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狱东南侧高楼上远眺监狱。 新京报记者 孙旗 摄

　　第三只眼

　　在推进调查问责的同时，还应妥善解决好经费不足、技术落后、身份落差等深层次问题，避免类似事件重演。

　　10月4日凌晨3时45分许，这所监狱在押的2名重刑犯王磊、张贵林脱逃。6日13时30分许，二人在越狱58小时后于河北省平泉市台头山镇相继落网。

　　两名本应严格管控的重刑犯，其中还包括了一名两度脱逃判罪的“老油条”，竟然能从戒备森严的监狱顺利脱逃，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又该如何“亡羊补牢”，这是事态趋于平息后，从职能部门到公众舆论最为关切的问题。

　　从10月8日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发布的《关于凌源第三监狱罪犯脱逃细节的通报》看，重刑犯王磊、张贵林事先盗取警用工作服、进入会见室盗窃现金、撬开窗子脱逃，这些“致命细节”已然暴露了该监狱在安全防范、日常管理等方面的重大疏漏。不仅如此，新京报记者近日调查后更发现，该监狱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缺乏，还存在事业管理人员顶干警的岗等问题。

　　如果把在押犯人的脱逃看成是“恶果”，那么，对于发生越狱事件的凌源第三监狱，从安全管理到硬件设施、经费资金、身份待遇等问题，共同构成了开花结果的“土壤”。

　　比如，因为经费不足导致硬件薄弱，“一些区域的摄像头还是模拟信号，清晰度很低，容易形成监控死角”“狱内红外报警装置也不完善”；为了走出经济困境，该监狱出让土地给凌钢，罪犯正是“利用了凌钢的生产噪音作为掩护，才撬开了会见室的门窗”；40余名工作人员并非在编干警，“筹划着找上级领导解决问题，心思没有完全放在工作上”等，正是这些看上去不太相关的“短板”，组合成了一张长短相宜的“梯子”，帮助罪犯轻松逃出了拥有6米高墙、通电铁网、持枪警卫的监狱。

　　尽管《监狱法》明确规定，“国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监狱的人民警察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狱政设施经费及其他专项经费，列入国家预算”，但具体到作为刑罚执行机构的监狱，仍面临经费、身份等“桎梏”之痛，有的还背着历史上形成的沉重包袱。在个别罪犯脱逃的偶然背后，是大小矛盾积累，直至事件爆发的必然。

　　每一个脱逃的在押犯人，都是公共安全的“炸弹”。监狱的“防火墙”理应固若金汤、万无一失。回到这起轰动一时的越狱事件，在推进调查问责的同时，还应妥善解决好经费不足、技术落后、身份落差等深层次问题，这样才能为善后处理画上更圆满的句号，避免类似事件重演。

　　□欧阳晨雨（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