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快讯(记者王姝)10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专题询问现场，最高法副院长江必新通报了一组数据：从2016年元月至2018年6月，全国法院一共审结污染环境的刑事案件3489件，其中同期审结的涉气类污染环境刑事案件仅36件，涉及到67人。

　　江必新分析说，“人民法院每年的刑事案件是90万件至100万件左右，涉及到环境污染的是3489件，但涉及到大气污染的就更少了，只有36件，占比非常之低。涉气类污染环境刑事案件在整个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中占比也仅仅是1.03%”。

　　江必新表示，涉及到环境污染案件都判了有罪，但是有52%的判了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拘役，有48%的案件是判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总体来看，判处刑罚偏轻，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主要原因，一是法定刑最高的就是七年以下，一般的就是三年以下。根据相关的刑事政策，三年以下通常有可能判缓，或者有些轻微的就免予处罚了。从法院的主观原因来看，对污染环境的犯罪还是缺乏深刻认识，对它的社会危害性，对国家、对人民的危害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另外，这些犯罪很多是受指使或者受暗示实施的，有时候判刑下不了手。还有一个原因，这类案件证据很难取，因为大气污染的流动性、综合性、复杂性，要检察机关提供充分有力的证据很难，所以有时候证据不足，有时候疑罪从无了，有时候判得有点轻。还包括证据规则、标准不是太清楚，也都有关系”。

　　江必新称，针对上述情况，将推进环境资源案件的跨区划管辖制度改革，有利于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创新裁判方式，“比如刑附民的案件，犯罪人也没有能力缴纳罚金，罚了他也交不了，最后就让他植树，‘劳务代偿’，反响也很好”。

　　“因为对污染环境犯罪有一个标准问题，就是一定要情节严重，情节严重才能构成犯罪，如果不能证明严重，就不构成犯罪”，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说，“情节严重”的标准一般在人、财、物三个方面：一人死亡、三人重伤、十人轻伤才能够罪。“呼吸有毒气体，当场死亡的比较少;如果呼吸了几个月，出现了发病，那么发病的原因到底是个人身体的原因还是有毒气体的原因，这方面的证明比较难;还有财产损失，要求30万元损失以上，这要鉴定，像江西抚州有两个村民燃烧电子元件，后来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起诉，要鉴定到底对大气造成了多大损失，江西抚州这个案件，检察机关提交到了北京的一家鉴定机构做了鉴定。地方上相应的鉴定机构比较少，也就是说损失结果鉴定难”。

　　张雪樵建议，“希望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和公益诉讼立法保障，特别是对于犯罪标准，污染环境罪能不能在立案标准上做一些修改，比如把结果犯修订为行为犯，只要排放有毒气体就认定为犯罪”;“与法院建立协作机制，特别是对一些重大跨地区污染，比如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为避免地方干预，通过建立跨行政区划的司法协作机制，或者跨区划的行政公益诉讼、跨区划的民事公益诉讼，或者跨区域司法管辖机制，进一步加大对犯罪打击力度以及对大气污染损害的制裁力度、救济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