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继东
广东人民出版社总策划
不夜灯工作室主编


《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
作者:舒新城
编者:向继东
版本: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年10月
舒新城先生在1893到1925年间的教育生涯记录,以自己教育生活经历为线索,演述中国近代教育之变迁。


舒新城 (1893~1960),湖南溆浦人。著名教育家、出版家、《辞海》首任主编、现代教育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一生教育经历跌宕起伏,著作宏富。代表作《道尔顿制研究集》(1929年版)、《近代中国教育史料》(1933年版)等。

  致敬辞

  中国现代教育自萌生至今已逾百年,承载立德树人之大业,见证历史时局之变迁。倘若探寻源头,追溯起点,则要回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时代。站在传统与现代之交,舒新城先生以其1893-1928年间的生活经历为线,忆述了一部三十五年的教育生活史。从做学生时亲历私塾、书院生活,到当教员时探索新式教育方法,再到教育著述时反思新旧教育利弊,舒先生用历史的记叙方法,兼带描写,用心力书写了一部深思学术与人生的精神自传。

  我们致敬舒新城,因为他力求客观地记述,坚持率真地书写,不避冒犯与嫌怨,把父母亲族的影响、师长朋友的交往极尽真实地呈现。教育中人写教育中事,不仅耳闻目见、亲力亲为,而且朴实恳切、细致入微。在中国社会变革最剧烈的时期,《我和教育》为中国现代教育史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个人记录。

  答谢辞

  《我和教育》是著名教育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1936年版《辞海》主编舒新城的回忆录,可惜作者在56年前就去世了。《新京报书评周刊》邀我出席这个授奖仪式,是因为我把它纳入“民国春秋”丛书再版。此书初版于1946年1月,距今绝版70多年。

  感谢《新京报书评周刊》年度好书授予《我和教育》2016年度教育类好书奖。对我而言,出版《我和教育》好像是一种使命。上世纪80年代,我在编撰地方志时有幸复印得到这本书。我很喜欢,一直想再版它,但那时自己不在出版界,直到2013年后我成了“出版人”,才有机会把它推出来。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部舒新城个人的自传,也是一部珍贵的民国教育史料,还是一部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演变史。

  舒新城说,教育是人生中必然的事实,无论谁都有自己的教育理想、方法,所以书中的“我”不是指舒新城自己或某一个人,这个“我”是复数的,它指的是每一个人。

  教育是培养和造就人的。当下的教育改革,如果不在教育机制和教育理念上做根本的改革,就很难完成现代中国的转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教育上的成败,决定了它的未来。这也许是阅读本书的一点启示。

  再次感谢《新京报》!

  ■ 阅读舒新城

  那代人是在真的办教育

  关于《我和教育》

  我一直很喜欢这本书,很想促成它再版,但以前没机会,后来等我自己做出版了,才做成此事。再版此书,屈指一算,竟花了近30年时间。

  我之所以执著于此事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己确实喜欢这本书,二是因为我和舒新城是乡党,都是湖南溆浦县人。上世纪80年代,我还在编纂地方志的时候,就注意搜集舒新城的资料,知道他进了省人物志的,是个了不起的学界人物,当时便很有野心为他写传记。1987年5月,我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室见到《我和教育》这本书,当时就想复印它,可那个时候复印成本很高,就只复印了他回忆在溆浦县立高等小学堂求学那一段文字。后来,我有机会把这部分文字编到《一方热土人:溆浦文史》第五辑这本书里,没想到读者反响热烈,纷纷前来索书。大家都说这是本好书,问我怎么能买到这本书,我也茫然。

  三年后,我终于拿到了这本书的复印本,是当时在上海农科院工作的一位溆浦老乡,帮我从辞书社图书室复印来的。我如获至宝地藏着,一直想找出版社再版,但那个时候我还在小县城里工作,没有机会。1993年,我从县城调到省城长沙,在湖南省政协机关报《湘声报》做了副刊编辑。在这个平台上,我做了二十年编辑,结识了一大批文化界精英,同时也做出版,主编了好几套丛书,其中给广东人民出版社就主编过 “新史学丛书”,该丛书共出了4辑20多种。正因为此, 2013年退休后,即被广东人民出版社聘去做人文图书总策划。到了广东人民出版社后,我自然将《我和教育》的再版提上了日程。2016年10月,我终于将它纳入“民国春秋丛书”出版了。

  作为一个出版人,过去的2016,感慨良多。坦率地说,过去的一年,做出版是很不容易的——正由于不容易,我们才选择做这样一本书。这就是之所以出版这本书的大致缘由。

  关于舒新城

  舒新城(1893-1928)受过完整的私塾和书院教育,15岁后才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他是带着新、旧教育经验的矛盾冲突走上问学之路的,新、旧两种教育经验在其内心里并存、并冲撞也是难免的。舒新城先生也认识到,传统的私塾和书院有迷人之处,可随着农业社会的解体必将成为过去;而新式的学堂即便不尽如人意,可它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代表了中国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于是,他积极投身于新教育运动,譬如他极力推广外来的道尔顿制教育,并撰写多种道尔顿制研究书籍。虽然最后归于失败,而那时候好就好在,教育的归教育,没有太多外在的权力干扰。

  关于舒新城先生的为人处世,《我和教育》一书里有不少记载,尤其是那篇附录很值得一读。其夫人刘济群的《我所知道的舒新城》,里面有很多细节,很生动,也很感人。他总是严以律己,宽厚待人,以身作则。他日常生活十分节俭,在衣食住行方面一贯是简单朴素的,长衫破了,总是补了又补。上世纪50年代,他做过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面给他配了小车,但他很少用,只有办公、开会时才偶尔用;组织上为了照顾他身体,给他租了每月220元的大房子,只要他自己补交20元,但他拒绝搬迁,坚持只住自己付得起房租的廉价房,每月租金只有二三十元。他家里的大小家具,也基本上都是旧货市场买来的。从舒新城的节俭自律,联想到当下的奢靡之风,不禁感慨,今夕何夕。

  关于教育

  我曾经写过一篇《回到蔡元培》的文章。我在文章里说:一百年前,我们的前辈提出“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而今我们的口号还是“科教兴国”,这令已进入“世界民族之林”的我们多少有几分尴尬和失望。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成现代的人,“现代的人”成长起来了,现代教育的转型也自然完成了,可是我们经过一百年,又回到20世纪初的起点。许多年前,杨东平先生曾在《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引言中说,“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大多是前辈曾经做过的;我们今天的所思所想,也大多为前人所思想——而且我们的思想和作为未必比前人更好。”此言极诚。

  当时舒新城那代人办教育是真的办教育。那一代知识分子自然都是老派的知识分子,都比较正派,追求真理,孜孜不倦。1922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第四卷第三期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中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和各派教会的影响。”虽然,那时国民政府曾力推“党化教育”,但教育家们可以不必理会,仍可按照自己的判断去做人做事,不党不派。这也许是成就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口述/向继东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