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白银案”庭审现场，被告人高承勇出庭。图/视觉中国
朱爱军，甘肃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是司法机关为高承勇指定的辩护律师。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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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陈词时，高承勇对家属道歉并鞠了三躬；其妻子称，既然高承勇承认，他就应为自己行为付出代价
7月19日下午5点，“白银连环杀人案”庭审结束。
经过两天审理，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高承勇故意杀人、强奸、抢劫、侮辱尸体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的一审告一段落。
根据检方的指控，1988年5月至2002年2月间，高承勇在甘肃省白银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采取尾随女性、入室作案等方式，实施故意杀人、强奸、抢劫及侮辱尸体犯罪，共致11名女性被害人死亡。
朱爱军，甘肃仁泽律师事务所律师，是司法机关为高承勇指定的辩护律师。此次庭审，有一起案件朱爱军做了无罪辩护。昨天上午10点，朱爱军接受新京报采访，复盘了庭审时的一些细节。
朱爱军回忆，在最后的总结陈词环节，灰裤布鞋、头发灰白的高承勇站起来，面对旁听席上的家属，道了歉，深深鞠了三躬。
“庭上陈述时，数位受害人家属说起亲人离世后的伤痛，多人落泪。”朱爱军认为，这是高承勇这么久以来第一次道歉、鞠躬的原因。
对于公众最困惑的杀人动机，一位参与旁听的家属称，高承勇陈述时说，除了第一起和最后一起案子是图财，其余都是无差别杀人。朱爱军则说，他曾在笔录里看到，面对警察时，高承勇说了一句让人惊恐的话。
谈庭审
“家属陈述时，我的眼泪在打转”
新京报：在庭审全程，高承勇整个人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朱爱军：比较平和、冷静，能够配合法院庭审，没有抵触情绪。
新京报：受害人家属做了怎样的陈述？
朱爱军：有家属在庭上落了泪。死者中，八岁的小女孩也好，不到二十岁出来打工的受害人也好，都比较年轻。有些死者的父母长期抑郁，年纪很轻就去世了。有些死者的孩子还非常小，丈夫等于是又当爹又当妈。他们陈述时，我的眼泪都在打转，觉得造成的危害确实太严重了。
新京报：高承勇听到这些有什么反应？
朱爱军：我认为高承勇最后能够说“对不起”，能三鞠躬，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环节上。他之前没有过。当然了，这是我的猜测。
新京报：在总结陈词时，高承勇提出了要捐献器官？
朱爱军：是的，他说自己无力赔偿，愿意捐献器官。但我觉得这不具有可行性。一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毕竟这么大岁数了；二是他犯下了这么严重的案件，捐献器官还找不到接受他器官的配体。
谈辩护
为高承勇辩护压力比较大
新京报：这次开庭，你们做了怎样的辩护？
朱爱军：公诉机关指控的十一起案件，我们对十起案件做的是有罪证据不足、有疑点瑕疵的辩护，对另外一起案件做的是无罪辩护，我们认为这个案子疑点太多，证据严重不足。不是说这个案子就不是高承勇做的，但是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这个案子可能不是他做的。
新京报：辩护的重点是什么？
朱爱军：主要是核实案件细节，对比高承勇的供述与案件材料，从里面找出疑点和瑕疵，在开庭时提出来。
比如被告人供述的作案的时间、地点、天气、所持的刀具、刀伤的形成、捅刺的部位以及他进去的一些行动轨迹，与案发的勘察材料对比，看有没有矛盾。甚至在开庭的前一天上午，我们还在找高承勇核实相关情况。
而对其他的辩护观点，比如主观恶性、作案手段、造成的危害后果、所谓的认罪悔罪表现，我们都没有涉及。
新京报：为什么不涉及主观恶性、作案手段、认罪悔罪表现等方面？
朱爱军：因为我认为这个不会影响案件基本的处理结果，而我们更关注的是案件不要以后出现其他问题。
新京报：所以高承勇的陈述和公诉机关的材料中，有出入的细节多吗？
朱爱军：每起案子中都会有一些小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最终会不会被法院认定为属于重大的证据不足，或者说需要补查，这个是要综合公诉机关的证据材料，以及被告人的供述，有一个综合评判的过程。
新京报：作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有没有感觉到压力？
朱爱军：压力还是比较大，周边的一些朋友甚至开玩笑都在说回头要不要给你们找一个建筑工地的安全帽，给你俩配上，出来后小心被砖打破头。但我们认为受害人家属的克制程度、素质还是非常高的。
谈高承勇
“他的内心像一扇封闭的门，打开它非常难”
新京报：从你阅读到的案件卷宗看，高承勇的作案手段真的非常残忍吗？
朱爱军：是的，这个案子的十一起犯罪，每一起犯罪在我看来作案手段都是非常残忍的，受害人是没有任何过错可言的。
新京报：你们有没有问过他的动机？
朱爱军：问过，我们问有些案子你当时完全可以跑掉，或者完全可以不杀害受害人，你们没有任何冤仇，你怎么能够捅刺几十刀？他一般都是会回避，不吭声。
后来公安人员给我们透露过，我们也在笔录上看到了，审讯时他的原话是，杀完人后，很解恨，很痛快。但他这次在法庭上没有这样陈述。
新京报：接触这么久，你们和他之间有过非常深入的交流吗？
朱爱军：他是比较封闭的一个人。我也问了，他没有知心的朋友，平时不擅长与人交流。他的内心世界就像一扇封闭的门，要打开它非常难。
我们去了以后，一开始对我们是不信任甚至是抵触的，去得多了，现在不抵触，能正常交流，但是你要说跟我们推心置腹，不现实。
新京报：你试过去打开那扇封闭的门吗？
朱爱军：我们试过，在问完笔录之后，我也想试着和他聊聊天儿。有一次，我问过他一些涉及感情的问题，他立刻反问我，这个跟案件有关吗？我只能说无关，那他再不吭声了。聊天就没办法进行下去。
谈家属
儿子仍不相信高承勇杀了人
新京报：这两天庭审，是否和高承勇的家人沟通过？
朱爱军：开完庭我给他妻子打了电话，把辩护思路跟她说了，她说既然高承勇承认，而且证据上认定是他做的，他就应当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新京报：她现在的心理状态如何？
朱爱军：她说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感觉没办法面对任何人，尤其原来的熟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她也难以面对受害人的家属。我听说两个孩子也是压力非常大。到现在都在怀疑，到底是不是他父亲做的这个事情。
新京报：现在他们仍然不相信是高承勇作案？
朱爱军：是的。开完庭，家属还在问，高承勇到底有没有承认是他做的，他们还是不相信。
新京报：他们有没有解释过，自己为什么不相信？
朱爱军：按高承勇妻子的说法，结婚这么多年，他没有打过她，甚至连脏话都从来没说过。两个人吵架生气了，高承勇只是会摔门出去。
新京报：包括有人会质疑，为什么共同生活那么多年，家属却对此一无所知。
朱爱军：家属说不知情，我认为是客观的。他爱人比较外向，高承勇比较内向谨慎，俩人之间没啥话。高承勇没有固定工作，作息和行程也都不固定。
而且还有一点，他妻子说他爱干净，从结婚起他都是自己洗衣服，这也就是为什么家里人没发现他衣服上有血迹。
我们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高承勇的家属也是被害人。
新京报记者 罗婷 实习生 张艺 甘肃白银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