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思发成立的“妈妈农场”。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2008年6月22日，北川万名灾民雨中搬家。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改革物语
2008年6月19日，四川什邡滢华镇爱心帐篷学校，孩子们正在帐篷里上课。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做公益第10个年头，“中国心志愿者团队”队长高思发所在的本地公益组织逐渐走上正轨，他却更焦虑了。
每年春节前，他会走访资助的北川学生家庭。2017年，一次进山家访，他见到一位妈妈每天骑2个小时摩托车进山挖药，收入微薄，家里还有孩子、老人需要照顾。这些“走投无路”的单亲妈妈们被迫成为了家庭的顶梁柱，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十年来资助对象一直是贫困家庭的学生。
但今年1月，高思发决定做社会企业，用商业的模式帮助这些妈妈们。名字一开始就想好了，叫“大鱼公益妈妈农场”。
高思发每天和妈妈们一起在农场里拔草、种菜。100多天过去了，地里的茄子熟了，花生熟了，生态种子没生产出来，销路也没找到，他自嘲“就像十月怀胎”。
社会企业是这几年部分公益组织开始探索的新方向，成功者寥寥无几。“到底可以长成一个什么样子，还需要一个漫长的阶段”。
高思发做公益是从帐篷学校开始的。2008年汶川地震，他放弃在外地的工作，回到家乡绵阳，从北川灾区志愿者开始做起，“那时哪里懂什么叫公益组织？没这个概念”。
十年后，他和团队创办的中国心志愿者团队成了北川唯一的本地公益组织。
2008年被称为“公益元年”。这十年，是民间公益组织的“黄金十年”，从松散的志愿者到职业化的社会组织，民间公益组织得到了身份的确认，但仍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抗震救灾志愿者
2008年5月12日，老北川县城一片废墟。
绵阳人高思发在北川中学看到房屋瓦片和钉子裸露在外，很多孩子脚受了伤。他便想，“能否办个帐篷学校，让孩子们安全玩耍？”高思发开始联络志愿者、准备物资，一个月后，他在距离北川中学500米左右的任家坪村搭起了帐篷学校。
同是绵阳人的刘剑峰在地震后，组织了摩托车车队，到北川进行救援。他们在胳膊上系了红领巾，那是从电视上学来的，“就是想表明是志愿者”。
6月下旬某天，刘剑锋申请成为帐篷学校的志愿者之一，当网络联络员。由他负责把帐篷学校最新消息和招募信息发在新浪博客上。此后，不断有志愿者来到帐篷学校。
2008年的汶川地震，有大批志愿者涌入灾区。像高思发、刘剑锋这样自发去灾区的志愿者，据不完全统计，有300万。“我认为，志愿者是2008年汶川地震最大的一个亮点”，长期研究公益的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朱建刚认为，除了官方的解放军可以参与救灾，公众开始慢慢接受自发的社会力量如志愿者、志愿者团队也可以在救灾中起到很大作用。
在2008年之前，中国社会组织大多以官办为主。这些社会组织一般要根据政府部门的要求和参照行政管理的模式进行运作。
从2008年开始，公益领域形成了“灾害救援”的新领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郭虹进行过估算，那年进入汶川地震灾区的组织，最多的时候300多家，“另外加上学生社团、志愿者团队、短期进入又撤离的机构，前后总共约有500多个团队和机构”。
2008年5月12日，徐永光在北京的家里坐不住了。他反复琢磨，过去发生灾难都是公募基金会参与，而中国的公募基金是官办为主，此前没有资助民间社会组织的传统。“我们如果没有行动的话，可能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徐永光是非公募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副理事长，2007年基金会刚刚成立。
他给在北京的十几个民间组织、基金会打电话，十几家机构负责人起草了一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联合声明》，号召“各民间组织和公益组织携起手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力量，与灾区群众一起共渡难关。”很快，当天下午在网络上发表声明的机构上升到了50多家。到了5月14日，已有100多家。
南都基金会理事会决定拿出1000万资助民间公益组织去抗震救灾。在网上发布公告后，70多家机构每家拿到了10万左右的工作经费。
这些钱仍然是杯水车薪。徐永光找到了红十字会副会长。2008年6月17日，公募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发布新闻，拿出2000万元，面向国内民间公益组织和专业服务机构公开招标“5·12灾后重建项目”。公募基金会公开招标支持草根NGO，这在中国公益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也是这一年，官方第一次意识到社会参与的重要性。2008年6月8日，国务院颁发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文件，在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方面，第一次确定了“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成为职业公益组织
2009年8月，在北京的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上，39岁的高思发和57岁的郭虹在会上碰见了。两人第一次的见面交流，“不太愉快”，郭虹回忆。
高思发贴钱去做志愿者，郭虹不认同这种做法，“做志愿者不是贴钱做好人好事”。高思发急了，辩道：“贴钱做怎么不是做好人好事，我们是好人，就是做好人好事的。”
2008年开始，很多志愿者队开始转型为社会组织，去民政局登记注册。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获得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或者获得政府部门出资购买公共服务的机会。
但那个时候，高思发的团队仍然还是一个松散的“纯志愿者”队。刘剑锋内心有“不屑于和基金会合作”的想法，想做“纯粹的志愿者”，“不应该沾一分钱，我们要是沾了钱，就说不清楚了”。
地震结束后，高思发队伍里的外地志愿者走光了，剩下了他和刘剑锋两个绵阳人。2010年刘剑锋找到了一间闲置的办公室，不收房租、不收水电费。
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开始做一对一助学项目，资助的对象是北川灾后的学生。高思发和刘剑锋等人自掏油费和路费去家访受资助的学生，随着行政成本不断增多。“一开始可以承受，到后面就感觉维持不下去了”，刘剑锋回忆，“志愿者里有大学生，路费自己补贴多了他们受不了就离开了”。
有一次，刘剑锋发现，用于上学的钱打到家长的卡里，要么家长拿去喝酒，要么家里有人生病就拿去治病了。“钱就这么被挪用了”。他们开始意识到，助学不仅仅是筹钱这么简单，还有更多比给钱之外更需要做的。
高思发开始设想做家庭教育，“这时候感觉把事情做好，就要敢于承担风险。如果接收了爱心人士捐赠用于行政支出的费用，我们只要公示清楚账单就行”。
当时，郭虹在为各种公益组织提供培训机会，她给那些来参加的人讲公民意识，讲公益文化，也请各地有名的老师来上课，讲公益制度化建设，内部管理等等。“我们提供能力建设，也讲发展理念。以前他们都是满腔热情在那里干活，没有公益的价值观”。
高思发开始和郭虹有了密切接触，郭虹每次办免费培训班，高思发团队都会有至少两三个人来学习。
2011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可直接登记为合法组织。困扰各地公益组织的身份问题逐渐得到解决，改变之前的双重管理门槛。此前，社会组织要想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必须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很多社会组织因找不到政府部门或具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挂靠而无法登记。
成都是降低门槛最早的试验地之一。
2009年11月份，中国心志愿者队在北川民政局登记注册为“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因为救灾而出现的公益组织逐渐明晰其发展方向，养老、儿童教育、青少年发展、心理健康教育、环保、创新发展、社区、农村、留守儿童，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出现了不同公益组织的身影。公益组织开始呈现专业化、职能化特征。
“同时，基金会开始增多，项目也开始向传统的领域外拓展”。郭虹回忆。2010年，民间基金会已经超越官办的基金会规模，“今天6000多家基金会里的大部分都是民间基金会”，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教授朱建刚在其回顾公益十年的一篇文章里提到。
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但小莉深有体会，她从地震之后开始做灾区人群的心理咨询，曾四处筹钱甚至自己贴钱想要坚持下去，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民间基金会的项目支持。
中国心团队也陆续找到了各种基金会做项目。“项目变得规范化，财务也变得规范化。”刘剑锋如此评价团队。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
2013年四川再次爆发地震——雅安地震，赶到现场的刘剑锋们，第一次感受到民间公益组织的“有序”感。
雅安地震一发生，刘剑锋第一件事是“把政府官员拉进微信群”。政府官员会及时在群里公布灾情最新消息。与此同时，进入当地的社会组织也会在网络上给他们提供信息。哪里有救援队，哪里缺物资，刘剑锋都一清二楚。
这源于2008年开始，不同公益组织开始搭建起信息网络。“成立协调组织或者联盟，坐下来讨论的第一件事，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是我们不做什么”。郭虹回忆。
“我们先及时响应灾情，再回应灾情”。响应是做好救援准备，回应是前往灾区救援。这几年中国心志愿者队响应的灾害不下20场，但回应的灾害只有13场，“不浪费人力物力，很有效果”。刘剑锋说。
2008年开始民间基金会逐渐获得公众信任，在雅安地震之前，“有基金会的筹款额每年大概只有三四千万，但是雅安地震刚爆发，他们就从公众那里筹到了几个亿”，刘剑锋回忆。筹到钱的基金会开始公开招标，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
高思发意识到，无论政府还是社会组织都给予了雅安地震比汶川地震的更多资源。“我觉得我们的责任还是在北川”，他们并没有回应雅安地震，而是选择返回北川。
在北川，高思发遇到了新的问题，“公众觉得苦难来了，捐款积极性高。但是灾后的常态化公益项目，支持力度就没那么大了。”比如涉及到灾后儿童服务，灾后社区服务，灾后心理咨询等，灾后就业等。
民间公益组织离不开资金支持，获得的渠道一般是政府购买、基金会资助和公众募捐三种。
公众募捐一度达到顶峰。2014年全国接受社会捐赠总额达到1042.26亿元，开创了没有大灾情况下常态化捐赠的新纪录。但是常态化捐赠涉及的领域主要还是集中于贫困救助领域。
2013年开始，“将适合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公共服务项目，交由具备资质并且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承担”等类似话语频繁出现在国务院会议中，政府加大了对于公共服务的购买力度。
成都市是较早开始加大投入的城市之一。2008年以后，成都市民政局开始加大对于当地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上的投入，目前每年总投入达到5000多万。
因为与政府部门的支持方向相吻合，为社区青少年提供免费教育服务的雷建从2009年开始就获得了政府的资金支持。他免费获得了1300多平方米的场地，有连续四年时间，每年空间有400万-500万的运营经费。他不用为资金发愁。
但公益组织作为社会独立于政府、民众的第三方，如果其资金来源过于单一或者某个来源占比很高，都容易出问题。雷建曾去香港培训，听一名专家提及，“公益组织资金组成最理想的比例是，政府占50％，基金会占30％，公众占20％，当政府占比大于70%就需要警惕”。
雷建创办的公益组织，99%的资金是当地政府各部门出资的。“感觉很容易变成一个听从出资方的执行机构”，雷建认为，“员工感觉到他不是在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帮出资人完成任务。”
亟待行业标准化
距绵阳机场30公里外山脚下的一片平原，是一座建成还不到10年的新县城。这里一切都是新的，河流穿城而过，新楼房一排排拔地而起，宽阔的柏油路少有行人，路边的标牌上写着“北川新县城”。
高思发团队的新办公室就安置在这里。几年来，他们和当地政府不断协商，要来了一些可以免费办公的场地。
从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十年，朱建刚将它称为“黄金时代”。
从数字来看，“今天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组织已经超过了80万个，是十年前的两倍还要多”。朱建刚最近在一篇回顾公益十年的文章中提到。
“2013年雅安地震之前，雅安当地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草根公益组织，而去年，在雅安已经注册的组织有148家，没有注册的也有150多家。”郭虹说。
除此之外，人们不再将公益误认为是慈善，做公益的人也可以获得正常收入。公益机构吸引了很多刚毕业的年轻人。“还有就是海外的留学生回来，也进入公益界，非常多元”。朱建刚说。
2015年9月9日，中国有了第一个公益日，俗称99公益日。这是公益领域捐助方式的一次创新，发动全国数亿热爱公益的网民进行移动互联网捐款。
但这十年也是野蛮生长的十年，不愿具名的公益研究者认为，目前的公益行业更像“一个江湖”，多元化的过程中也有撕裂与冲突。也有公益组织负责人则叹息，“有影响力的公益组织很少”。
公益行业虽然形成了，“但这个行业的行业标准还是空白”。徐永光说。缺失的行业标准，让公益组织无论从内部管理到外部环境都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从内部来看，但小莉说，“你只能根据你的价值观去选择，你认同这个领域中的哪些人哪些事。”
“很多社会组织的发展是靠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吸引人才”，但小莉发现，在这些机构里，具有重要决策权的理事会变成了一个摆设。
她回忆，在她刚去民政局注册登记时，机构里资金有限，她自己掏了3万块注册费，给同事发工资也很低，“那会同事都是从灾区回来的，靠感情维系”。但在组织逐渐职业化的过程中，问题毕现。工资低留不住人，大学生对社会组织认识过浅。公益组织不同于一般企业之处在于——不是个人而是集体的决策。“这就需要理事会来做重大决定”。
而雷建最近正面临着外部环境挑战。
由于长期依赖政府购买服务，今年5月，雷建及其团队所在场地被收回了。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和社会组织永远是个博弈的关系”。政府给钱，希望是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服务，社会组织拿了钱，希望提供最少的人力支出和费用，获得最大的收益。“政府会有一些临时性的要求，并不是完全按照协议给社会组织做”。雷建说。
现在，让雷建犯愁的是如何获得稳定的资金。原来的运营空间在一个综合市场的三楼，接受记者采访时可能是雷建最后一次回到这里，离开时，他扭头回望，三楼的空间被树荫遮住已经看不见。“我刚来那会，树还只有两层楼那么高”。
改革亲历
江维 成都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处处长
这十年公益组织发展很快，是黄金十年。
成都社会组织发展比较快是因为有比较好的社会土壤。2003年就开始城乡统筹改革，主要是在农村，土地确权、产权制度改革等，这样基层社会治理就得跟上。2007年开展村级治理改革时，以村民议事会制度为突破口，村级民主协商，议事决策。不管是2008年遇到地震还是其他事情，都是本村本土的人在大的政策框架下通过协商民主决策，还权于民。
2012年国家民政部门开始投入资金做公益创投，大的方向是政府倡导的社区治理、公共服务、弱势群体的创业就业、困难群体的救助等，主要在那些本来是政府力所不逮，又希望老百姓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服务领域，便倡导、支持社会组织去做的。
在成都，目前还是直接服务类的社会组织比较多。对老人的、儿童的、青少年的、残疾人的、应急救援的、精准扶贫的，等等。
成都最大特色是支持社会组织做社区营造。目前大城市里面这是成都独有的。这几年，每年光是民政局支持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上的投入就是5000多万。2008年以前几乎没有资金给到社会组织支持。
2008年起成都市涌现了不少志愿者组织。2009年起成都民政部门开始配套村级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专项资金，首创了村级公共财政制度，村民可以自己决定哪些公共需求用什么样的方式满足。2011年起，成都的城市社区也开始配套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专项资金。这部分直接赋能社区的资金投入目前达到每年15个亿。这是成都的社会组织做事最大的一块资源。
他们都说我们给的项目资金比较抠，其实是想最大程度激发公益组织整合资源的能力。
社会组织本来就是按自己初心和宗旨做事，自己能够开拓更多的资源渠道才能更具有独立性。政府能给当然很好，政府不能给也要通过把事情做得非常专业来得到承认。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政府给公益组织钱，公益组织就要按照政府的要求来做事情，独立性、独创性、灵活性就会受到很大制约，最好的办法就是趁着政府在施肥的同时赶快成长，同时又能得到社会上的资源，不管是捐赠来的，还是通过提供服务者付费得来的，都代表社会的认同。
十年，社会组织由小到大，成都规模最大的社会组织有400多人。规模大了就伴随着治理结构专业化、能力增长。
在社会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是否具备社会化的思维方式。尤其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很多部门在和社会组织合作中通过布置任务、一层一层压下去的方式让他们去完成，合作意识薄弱，更多偏行政化思维。那么社会组织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将不会得到发展。
社会组织的影响力目前还是非常弱小，所以我个人认为十年还不足以形成阶段性的突破。
改革辞典
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制
从2008年开始，全国开始有城市逐步放开行业协会的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可以依法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不再经由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和管理。这一举措取消了社会组织的双重登记要求，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的注册登记数量迅速增多。
新京报记者 吴靖 实习生 齐鑫 李想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