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里的米塞斯,侧着脸,微微仰望,以勇气和孤独相处。米塞斯留下来的照片不多,这一张经常作为他的作品、传记或评论的封面图。

  瑞士的朝圣山,在1947年的春天迎来一群经济学家和政商要员,由哈耶克组织的“朝圣山学社”要在此会聚。不管是当时,还是当下,该学社或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学术群体,但抛开所有这些而回到会议的现场,却有过甚为惊奇的一幕。

  会场上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讨论间脸色骤变,令人诧异。不顾组织者哈耶克的私交情面,愤而离场。哈耶克可是他的弟子。

  两年后,1949年,米塞斯的《人的行为》出版了。“如果没有可看得见的国民,就没有可看得见的国。”“经济学对于有权力的人的妄自尊大是一个挑战。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你就不可能懂得经济思想史。”这些散落在书本里的表达,打开了两年前“愤然离场”的谜底。

  坚持完整的“个人”是米塞斯贯彻一生的价值选择。他拒绝使用观察的方式研究人的行为,它们太过复杂,不可能将其以解构的方式进行研究,而且害羞等本性使得无法被正确观察。这意味着,人不是物理上的原子式个人,而是运用其自由意志在日常生活中行动的人,不能像工程师处理非生命物质的技术那样来处理,那种试图通过统计方法来找出经济规律的经济学,在他看来将误入歧途。这样的机械处理技术,目的可能听来美轮美奂,但通向美好的途径,却反个体和反自由,而两者却是经济运行的基础。

  米塞斯见证了逆“个人”价值而行的政策手段,给德意志人民带来的无尽灾难。但在哈耶克组织的会议上,仍然存在庞大的群体在支持这样的政策干预倾向,米塞斯果断离场,显得直率而古怪。

  那渐行渐远的背景,是米塞斯一生“做学问”和“做人”的方式所在——写作上直抵问题,古板而缺乏灵活;思想上坚持认定的真理,从不妥协。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让他这样的“宁折不弯的诚实”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大萧条到来的前后,干预和计划政策兴起,垄断了欧洲和美国的经济思想,米塞斯对它们保持着警惕。但不管是在奥地利,还是颠簸到了美国,米塞斯都被严重边缘化。政府拒绝他的政策建议,大学不给他正式的教职,所有的经济研究工作只能依靠一些私人基金会维持,深处变动年代的孤独感,不得不从自己举办的私人讨论班里寻找慰藉。

  米塞斯以92岁的高龄,在1973年离世。尽管在此后的二十年间,他差点被忘记,但他的经济思想的境遇,渐渐有了转变。二十世纪末,见证了冷战的结束和历次的经济危机,米塞斯的经济思想被拾起,即便包括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在欧美大学校园里已被冷漠,但他的作品却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读者,在流行财经作家面前也不逊色。

  时至今日,从整个人类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看,米塞斯和奥地利经济学派所获得的,“赞誉”和“质疑”都兼有。但半个世纪前,在知识面前不妥协,以己身力量迎战二十世纪的那个米塞斯,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经济研究。台湾经济学家夏道平早年翻译的《人的行为》,在上世纪经由复印本在汉语学界传阅,二十年来,米塞斯作品在大陆的汉译本仍在涌现,尽管这一头经济思想“大象”来得晚了点,但终究是来了,带着他的进步和局限提供了更多的思想选择。

  新京报记者 罗东


■ 延伸阅读
《米塞斯回忆录》
作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译者:黄华侨
版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年9月


《米塞斯大传》
作者:(德)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
译者:黄华侨等
版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年8月


米塞斯(右一)与其弟子哈耶克在一起。

  随着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最重要的著作《人的行为》以及《米塞斯回忆录》被引进大陆,米塞斯的思想已经逐渐为中国大众所了解。虽然米塞斯是哈耶克的老师,但他进入中国的时间却要比哈耶克晚得多。

  许多读者是在读过哈耶克之后,才知道他有这么一个奇怪的老师。

  米塞斯1881年9月生于奥匈帝国的莱姆堡,按今天的地理划分,该地区已属于乌克兰。米塞斯的父亲是工程师,有一定的文化,但也称不上世家。米塞斯1900年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与政治科学。早期的米塞斯并未表现出对理论的热情,反倒阅读了大量欧洲历史,这也是奥匈帝国当时的主流学术方法。

  1903年,米塞斯读到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大为触动,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他总是很冷静,从未表现出对庞巴维克或其他奥地利学派领袖的崇拜,而同时形成了对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的信心。

  1906年,米塞斯获得维也纳大学的博士学位,此后在维也纳商会工作,有一段时间也在维也纳大学担任编外讲师,无薪,收入来自学生学费。但他借鉴前辈的做法,开始举办私人性质的学术讨论班。1929年,震惊世界的美国经济大萧条爆发,米塞斯对欧洲现实经济失望透顶,感受到纳粹思想在欧洲兴起,于1934年移居日内瓦,担任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到1940年,纳粹德国已经占领欧洲,米塞斯不得不移居美国。

  米塞斯终身保持了举办私人讨论班的习惯,不论身在维也纳还是纽约。很多著名经济学家如哈耶克、摩根斯坦、马克卢普和罗森斯坦·罗丹等都曾在不同阶段参与过米塞斯讨论班,获益匪浅。

  人生▶▶▶ 宁折不弯的诚实

  到了美国之后,米塞斯并没有在大学里找到合适的长期职位。当时他的很多学生都已在美国大学任教,积极帮他联系工作,但一无所获。美国大学的经济系正盛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以没有哪所大学愿意聘任坚定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米塞斯。最终,米塞斯移居纽约,在纽约大学担任一个不领工资的访问教授虚职。即便如此,米塞斯在此期间也写出了《官僚体制》等名作。

  虽然工作不尽如人意,但米塞斯仍然坚持举办讨论班,重新汇聚一批学生,也吸引不少赞成自由主义的美国青年人。后来,这批学生中的很多人都成为新一代美国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在美国延续奥地利学派的香火。二战后,米塞斯专心写作,笔耕不辍,于1949年出版了巨著《人的行为》。体系严谨,卷帙浩繁,从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扩展到各类具体问题,无所不包,可谓奥地利学派的百科全书。

  年过七旬的米塞斯已经习惯整个社会对他的排斥和无视,变得越来越平静。他的兴趣转入历史和方法论等根本问题,陆续写出《反资本主义心态》(1957)、《经济科学的终极基础:论方法问题》(1962)、《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历史背景》等著作。

  但从影响力看,他却一直不如学生哈耶克。主要原因是,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且写出了《通向奴役之路》这样的通俗小册子,有利于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而米塞斯的思想更纯粹、更清晰,他从不为迎合主流观点而作妥协,因此很多言论过于直接,显得不近人情。

  这种“宁折不弯的诚实”,却是认识米塞斯思想和奥地利学派的重要切入点。米塞斯的所有结论都是采用“人的行为学”方法演绎而出,具有高度一致性。米塞斯坚持自己的方法和结论,甚至不惜得罪朋友。他在朝圣山会议上的离场就是很好的例证。在哈耶克看来,参加朝圣山会议的学者,包括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主流学者,都是奥地利学派的同路人。可米塞斯认为,芝加哥学派的方法论与自己截然不同,他们只是偶然获得与自己相似的结论,并不能保证下一次仍然类似,更不是同路人。

  不过也正是米塞斯这种顽固精神,逐渐赢得后来学者的敬重。这几十年来,米塞斯在奥地利学派信徒心目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大家在米塞斯一系列著作尤其是《人的行为》中,学到一整套逻辑严密的分析体系,这就是正统奥地利学派的精髓。这套高度一致的理论不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而过时。与之相反,随着历史发展,米塞斯的理论逻辑会越来越展现出迷人的光彩。

  学派▶▶▶ 继续奥地利学派的思考方式

  从奥地利学派的整个脉络来看,米塞斯是承上启下最重要的一环。但时至今日,我们所说的奥地利学派,实则已变成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不管是罗宾斯、熊彼特这样的前辈大师,还是我们平时所使用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一般从两个维度来描述奥地利学派。

  第一种论述,认为门格尔与杰文斯、瓦尔拉一同开创了“边际革命”,用边际分析取代传统的价值分析,从而为新古典经济学奠定基础。单纯从时间来看,此说并无问题。但从内容来看,不论杰文斯的方法还是瓦尔拉的一般均衡思想,都实实在在嵌入到日后的新古典经济学之中,而门格尔的归算理论却自成一格,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大有不同,其实是貌合神离。

  第二种论述,现在看来可能更为重要,就是把奥地利学派作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对立面来看待,从他们抽象的方法论角度加以界定。门格尔的主要身份不再是边际革命三位创始人之一,而是奥匈帝国讲台上历史学派教父施穆勒的论敌。门格尔与施穆勒有关于方法论的好几个回合的争论,存在根本分歧而无法调和。演绎的方法论以及个人主义从而变成判断奥地利学派的重要标志。德国历史学派主导德国学界大半个世纪,而奥地利学派直到1900年前后才逐渐为人所了解。

  从门格尔到庞巴维克,奥地利学派的学术传承非常清晰。门格尔另一弟子维塞尔的气质与庞巴维克截然不同,不喜辩驳但好学深思,在那场方法论大争论中一举成名,所以也被公推为奥地利学派第二代代表。在他们之后,奥地利学派的传承就变得有点模糊不清,米塞斯、哈耶克和熊彼特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门格尔的思想。但随着奥匈帝国解体,他们很快散落四方,不再是一个经常能够聚会的团体。米塞斯曾很明确地表示,门格尔1921年去世,奥地利学派就此告一段落。

  但是米塞斯、哈耶克和熊彼特后来都陆续到了美国,在不同地方教书,产生极大影响,也培育出不少出类拔萃的弟子。他们都不曾亲炙于门格尔,但通过深入学习后都对奥地利学派的宗旨坚信不疑。他们也出版了大量作品,使得奥地利学派能在新古典经济学几乎一统天下的美国奇迹般地存活下来。随着哈耶克获得诺奖,美国奥派学者的研究工作也逐渐获得承认。

  但罗斯巴德等人所说的奥地利学派,与米塞斯、熊彼特等老一辈学者所说的奥地利学派是否是一回事?很多读者在阅读米塞斯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怀疑。米塞斯是个纯粹的经济学家,甚至可说是个原教旨经济学家,坚持用门格尔方法来解剖计划经济;他的写作没有一点含混,只是显得刻板无趣。

  

上世纪的“经济大萧条”(1929-1933)是米塞斯对现实经济思考的大背景。


《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
编者:(美)埃德温·多兰
译者:王文玉
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年10月

  知识卡片

  产生于19世纪的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主张个人主义的经济研究方法论。他们相信人是拥有自由行动意志的对象,对个人经济活动的演绎、推理可以说明错综复杂的现实经济现象。

  米塞斯和哈耶克进一步强调了人是复杂而自主的,而非可以操控的机械零件,他们的行动包含了许多无法观察和计算的信息。干预和计划政策因不能掌握这些信息而将走向失败,同时可能伤害个人在市场上的自由选择权利,乃至限制他们的自由空间。

  但如何掌握这些信息?市场是一个学习和发现过程。奥地利学派将希望寄托于企业家在生产和交易中的探索和试错精神。

  学科 ▶▶▶

  经济学处理的是现实世界

  可熟悉马克斯·韦伯著作的读者都知道,韦伯虽然治史,但从不局限于故纸堆中,更不反对抽象理论,而是高度重视理性方法对研究的指导作用。虽然他与历史学派的关系更亲近,但在立场上完全倒向奥地利学派,甚至多次批评过施穆勒在国家概念上的陈腐认识。韦伯很早就读过米塞斯的著作,颇为赞赏。米塞斯更是对这个前辈极为敬佩,两人在一战后才有机会碰面,相见恨晚。米塞斯甚至想过将韦伯的经验方法用于自己的研究,更明确地反对德国社会科学家。后来米塞斯发现已有不少人用韦伯的术语建立起一套平行于经济学的社会科学,即社会学,那才作罢。

  不管怎样,韦伯使得米塞斯相信,在社会科学中确实有一门完全与历史不相干的独立学科的存在,那就是经济学。这门学科处理的是现实世界,而非理想世界,所以实证主义应该成为它的核心方法论。不管奥地利学派后来怎么演变,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这是所有奥地利学派学者的共识,连向来立场暧昧的熊彼特也完全赞同。

  也是从这时起,米塞斯开始深入研究货币和商业周期问题。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奥匈帝国已经瓦解,政治仍然动荡,经济凋敝衰落。米塞斯为奥地利赔偿委员会工作,深知奥地利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问题。他组织定期的讨论班,一同研究货币问题,哈耶克也是讨论班的常客。从事后来看,远在英国的凯恩斯也埋首于货币理论研究,这绝非偶然。这些思想家都没有为战争结束而欢欣鼓舞,而是更多地从当前的经济危机中感受到未来更深重的危机。

  在这一阶段,米塞斯思想上的敌人逐渐变成那些掌握财政大权的保守经济学家,例如财政部长黑尔弗里希。随着施穆勒的去世,历史学派在德国式微,更多经济学家开始接受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和边际分析方法。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在货币问题上的认识,还停留在数十年前密尔经典著作的水平上。密尔是货币中性论的拥趸,认为货币发行不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当时主流的德国经济学家基本也是如此认识。

  但是早就有人发现边际价值理论与货币中性理论不一致。奥地利学派第二代的领军人物维塞尔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提出一套以货币存量为核心的理论,被后人称为“银行学派”。维塞尔的思考可谓对错参半,已经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前进了一步,但仍然无法彻底抛弃货币中性论、货币面纱论的约束。当时年轻经济学家如熊彼特、希法亭等大多也追随维塞尔。

  论敌 ▶▶▶

  与凯恩斯的共识远多于人们的想象

  米塞斯的思考最早也是沿着维塞尔起步。在他早期著作如《货币与信用原理》中,仍然能看到一些维塞尔的影子。但是随着米塞斯对经济历史和当下状况的研究逐步深入,他不断发现主流经济学家或者“银行学派”在经济政策上的失误,意识到自己必须摆脱“银行学派”,站到另一派更激进且更边缘的“通货学派”中去。他一方面不断地回到门格尔,用门格尔最基础的边际分析方法来反思货币的本质;另一方面,他也在研读经济史,钻研早期法国经济学家坎替隆的《商业性质概论》,坚定了“通货学派”的立场。

  当时的米塞斯并不知道,凯恩斯也正沿着相同的路径,阅读了坎替隆的书。米塞斯与凯恩斯不约而同地否定了货币中性论,而吊诡的是,两人最终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政策主张。米塞斯坚定地反对墨守成规的政府干预货币,主张自由放任。而在另一端,凯恩斯对货币理论经过多年琢磨后,突然推出一套惊世骇俗的干预理论,即《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导致了经济学历史上又一场革命。

  仔细推敲米塞斯与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就会发现他们的相通之处远多于我们的想象。他们在许多关键问题上都有共识,甚至在方法论上都不乏相似之处。只是因为整体方法论的不同,最终一个主张自由放任而另一个主张国家干预。凯恩斯并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米塞斯也绝非大众认为的单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我们已经习惯以刻板印象来认识,这才会把米塞斯与凯恩斯列为经济学光谱的两极。

  米塞斯与凯恩斯还有两点共识值得思考。首先他们都认为学界高估了普罗大众作出正确选择的能力。在这一点上,米塞斯显得很悲观,也许与他多年来在奥地利绝望地观察经济政策有关。他深知自己无力改变社会,但仍然坚持写作和办讨论班,尽可能地培养学生,保留独立思考的火种。不管周围环境如何变化,米塞斯坚持不变。而凯恩斯则要灵活得多。他具有英国人独有的睿智,既然不能改变大众,那就不妨利用大众。所以不管证券投资还是财政政策,凯恩斯都站在一个高度实用主义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

  他们第二点共识,是对官僚系统的痛恨。米塞斯终身都没有适应官僚系统,甚至都没能适应大学系统。他在二战期间流亡美国后,也并没有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有过多交往,只是担任纽约大学的“访问教授”,并从一家基金会领取工资。因此米塞斯也不必掩饰他对官僚系统的痛恨,在《官僚体制》等书中,他对官僚系统极尽嘲讽。

  交往 ▶▶▶

  以决绝的态度捍卫自身的理念

  尽管和凯恩斯一样,米塞斯一直在怀疑官僚系统,但在1947年,米塞斯却接触了另一种官僚制度。他无意中参与了“朝圣山学社”,这个团体早在二战之前就已成立,到了战后,主导权逐渐落入哈耶克手中。但是哈耶克本身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资金。他受邀组织“朝圣山”,必须要做一些妥协,既邀请一些同情自由主义的政界商界人士,也邀请总体上支持他们主张的美国同行,这样才能保证获得资金,邀请他最希望参与的几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重中之重就是他的老师米塞斯。

  此时的米塞斯已经离开欧洲多年。他到美国没多久就递交了入籍申请,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公民。他对不断衰退、遏制自由的古老欧洲早已失去耐心。他回忆说,为了对抗极权主义,欧洲曾出现很多经济改革计划,他自己就参与过不少。但这些计划无一例外都失败了,因此他不再愿意回到欧洲。

  但在哈耶克的努力之下,米塞斯还是在1947年4月去瑞士参加了“朝圣山学社”的成立大会。那次会议汇聚了多国政要,还有德国货币改革之父奥伊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罗宾斯,刚以《一课经济学》成名的黑兹利特,哲学家波普以及来自芝加哥的奈特、斯蒂格勒、弗里德曼等。从现在的视角看,这是一个倾向自由主义的阵容。

  米塞斯却不这么看。他关心的绝不仅是每个人的一个总体表态,而是每个人言语思考中可能的干预主义倾向。因此当他在会场上不断听到诸如宗教在自由社会的价值、工会的作用和政府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等论题时,终于拍案而起。绝大多数人都是复杂的,米塞斯当然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但他仍然以这种决绝的态度来捍卫自身的理念,没有丝毫妥协。

  □梁捷(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概念解释

  边际分析方法

  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之一,早期使用代表人物有杰文斯,以及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等人。边际即“额外的”、“追加”的意思,指处在边缘上的“已经追加上的最后一个单位”,或“可能追加的下一个单位”,属于导数和微分的概念,就是指在函数关系中,自变量发生微量变动时,在边际上因变量的变化,边际值表现为两个微增量的比:如“边际成本”,是增加一个单位所引起的成本增量;“边际收益”,是增加一个单位所带来的收益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