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王纪辛）继《乡村里的中国》《出山记》之后，焦波第三部农村题材的纪实电影《进城记》也进入了拍摄尾声，焦波告诉新京报乡村频道记者，这部有关异地扶贫搬迁进城的影片，后期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本月底，片子将会有新的结果。
春节期间，摄制组依然坚持在贵州拍《进城记》，为了突显节日特色，焦波身上挂了一串长长的炮仗。受访者供图
遵义山村里来了位山东汉子
“搬下去，猪、羊、鸡都不可能养。”“这些（盖房子的）砖起码用了一二十天卸到马路上，我们老两口一块一块地抱上来，抱上墙。”说这话的，是申学王。《出山记》的开篇，申学王的儿子想借着扶贫搬迁政策离开大山，娶妻生子。申学王和老伴儿坐在灶台烧火的一侧，儿子站在他俩的对面。搬？不搬？三口之家，两种意见。
《出山记》开拍时，距离《俺爹俺娘》摄影展在中国美术馆首次展出已经过去了20年；距离《俺爹俺娘》纪录电影在浙江卫视首播有16年；距离《乡村里的中国》获得2013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纪录长片奖、 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纪录片等重要奖项已有4年，《俺爹俺娘》《乡村里的中国》两部纪实电影在各地的放映仍在继续，每次看，观众都会在泪光中回忆起家乡的亲人，对仍坚守在土地上的农民，投去一分敬意。
《出山记》里，镜头对准的是贵州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大漆村。这个村有985户4119人，其中贫困户有432户1850人，影片重点讲了申学王、申学科、申修军3个人的故事。
申学科，住在大漆村泉里组，这是全村唯一一个建在山崖上的村组，一条羊肠小路连向外面的村镇。
2017年1月15日，摄制组第一次进泉里组拍摄。
焦波在当天的朋友圈里发了15条小视频。新京报乡村频道记者注意到，焦波发的视频并不多。2016年至今，一共发了4次，一次顶多3、5条。那天，焦波发的视频从洒满阳光的山顶到漆黑的山路，从喀斯特地貌到仡佬山民的土鸡、木屋，按照时间线下来。从晃动的画面看，大部分时间是在步行，视频里，焦波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气声也被记录了下来。
焦波去泉里组一共28次，前前后后摔了12个跟头。“那个山路上有个断崖，人要跨大步才能迈过去，上下左右都没有扶手。我跳过去了，我觉得我还可以，但我担心那些年轻人，他们每次扛着沉重的三脚架，扛着摄像机去拍摄，我都提心吊胆，只要过了那道崖，我就放心了。”就是这样的路，申学科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晴天还是下雨，只要自家患病的老父亲不舒服，就要一路背着，出山看病。
片中第3个重要人物是申修军，他是大漆村党总支书记。围绕扶贫搬迁，不停地化解各种矛盾，遇上不理性的村民，这位农村基层干部还要挨打。
《进城记》剧组拍摄花絮。受访者供图
《出山记》就是围绕这3个人，逐层展开。观后，人们从一部讲述脱贫攻坚战的主题影片中，感受到了一丝不同。
影片结尾，是申学王一家三口吃饭的场景，但不同的是，三人坐在搬迁后的新房子里。全片最后一个镜头，是申学王的背影，趴在阳台窗户边，手里端着碗，一边吃，一边望向窗外。远方，目光穿过高楼，缝隙里大山依稀，那是他们曾经生活了40多年的地方。
“脱贫攻坚是国家战略，我们往往看到的是一个大的方向和庞大的数字。”在首映现场，白岩松说：“这部片子，让人们看到了数字背后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脱贫故事。”
焦波的朋友，资深媒体人施晓亮，说自己去看“献礼片”《出山记》是出于礼貌。施晓亮是1999年跟着焦波回焦波老家山东淄博天津湾村制作央视《东方时空》的摄制组成员之一，那时焦波刚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完《俺爹俺娘》摄影展。展览上，来自鲁中农村的爹娘用家里带去的剪子，亲自为儿子剪了彩。
看完《出山记》后，施晓亮说自己在里面看到了“老实巴交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山村穷苦百姓，根本忽略了镜头的存在，该说说，该笑笑，甚至肢体冲突、脏话骂人，真实得吓人”。这样的评价其实就是焦波影像作品的底色：真实。
渐渐转向拍普通人的日常
焦波的镜头并不是一开始就对准了农村，最初，也是一心想“拍大片”。
焦波从1973年接触照相机到1978年进入《淄博日报》成为摄影记者，再到1998年因为拍摄爹娘的作品，获得首届中国国际民俗摄影赛人类贡献奖，获奖时，焦波已经从山东跳槽到北京的媒体工作。这中间经历了25年。
焦波说，他一开始学摄影，也是很想搞所谓的艺术创作，结果总觉得比不上一些大家，很苦恼。一位同行给他忠告，“不能拿自己的弱项和别人的强项相比，这样比永远比不上人家的，你的强项是拍图片故事，发挥自己的强项就能成功。”
其实，早在1988年，还在《淄博日报》做摄影记者时，焦波就在用图片讲故事。
最早尝试专题报道，是拍一个严重缺水的山村，老百姓抱着被子在泉边睡觉等水。“因为我的报道，政府给这个村打了口井，我又跟踪报道，拍下了水井出水、村民喜笑颜开的画面，最后形成了一个图片故事，影响很大。”焦波后来带着几位年轻记者采摄大型系列报道“淄博边缘行”。这次专题做了50天，行程2500里，绕淄博市界转了一个大圈。
两年后，为了纪念红军长征55周年，焦波和另外3位伙伴，骑自行车自瑞金出发，历时8个月，走完红军长征路，在《淄博日报》刊登了“重走长征路”连续报道。打那以后，焦波给自己订立了一个目标：拍100个老百姓的故事。
焦波镜头里的贵州村民。受访者供图
电视人陈虻在策划栏目时曾强调：在一个市场化、世俗化、多元化的社会，人们的情趣、价值观、认知角度都千差万别，能够引起亿万中国人的关注和共鸣，并在公众中引发群体性的强烈感动的，一定是那些非同寻常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他们体现的那种具有非凡感召力和震撼力的精神境界。
那时，焦波镜头表现的是《京城最后的背粪工》《哈巴雪山上的背矿工人》《北京胡同里做旗袍的老人》《高位截瘫坚持15年绿化荒山的老大爷》。当然《俺爹俺娘》系列也在其中。
焦波说，“这些人都是普通人，我拍的东西太普通了，太平常了，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是时间催化了它，平实纪录的画面，经过时间的洗炼，产生出新的内涵。时间越长，震撼的效果越大。”在拍摄普通人的过程中，焦波最终把镜头对准了最普通的农民。
“爹娘是我们的父母，乡村是爹娘的父母”
焦波拍农村，还有一个原因：他是农民的儿子。
焦波生在农村，长在农村。1971年，中学毕业后回家务农。第二年，赶上招工，而且是教师岗，有机会进师范学校接受培训。从此，工作地点离家越来越远。
焦波的娘生有8个孩子，而健康长大的男丁，只有焦波。可以说，他是老焦家的全部希望，全家努着劲儿供他一个人。
焦波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山区中学当语文老师。直到今天，在公开场合发表致辞时，焦波讲话还会不自觉地带着一股“语文老师”谆谆教诲的味道。他在2017年参加《我是演说家》节目时，嘉宾从演讲的角度对他点评：“70%都是书面语”。
不过，对于农村娃来说，有机会离开黄土地，甚至有机会去做教书先生，带给家族的已经是无上荣耀。为了儿子的幸福，父母会倾其所有全力支持。
焦波说，1972年，第一次离家，去60里地外的山村中学当老师，为这，爹娘给他盘算了好几天。“上班前一天，我去找同学玩，回家后，爹娘把我叫到屋里说看几样东西。进屋一看，地上放着一辆锃亮闪光的自行车，青岛产的‘大金鹿’。”焦波说，他爹娘还给他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一件棉大衣，一床家织蓝印花布被面的新棉被。“这都是我眼热了几年的东西啊！”
在说到自己对手表的渴望时，他说，师范班一共84人，女同学不算，30多个男同学里，只有一个人有手表。“这个男同学白天总把戴表的那只手腕的袖子高高挽起，让人老远一看，就知道他戴着手表。晚上，躺在被窝里，他总是抬着手腕，凑在近视眼跟前，看了又看。拍毕业照时，他也有意站在最左边的位置上，露出戴着闪光锃亮手表的手腕。”焦波说，每当看见他的手表时，心想，“啥时我也把袖子挽得高高的，手腕上也有一块锃亮的手表呀”。
为了让儿子体体面面地去上班，爹娘卖了原本给自己预备的上等寿材。更让焦波愧疚的是，他走后，爹又背着木工箱子出门打工去了。“爹在家乡是赫赫有名的木匠，如今在人家手下打工，一辈子好强的爹，不觉得憋屈吗！”多年后，焦波才知道，他爹出去打工，是为了多攒点钱给他娶亲。“每月工资只有25元5角，年轻人在外花销大，剩不了几个钱，我还得出去挣两个……咱还得给他托底呀。爹是顶着满头白发去的，他毕竟57岁了。”这一去，就是10年。
和爹娘在一起的焦波。受访者供图
在接触到照相机后，给爹娘拍照成为焦波生活里的一部分，这一拍，就是30年。留存了照片12000张，录像600多小时。他把自己对父母的依恋，把中国农民的质朴和坚忍，全部深藏进了这些照片和视频里。
在拍摄《乡村里的中国》后，焦波对生他养他的乡土又有了新的认识，“农民吃的苦比我们要多，他们遇到的困难比我们多，他们得到的相对少，所以说，我们拍这个片子也想把真真切切的生活状态，农民的那份真正的追求和农民的诉求反映出来。”
白天拍摄晚上整理资料
今年1月1日，焦波在他的朋友圈里分享了自己写的打油诗——“老来扎乡土，认劳不认衰，南山弄光影，北山收霞彩。”此时，距离《进城记》在贵阳开拍已有几个月了。
配发的照片中，有一幅是在小区路口拍的，画面里，一栋6层高楼房，侧面的墙是张宣传画，覆盖着整面墙，上写着“牢记党恩，团结奋进”。“这里就是异地扶贫搬迁进城后农民住的社区。”焦波说。
发完这条朋友圈，当天下午，焦波在小区碰到一位农妇。从照片上看，农妇已经在雪地里走了一段时间，帽子上，背篓里的东西上，都是积雪，因为要提着一个大号洗衣盆，自然弯曲的手臂上，也都是雪。背篓里是水桶和两个木柜子样的东西，摞了足有一人多高。
在雪里行走的农妇。受访者供图
焦波说，他跟着这位56岁的农妇走了6公里山路，用手机拍了一路，还帮她拿着那个大盆。
“天黑了，接我的车陷在雪里上不了坡，只好把车放在那里改天再来开，一个半小时步行回到我们摄制组居住的幸福社区。来回12公里，3个多小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我苦，农民更苦啊！”
“《出山记》拍摄的是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大漆村。”在回复给新京报乡村频道记者的微信中，焦波这样写道。“现在拍摄的《进城记》是异地搬迁进城后的农民住的社区，遵义新区新中街道幸福社区，也叫‘六号还房’。”
白天拍摄，晚上整理资料，这是摄制组的日常。自今年年初到现在，焦波很少更新他的朋友圈。
从焦波的朋友圈里，记者看到，《进城记》大约是从2018年年中就启动了。8月15日，焦波在他的朋友圈里分享了第一组拍摄花絮，内容是贵州湄潭县新南乡的天门峡风景。此后时不时，焦波会分享出一组视频或照片，展示的大多是贵州山水美景。焦波把在朋友圈里分享称作“嘚瑟”。2月4日，除夕这天，焦波在厨房，一边搅动一锅汤面，一边嘴里念念有词地说道：“今除夕，又立春，春节就到；焦大厨，做面条，面面尽到！”透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幸福。
未来还会把镜头对准乡村
退休后的焦波，就像自己的爹娘一样，继续干活，和一群20出头的孩子，每天奔波在拍摄现场。他说，他最想拍也是最擅长的就是农村、农民。有媒体给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的评价是：“这里面更多的是一种善意，那种不去打断别人倾诉的善意。”
在焦波的镜头里，农民是一群有信念的人，有困难有曲折，但是一直在追求，甚至追求达不到的时候，该欢乐依然有欢乐。焦波说，“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执著，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身上最值得歌颂和敬佩的精神，也是在当下焦虑社会中所缺乏的精神属性。”
与此同时，焦波的视角也从《俺爹俺娘》个体的喜怒哀乐，逐步扩展到《乡村里的中国》里，中国农民群体的焦虑与困惑，进而关照到《出山记》里的贫困农民。从镜头里，我们看到摆脱贫困的艰难与突破，这样一个群体，又将如何融入城镇生活？如何安居乐业？也许在《进城记》里，我们会看到焦波更为真实、深刻的呈现。
熟悉焦波的人，都知道他在创作时，是一个“时间的挥霍者”。他可以用30多年的时间持续不断地把镜头对准自己的父母，进而成就《俺爹俺娘》；他可以用一整年的时间，按照农历二十四节气的时序，把镜头对准一个大山里的小村子，于是有了《乡村里的中国》；他可以一头扎进贵州大山，在沟沟坎坎和听不懂的乡音里，把《出山记》打磨成扶贫攻坚的样本……这种“挥霍”可以看成是一种坚守和执著，因为，只有执著，才会在时间的河床上深凿出甘泉，发掘出别样的乡土故事。
焦波对时间也是吝啬的，几乎没给都市过多的时间。他把时间全部用于关注大地、山川和底层民众，甚至在角色选取上，他也总会把时间留给《乡村里的中国》的杜滨才，《出山记》里的申学科，在他们的故事里，潜藏着同一个字“孝”。因而在焦波的每一个作品里，在每一部用时间酿造出来的乡村故事里，都洋溢出生命感的泥土气息，原生态的，生机盎然的，进入到观者的内心，生根发芽。
纪录电影《俺爹俺娘》是一部爹亲娘爱、至诚亲情的催泪纪实片，也是一部泽被后人、砥砺前行的励志片。从爹娘身上遗传中国农民的基因：勤劳、善良、朴实、坚忍、执著……这是焦波作品的底色，这底色放大到后来的《乡村里的中国》《出山记》。
如果说《俺爹俺娘》表达的是焦波的孝道、感恩，这是远远不够的，溢出《俺爹俺娘》的是中国农民伏地而生、挑战宿命的妥协和挣扎。妥协中诞生勇气，挣扎中看到希望。这更是全人类的命运。
另外一部影响巨大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是焦波站在另一个高点，用自己的眼睛和镜头审视泥土的厚重、探测大地的温度、书写中国农村的隐喻。但，这正是因为有了《俺爹俺娘》的基因，才有了焦波更广阔更深邃的镜头。
有乡村，就有了安放乡愁的所在，“未来，我的镜头还会一如既往，对着乡村。”焦波说。
新京报记者 王纪辛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