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因为央视《星光大道》节目走红的大衣哥朱之文，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烦恼。
据新京报报道，每天都有不少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直播者来到朱之文的家乡山东菏泽某个村庄，他们要求见上大衣哥一面，至少让他对着镜头打一下招呼。
和“流浪汉”沈巍一样，朱之文也被直播“控制”，但他却没法逃走，那是他的家，在村口，还被竖了一个巨大的指示牌——“朱之文故乡”。
▲山东省菏泽市单县朱楼村，村口特地竖了路牌，标示着“朱之文故乡”。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摄。
一、从被直播到被变现
朱之文并未达到“一线明星“级别。但是成名9年来，他也保持着一贯的热度，在底层娱乐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一场商业演出的价格，也能达到10万。
在传统乡村文化中，老乡们会担心一个人成名后就“脱离群众”，待人不亲热了。现实是，朱之文并没有变，或者他还可以维持着成名前的“本分”生活方式。
他去演出，还是乘坐高铁二等座，而乡亲们的要求，他也不敢轻易拒绝。他怕被人批评“变质”，但是他却悲哀地发现，自己没变，周围的世界却变了。
电视媒体时代，追星族就开始“围观”明星，逐渐构建出一种粉丝与明星的关系模式。
到了互联网时代，粉丝不仅可以更方便地掌握偶像的动态，还可以利用微博这样的新媒体方式来和明星互动。
而在视频时代，粉丝更进一步，他们可以直播自己和偶像的交往，让更多的粉丝直观地看到。
那些人对朱之文的追捧，很难说是在“见偶像”。他们在拍摄与展示，但是这一切都有利可图。
▲2019年4月14日，山东省菏泽市单县朱楼村，人潮涌进朱之文家的客厅。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新京报》记者采访到的一个直播者，拍一条朱之文的视频，在一个平台上可以挣到150元。他在三个平台上直播，收入就会更多。这点钱对富人来说当然不算什么，但是对“直播从业者”来说，却是一个既客观又稳定的收入了。
这是很诡异的一幕。朱之文拥有影响力，而直播者却可以靠他的影响力变现。朱之文是“被变现了”，他被围观，被直播，失去自由（上厕所甚至都有人跟着），又“被变现”，整个过程他都是被动的。
这可能是“明星”遭遇的最凄惨的状况了。他有自己的经纪人，也在逐渐熟悉演艺市场的规则，但是对这种来自直播者的“入侵”，他却无计可施。
二、每个人都可能面对失控的“镜头入侵”
上海“流浪汉大师”走红，让人感受到那些网红和直播者的“入侵”威力。据说，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个“网红”把手机对准了沈巍，这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迫力量。
这些人当然是被利益驱动。现在一个人在手机上注册几个直播平台，尽管成为年入百万的网红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一个普通人，也可以靠这种方式挣一点小钱，甚至养活自己。
这些可以看作是直播行业的“底层”，他们都是“个体户”，绝大多数都没有注册公司，他们付出很多，得到的却未必多。
说到底，这是一个没有任何门槛的工作。每个人都拥有手机，都可以成为一个新媒体的劳动者。
但是，在我们责备他们不该前去打扰“大衣哥”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些人也多少陷入了“失控”状态。直播会塑造人的行为，不但影响到镜头对准的那个人，也会影响到镜头的操控者。
▲2019年4月14日，山东省菏泽市单县朱楼村，人潮涌进朱之文家的客厅。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在直播平台上看各种直播的人，能深切地感受这一点。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会最终操控那些“网红”或者直播个体户。为了流量和博眼球，他们不得不博出位，什么动作都可以做——最终，他们也会失去自我。
时至今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反思，随时随地把镜头对准世界和他人，到底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西安的奔驰女司机维权，靠的是在短视频平台的影响力，但是她的走红，却让那些讨债者找到了她。
似乎有一种神奇的、不可知的力量，决定着短视频和直播时代人们的命运。到了5G时代，不管是直播还是视频，都会更方便，更迅速，在我们欢欣鼓舞迎接5G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担心：如果直播的威力再大10倍，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这个问题，朱之文和那些直播者的感受和答案肯定不同。但是，每个人都必须思考直播可能给人带来的风险。被屏幕控制，被别人的镜头锁定，因为一件意外而走红，这大概是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三种命运，有诱惑，也有危险。
□ 张丰（媒体人）
编辑 王言虎 实习生 王洋 校对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