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冼星海作曲创作的《黄河大合唱》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史诗”,但他在生命中最后几年孤身一人滞留国外哈萨克斯坦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提起。今年恰逢《黄河大合唱》延安首演80周年,电影《音乐家》今日上映,该片获得冼星海女儿冼妮娜授权,特别选取了冼星海这段传奇历史,由胡军演绎冼星海,重现《黄河大合唱》的完整作曲修改过程。


与冼星海气质相差较远但被剧本打动,父亲“勒令”要求“必须演”


胡军大多以大侠、硬汉、大老粗的影视形象出现,这次却突然穿上西装,走入礼堂,拿起指挥棒,与他过去塑造的形象反差很大。戏里戏外,胡军都是要经历从一个大老粗转变成音乐家的过程。


饰演冼星海的胡军出身音乐世家,这个有利身份更有助于他诠释角色。


胡军坦言,其中表演难度很大:“对冼星海最后五年的生活我几乎是零知识,但看完剧本后觉得很感动,我也很纳闷,后来导演和制片人沈健找到我,告诉我冼星海其实是个很有力量的人。当然他的力量不是表现在外面,不是表现他怎么勇猛,他毕竟还是个音乐家,而且他们也查到了我的家史,我也是出身音乐世家,所以在音乐方面我也很能代入。”胡军的父亲胡宝善和伯父胡松华分别是著名男中音、男高音歌唱家。冼星海更是胡军父亲胡宝善的偶像,冼星海创作的《黄河组曲》、《到敌人后方去》等歌曲父辈们都曾演唱过。胡宝善听说胡军有机会演绎冼星海非常激动:“当时我还有其他的工作,但他对我说不管怎么调整时间必须去演。”


饰演冼星海遇三大考验,胡军亲身上阵做音乐说俄语


为了真实再现冼星海在阿拉木图的特殊经历,胡军迎接三大考验:拉小提琴、学指挥,说俄语。因为出生于音乐世家,他不得不把放了几十年的“小提琴童子功”捡起来,以前学过的指挥也要重新用上,“临时抱佛脚”重操旧业,在片中亲自上阵、零替身完成了所有关于音乐的镜头。对此,胡军自嘲道:“我小时候被逼着学小提琴,这么多年虽然半途而废,没坚持学下去,但姿势没忘,所以捡起来一招一式还是挺像样的,拍摄时他们给我找来一个小提琴演奏家,让我拉些片段还行,如果整个曲子就困难。”


胡军饰演的冼星海正在用小提琴演奏。


音乐关过了,更难的是语言,“我没学过俄语,真是零基础,大量独白都要用俄语完成。语言我就标音,甚至中国字都上去了(笑),比如说“达斯维达米雅(俄语中“再见”发音)”中国字都有,都写出来,然后这两个音两个字要连在一起,我就画一个破折号给它连在一起,这边要分开,我就画一个逗号停顿一下。”他还特别感谢饰演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的别里克,“他会耐心地教我俄语,一条不过就两条、三条、甚至十条、二十条。其实冼星海先生也不太会俄语,到了那里他也得现学,所以片中说得磕磕绊绊不准确,我认为反而是更为真实的。” 片中最后一场冼星海病入膏肓的戏,为了更贴近原型,胡军还给自己制定了减重计划,还设计了一些用手捂住胸口的动作、让病痛感更加真实。>>>更多幕后详见:为还原冼星海,胡军减重十七斤


还原冼星海鲜为人知的阿拉木图经历,中哈合拍节奏快慢需磨合


《音乐家》讲述了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冼星海在莫斯科参加后期制作工作,突然爆发的战争使得他流离失所,几经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在极端寒冷和饥饿的残酷环境下,冼星海幸得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救助,在此期间他创作了《神圣之战》、《阿曼盖尔达》等经典作品并修改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用音乐治愈了战争中百姓苦难的心灵。


《音乐家》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首部合拍电影。


作为中哈首部合拍电影,摄制组辗转中哈俄三地拍摄,前后历时近五年,先后有300人参加剧组,两万人参与拍摄。整个电影大概拍了小半年,胡军多次去哈萨克斯坦取景,“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然后又转战延安了,延安又回那个阿拉木图了。8月开的机,12月拍完”,拍摄过程中,胡军表示最开始两国团队需要大量时间磨合其实并不容易:“一开始磨合的时候,语言又不通工作习惯又不同。他们那边的人没我们抓得那么紧,比如我们一人可以干几件事,他们习惯一个人就干一件事,就是速度特别慢,还不能让你帮。语音问题沟通起来也确实有一定难度,不过后来大家都融合了。”再例如,影片故事背景设置在上世纪40年代,如何真实再现符合时代背景的延安、阿拉木图及莫斯科等城市,自然成为幕后团队遇见的最大难题之一。幕后团队在资金有限、时间又非常紧迫的情况下,以真实布景结合后期特效制作的方式,力求还原当时场景。例如电影中冼星海借住在暖心房东达娜什家,在真实场景中这里仅仅是一个小院子,其他布景全都使用特效完成。


对话胡军、袁泉

有不好的声音也是值得高兴的事


新京报:你认为电影中对历史的还原度怎么样?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要改编他晚期的那五年?

胡军:大家都对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耳熟能详,但后来导演处理的时候采用了一个小礼堂,长头发、瘦骨嶙峋的冼星海说“现在要为我的祖国演奏一场乐曲,虽然她在遥远的地方,但我相信她一定会听到。”之后用各种民族乐器奏起了《黄河大合唱》,“啪”的一下,镜头又转向了延安,所有人连袁泉都穿中山装在交响乐曲大合唱中。来回情景的这种切换,体现的就是冼星海当时脑中的画面。虽然没有大合唱,只是指挥这个乐曲,但他闭眼睛的时候,一切过去和《黄河大合唱》就在他眼前,像这场最后的戏,大概就是电影的美妙之处。


新京报:现在演戏和以前心态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很多人说胡军演技好,演啥像啥,你自己怎么看待的呢?

胡军:说实话,我追求的不是演啥像啥,而是一种自身的完善,我最终演的还是我自己,而不是别人,我要演别人多没有意义(大笑)。我总在想虽然我没有经历角色的一生,他的一生可能跟我的反差相当大,甚至完全相反。但我如果是他们,如果说我要是冼星海呢?只会拉琴,啥都不会,怎么养活自己?有家无法归,有国不能回,这怎么办?就是把自己扔在角色里,最后展现的还是胡军。


新京报:国产人物传记类型片并不多,往往被贴上主旋律的标签,如何让对它有疏远感的年轻观众更多融入呢? 

胡军:你说得对,讲音乐家的片更是凤毛麟角,我并不期盼他们(年轻观众)都能真正走进电影院去了解,我觉得看一部电影、看一场话剧都是缘分。你再怎么宣传人家对你的题材不感兴趣不来,这是没法苛求的。但作为演员的基本心理,不管考不考虑市场,都愿意演一部戏让更多的人去看,都希望大家的评价,如果有不好的声音也是值得高兴的事,起码你还去看,你还讨论它了。


胡军与袁泉饰演患难夫妻冼星海和钱韵玲。


新京报:片中你戏份不多但有几幕特别催泪,比如女儿总问妈妈“爸爸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如何把隔空相望表现得真实?

袁泉:那是导演的功力(笑),这个故事本身不是一个杜撰出来的传奇故事,而是冼星海先生真实的经历,我们总说生活比戏剧更动人。拍摄之前我也不了解(电影中的这段历史),只知道《黄河大合唱》,知道学校走廊里挂着的各种伟大的政治家、音乐家的照片,就有冼星海。 


新京报:你和胡军之前好像没怎么合作过?如何在对手戏不多的情况下建立默契?拍摄的时候比较多的是靠想象?

袁泉:就是隔空相望的体验,但是因为拍的时间非常短,因为我的戏量就那么几场戏,当时两个国家的人们面临着非常残酷的战争现状,不管在哈国还是中国,对胜利的希望和对见不到的对方的思念其实是一样的,频道是一样的。其实每个人对这种思念之情和生离死别都会有很深的感悟。


新京报:你会回看自己的作品吗?看到银幕上的自己是什么感受?

袁泉:每次基本都在首映礼上,如果能有时间去看就看,如果没有时间去看可能比观众看得还晚(笑),看的时候在可能猜到自己快要出来的瞬间就会有点紧张,但看别人的戏时就特别坦然,像在《音乐家》里我就不是看自己,觉得胡军老师、哈国演员们演得真好,可以完全把你带到这个戏里。


影片改编背景:冼星海护送两万米“延安与八路军”电影胶片出国


《黄河大合唱》的背后,冼星海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1940年,以著名导演袁牧之为首的延安电影团,以“延安与八路军”为主题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战地拍摄,他们踏遍了八路军整个北部战线,光电影胶卷就长达两万米。因当时延安设备简陋,无法将胶片制作成电影,党中央原打算把这些胶卷寄往美国或中国香港,但又担心这些胶卷在海关处遇到危险。最后,党中央决定将胶卷送往莫斯科显影,为影片配上音乐和解说,而选择前往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的人就是著名音乐家冼星海。


冼星海创作了五千多首乐曲(口述:胡军)


冼星海是一名伟大的音乐家,他对所有的乐曲、交响乐,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听说他创作了有5500多首乐曲,留下来也就300首。而且这300首里面也并不一定所有人都知道,比如到《敌人后方去》、《小螺号》、《满江红》,这都是他写的。所有人都不知道,但大家只是记住了一个《黄河大合唱》,为什么?那个年代的那种特定性,特别是这首歌对人的那种精神上的那种鼓舞,让人一直记得。


当时在延安只批了两个人,每个月两斤白糖:一个就是毛主席,一个就是冼星海。就是让他好好去创作,创作歌曲、创作乐曲。这细节是后来挖掘出来的,冼星海当时在延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黄河大合唱》一出来以后,毛主席听到他延安组织《黄河大合唱》的时候,啪一拍就站起来了,连喊了三声“好!”


关于冼星海的其他影视作品


电视剧《冼星海》2005年 



段果平、程生生导演,马晓伟、唐国强、刘劲等主演的一部历史传奇类电视剧,该剧主要讲述了冼星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创作了战斗性的群众歌曲,创作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该剧于2005年7月30日在中央电视台首播。


传记片《冼星海》1994年



珠江电影制片厂出品,王亨里执导,张志忠、哈斯高娃主演,通过杰出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生活历程的描写,表现了他自尊、自爱、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和奋斗精神。影片还对冼星海笔下大量著名抗战歌曲的创作和所经历的那些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作了真实生动的描写。


新京报记者 周慧晓婉  实习生 赵姗姗 编辑 黄嘉龄校对 陆爱英 片方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