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职业决定子女的职业，父母的阶层决定子女的阶层，寒门再难出贵子；私立学校贵族化，公立学校精英化，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这些都是日本经济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橘木俊诏对当下日本社会的描述。研究劳动经济学数十年的他，在《格差社会》一书中，通过详实的数据指出，日本正在走向一个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格”，是指层级；“差”，意为差距。

“一个阶层固化、无法反映个人意愿和能力的社会不能算是理想的社会。”橘木俊诏在书中写到。那么，哪些原因造成了阶层固化？又可以通过哪些手段来救治一个走向阶层固化的社会呢？4月6日，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旅日作家萨苏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春玲一起，围绕《格差社会》和阶层固化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对话。

《格差社会》，橘木俊诏 著，丁曼 译，新经典|新星出版社2019年1月版。

日本的中产阶级承受了过重的负担

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春玲长年从事社会分层、教育社会学和青年问题研究，为了便于讨论的展开，她首先为大家梳理了几个社会学基本概念：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和中产阶级。

社会分层是指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的人群处在高低不同的等级之上的一种社会形态；而社会流动是指隶属于不同等级的人，向其他等级升降的过程。她介绍说，任何社会都有社会分层，更重要的是社会流动的机会是否存在、是否公平，是否能让最有能力也最努力的人完成向上的社会流动，得到更高的收入、获取更大的声望。在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里，层级之间的边界很难被打破，一个层级的人很难向上流动，达到更高的层级。

而中产阶级的裁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是如果一个人处在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的中间位置，那么你就是中产——中等收入者。但是收入位于中间水平的人，感受上可能并不宽裕，特别是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中等收入的人可能生活水平并不太高。衡量中产的另一个标准，也是社会学家更常用的标准是考量职业、教育和收入三方面因素。比如在西方国家，如果一个人从事白领工作，那么通常他的教育水平和收入也是中等或以上，那他就算中产。但在中国，很多大学生毕业生从事的虽然是白领工作，收入却很低，按照这个标准就不能算中产。日本二战以后经济高速发展，大家收入增长，都过上了好日子，形成“一亿总中流”，即差不多90%的人都是中产的现状。

 地铁中的日本上班族。

萨苏借用他一位朋友的说法，将日本社会形容为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复合形态。日本的有钱人，靠资本来挣钱，是资本主义社会；位于中间的人靠工资生活，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日本的弱势群体则是按需分配，过着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这里所谓“按需分配”的“需”，是由专人调查来定义的。比如一个老人或残疾人，调查之后发现收入过低，政府就提供公屋供他居住；如果调查发现他的腿脚也不太好，就在他家的墙上安装栏杆用来把扶。但日本社会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而“共产主义社会”需要的财政，基本都是加在中产阶级身上，“盘剥中产阶级，提高消费税，最高层的税率反而不够高，所以格差社会越来越严重。”萨苏说。此外他提到，由于小泉纯一郎主张人生就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在他任内，政府对于阶层固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没有采取积极的政策加以控制和解决。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伴随贫富差距拉大，这在东亚是特例

基尼系数是用来测度一个社会贫富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越大，则贫富差距越大。尽管橘木俊诏撰写《格差社会》唤起人们对日本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视，但是在他写作时的2006年，日本的基尼系数只是0.314。而据李春玲介绍，我国官方公布的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为0.46-0.47之间，也就是说，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要比日本严重。

李春玲介绍说，曾有美国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速度和贫富差距这两者的关系做过多国比较研究，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都是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而等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基尼系数开始平稳，再继续发展，贫富差距就会缩小。但就在这一研究发表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却构成了这一研究结果的反例。在这五个国家或地区，与经济高速增长期伴随的，都是贫富差距缩小而非拉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得益于政府的政策，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

然而中国却是东亚的特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李春玲说，一直到本世纪初，我国政府才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开始调整政策。比如之前税负的重担压在中产阶级身上，最富的那些，税反而收不上来；最近两年则对明星和富裕阶层的纳税情况盯得很严。

中国在走向阶层固化吗？

李春玲表示，技术进步对收入差距也有影响。过去几十年全球收入差距增长，很多学者都归因于技术进步。科技高速发展的时期，很多低收入阶层，甚至在发达国家包括中产阶层在内的人群，其收入都没有增长。比如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互联网公司、高科技公司赚的钱越来越多，但是它们的中产阶级和下层收入基本没有增长。“上层的收入翻了大概一百多倍，但是底层的人由于技术进步，失业率提高，而中产阶级收入基本没有增长。”而这样的科技进步对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在中国也越来越普遍。“像那些独角兽公司，收入一下子翻倍，这种财富的积累方式跟传统产业非常不一样。但对于科技进步，政府又要鼓励，又要面对国际竞争。这是全球各国的领导人都面临的难题。” 李春玲说。

具体到中国的阶层固化问题，李春玲表示，她研究中国中产三十年，最近十几年确实看到我国出现了阶层边界变得越来越明晰，越来越难跨越的趋势。之前，教育是很好的突破阶层边界，完成向上流动的手段。一个农民出身的孩子，好好学习，考取名牌大学，出来找一份好工作，社会经济状况就能有明显改善。

但现在，一方面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在增加。富裕家庭、中产家庭的孩子花很多钱上辅导班，农村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比二十年前难多了。

另外一方面是房价上涨带来的影响，房价上涨强化了阶层地位的代际传递。以前房价没有那么高，北大、清华毕业，找一份好工作，很快就可以成为中产。现在拿着名牌大学的文凭，如果想在北京、上海发展，没有父母帮助买房，也需要辛苦工作很多很多年才能获得有房有车的生活，达到中产水平变得更加困难。

谈到如何解决阶层固化问题，李春玲表示，促进和保障教育公平和就业公平是两个关键。比如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名牌大学给农村生源更多名额等等；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应避免拉关系，促进公平竞争。“政府已经在采取很多措施来解决阶层固化的问题。”李春玲说。

作者 新京报特约记者 寇淮禹

编辑  安也  校对 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