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话筒舞台上采访汶川朱大爷。
图/视觉中国
2015年李小萌从央视离职。
李小萌登上央视2011年挂历。
图/视觉中国
1996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李小萌进入央视，先后主持过《半边天》《东方时空》《24小时》《新闻会客厅》《新闻1+1》等节目，也因为在珠穆朗玛峰、汶川地震现场的直播报道而被人们记住。2010年，李小萌同时获得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和金鹰奖。2012年，李小萌女儿出生，三年后她正式从央视辞职，把重心放在女儿的陪伴上。
今年，李小萌选择复出，人们看到由她担任总制片人、主持人的大型访谈节目《你好爸爸》在东南卫视开播，三期之后，#你好爸爸#话题在微博的阅读量达到1.6亿。这还只是李小萌复出创业的冰山一角。
在传统媒体板块复出，李小萌也曾有过犹豫，要不要回到主战场上做硬新闻。她的转型是有风险的，“虽然还有一些人知道我，但新闻和教育的标签完全是两样的。”她在微博上分享和育儿有关的内容，有粉丝说，我关注你是因为我关注新闻，现在你就说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我关注你干吗，取关了。
“但你不可能永远取悦这个世界，要有自己的选择。”
回 归 篇
复 出
邻座孩子餐桌上的痛哭给了她启发
公众对李小萌的记忆，更多停留在她过去的身份上——央视主持人。今年5月12日，是汶川地震10周年，那一天，李小萌的微博访问量激增，很多网友说：就是过来看看小萌好不好。2008年汶川地震，她深入地震灾区，在采访路遇的一位老大爷时，忍不住流泪的画面感动了无数观众。
2012年，李小萌的女儿出生，将近38岁才有的小孩，孩子对她的牵绊特别强烈。2015年，她辞去央视的工作，专心陪伴女儿。
虽然辞职了，但李小萌还留着以前工作时的思维惯性，她那会儿看了大量和孩子教育有关的书，像探求新闻真相一样来研究亲子教育。让李小萌感到焦虑的是，现在，有相当数量的父母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孩子，辜负了白纸一张的生命。比如孩子在有一个阶段是爱摞积木的，一次吃饭，一个孩子把盘、碗、勺都摞起来，结果妈妈一巴掌打在他手上，说干什么？孩子一顿哭，“孩子这么好的探索过程，就这么被打断了，心里会特别难受。”李小萌亲眼看到一岁半的小男孩，愤怒得就跟个大人一样，啪啪地拍桌子，“可以感受到孩子内心的挫败感已经积累到极点。”
在一次关于教育的演讲之后，发生了一件让李小萌吃惊的事，分别有两家投资公司表达了想要投资的意愿，并且无论她做什么都投。这让已经蒙蒙眬眬产生创业念头的她，嗅到了来自市场的讯息。
于是，去年开始，李小萌筹划自主创业。她不喜欢拖沓，只要想好的事就会付之行动。从公司定位、筹划、商业模式确立、再到人员招聘，她都亲力亲为，参与其中，2018年4月公司正式成立。
初 衷
很多父亲并不懂子女关系中的平等
李小萌以前在央视的同事王凯，做的《凯叔讲故事》是一个针对孩子用户的产品，逻辑清晰，变现方式清楚，投资人最喜欢这样的东西。李小萌也尝试过，有没有可能去到王凯的团队里合作。后来她发现，她的热情不在给孩子生产东西上，而是在寻找最好的教育模式以及父母成长上。
而在父母和孩子的相处模式中，“爸爸”的角色又是最容易被误读的。爸爸挣钱、创业、社交，他们觉得只要把钱带回家，就尽到了这个义务。鲁迅在1919年时，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们怎样做父亲》，李小萌看完之后很惊讶，100年前鲁迅就给出了新型的做父亲的理念，父子或者父女之间没有恩只有爱。恩代表赐予、期待、回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武断、专制；爱是平等的，付出的，不计回报的。“现在也没有多少父亲能消化这些。”
“你想让你的女儿将来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你就先去做一个那样的男人，她的幸福拴在你身上，可能大多数父亲没有去想过这些。”当李小萌对“爸爸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这个现象开始分析时，看了一些专业书，印象最深的就是《The Father》（《父性》），从社会学、人类学去分析，会发现父亲跟家庭的“游离关系”是一个世界共性话题。
经过这一系列的思考和探索，李小萌带来了《你好爸爸》。
改 变
在节目里念广告冠名并不是种堕落
如今复出，李小萌也有一个改变，原来在央视的时候，凡是要在节目中念广告、冠名的事，她都能闪过去，都不说。这次在《你好爸爸》中，“由什么指定赞名播出”的台词都由她自己来念。
有个之前的同事说，“建议这段广告能不能别让小萌姐说，为了保护她这么多年的形象，让别人说行不行。”李小萌很感激同事对她的保护，但她觉得，念广告就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我现在自己做这个项目，它是一个产品也是商业行为，没有别人赞助就没有我这个节目。那我为什么不能给人家好好说这段话呢？这是对人家该有的回报，我打心里边感谢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堕落。”
节目里要把广告产品送给采访对象。第一个送的是夏克立，夏克立是在台湾发展的职业主持人，对这种“广告”环节非常熟悉，他在录制时很自然地说，太棒了这个产品，我可以送给我老婆。这给了小萌很大的触动，让她觉得这才是职业的做法。“我以前有一种‘轻商’的嫌疑，觉得沾商业我不乐意，现在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再有就是，在商业里就要按商业逻辑办事。”
至于在个人感受上，李小萌说，没有差别，工作就是工作，有焦虑，有烦躁，当然也有成就感，“在一个团队中磨合与争执，共同去打一场硬仗，这些就是工作本身的魅力。”
契 机
不想让女儿觉得女人就应该不工作
促使李小萌回归工作，除了对于当代教育的关注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女儿。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个朋友陪女儿玩，到了晚上朋友要走女儿不让，朋友说，明天我要上班，女儿说，你不要上班，我们家的人都不上班。全家当笑话听哈哈一笑，可李小萌认真了。她跟女儿谈，“爸爸、妈妈、姥姥、姥爷年轻的时候都特别努力工作，妈妈工作了二十年，因为有了你暂时休息，而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挣钱，是你要对别人有用，帮助别人，或者是改变一些你觉得需要改变的东西。”可是小孩光这么说不行，作为家长，你得做给她看。
“如果我不这么辛苦地工作，每天只是美美地呆在家，那她可能以为女性就可以是那样的。”在李小萌看来，对女儿的养育，最可怕的一条就是，只要养得漂漂亮亮，将来嫁个好人就完了，“如果从小就这样灌输，对女孩影响太大了。首先你得自己行，你选择回家做一个贤妻良母，还是在外面为自己的事业打拼，都可以。但是你得有能力做选择，掌握一个主动的人生。”
有时候女儿也会问她，妈妈，我为什么要学这么多东西？李小萌就告诉她，妈妈是让你将来有很多渠道和方法去了解这个世界，学会爬树，可以爬到高处去俯瞰这个世界，视角跟在地面不一样；学数学，也是看待世界的一个角度。掌握了越多方式，你越自由，你能在水里游泳，也可以在陆地上呼吸，才是真正的自由。
成 长 篇
从《半边天》到《东方时空》
——打破播音系不会采访的定论
从大学毕业工作到现在，李小萌没做过朝九晚五的工作，但她的工作时限远远超过了朝九晚五。刚毕业到央视《半边天》，她一边做主持人，一边做编导，工作量在组里排第一，被大家称作“工作狂”。李小萌并不觉得辛苦，她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也不怎么考虑收入，“你越考虑收入越不见得有，你先做你愿意做的事，价值反而就慢慢出现了。”所以，回忆起那段在央视打拼的时光，李小萌感觉挺开心的。
李小萌曾在《半边天》做过一阵执行制片人，后来她发现不对，这事儿她干不了，不但需要天天坐班，还要为了多给组里要两本挂历一趟趟跑办公室，这不是她想要消耗精力的地方。当时李小萌已经在组里呆了五年，该长的本领也长得差不多了，她想到一个性别符号没那么强烈的地方，去更宽阔的空间尝试。
就这样李小萌到了新闻中心，在《东方时空》做直播。每天早上从6点到8点半，做滚动新闻直播。不久后，具有实验性的“早新闻”停播，李小萌想去《东方之子》。但领导并不放心让她去做这样一档采访任务很重的节目，领导说，“播音系不会采访，在这里是有定论的，那谁和那谁都是出名了的不会采访。”随后领导话锋一转，“但我可以让你试试。”后来，《东方之子》节目组聚餐，领导说，“小萌，你改变了我对播音系不会采访的印象。”
李小萌在央视工作了20年，有一点她很自信，她从来没有说过不想说的话，即便是做《新闻会客厅》《东方之子》，以及各种大型事件的直播，稿子也都是她自己去组织材料。
四十岁时选择平静地离开
——特怕别人给她加上央视的前缀
2008年汶川地震，是央视第一次做大规模灾难性报道，每个人都在野蛮生长。李小萌在地震灾区采访，面对灾变面前仍不忘记感恩的“朱大爷”时，难受得在镜头前失声痛哭，这个画面让很多人记住了她。
玉树地震李小萌也去了，但当她面对节目该如何呈现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缺乏了进一步的创造力，“我可以在那儿说这灾情怎么样，多少房子塌了，这些都是公众需要的信息，可是我不能这么去重复自己。”
在李小萌看来，重复特别难受。她说，自己是很平静地离开央视的，没有任何情绪波动。作为一个新闻女主播，在40岁的黄金年龄，离开了这里。
可当年李小萌能够去中央电视台，对她家来讲是一件大事儿。那时她本来有机会作为正式编制进到北京电视台，因为爸爸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近亲回避，李小萌要是进央视，只能打黑工，但父亲说宁可打黑工，也要进中央电视台。所以李小萌就在央视打了好多年的黑工，劳动合同法被强调了以后才签了企聘合同。李小萌上过好几次央视的大挂历，但台里其实有规定，只有正式职工才能上。“也许大家都以为我是正式职工吧。”（笑）
李小萌说，她完全不留恋过去的生活。好多年前央视给主持人们做过心理评估，她的评估结果是，没有所谓名人带来的心理上的那些特点，就是把它看成是一个职业。所以，李小萌觉得自己没有所谓的“央视光环”，直到现在，她都特担心别人介绍她时提到“央视主持人”，她会提前跟人家交代清楚，自己已经从央视离职了。
那些“新闻往事”
登顶珠峰50年
去珠峰是2003年，那是央视历史上真正的直播真人秀，没有脚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全靠现场和之前的准备。那次的经验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教会我在一个极端的状态下如何去工作，如何跟人相处。当时我们在5150米高海拔的地方住了40天，节目结束很多人就赶紧撤了，因为到海拔低的地方人才会舒服，但我用了两天爬到6500米，那是前进营地连牦牛都到不了的地方，再往上就得靠攀冰的冰镐才能往上爬，我最终走到了6700米。那个时候想的就是，如果我不上去，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维和报道
2006年，我去苏丹、海地、利比里亚、科索沃做维和报道。去利比里亚的时候，就发现了不同的世界，人生真的太不一样了，他们人均寿命就40来岁，所以那些人根本不用考虑养老、教育，只求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在苏丹的时候，看到游击队的士兵，他们的枪就挎在身上，我还笑着上去问“唉，你们在干吗？你们是士兵吗？”结果陪着我们的警察一下躲到车后头去了，可能因为我是女的，又笑眯眯的，那些人就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说了几句简单的英语。等我回去，那警察都急了，说，你这是干吗？要害死我们吗？我当时根本没想到后果，只是觉得好不容易碰到，又怎么能退缩呢？
汶川地震
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在北川比较低的地方休息，忽然前边就乱了，乌泱泱的人都在往外撤，同事说上面的堰塞湖要决堤，水马上就要下来了。我的摄像，还有编导两个男生问我怎么办？我说咱得往那边去，撤了就什么都没了，我们仨就逆着人流往前走。幸运的是水没下来，可那个时候，就觉得这才是该做的事。
采访那个老大爷，我哭了之后，确实有点崩溃，回到帐篷里就躺在那儿，编导什么都没说，把素材全本传回了北京。晚上，节目组跟我连线，我听到节目中自己最后的哭声都傻了，心想怎么这个也播出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开始后方领导是想把我哭的镜头剪掉，因为哭得太凶了，但又觉得，这不是我一个人哭的事，在那个时间点上大家都需要一个出口，观众也需要有宣泄。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做媒体的成就感，你真实地去呈现，而且大家都接收到了。口述：李小萌
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刘玮 人物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