监会（全称“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的存在，这个成员全部来自民间的委员会，承担着香港一切警务投诉监督“最后把关人”的角色，对有民众质疑的涉警投诉处理结果进行调查复核。

　　保障公安执法规范，内部监督要健全，外部监督更要强大，良好的社会外部监督，不仅能有效约束警察权，更能提升警民关系。期待《意见》发布之后，公众能看到更多推动社会监督警务的制度创新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