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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文化客厅第三场活动，是由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新译科技、单向空间共同主办的“第二届译想论坛（2019）”。本场活动以“翻译和我们的时代”为主题，就非虚构写作、文学写作、出版与翻译、字幕翻译、AI翻译五个分议题进行五场对话，共同探讨翻译事业的发展方向。

 

本次推送的是第一场活动“译论一丨非虚构写作：引进还是自我创新”的现场内容报道。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沈河西 实习生 刘雨晴

如何平衡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普及性，一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非虚构写作的流行，为这个难题提供了解决办法。5月10日，在杭州单向空间，著名历史学者王笛、译者陆大鹏，与资深媒体人郑诗亮（主持）一起分享了他们对于非虚构写作的看法。

历史写作，

应该让史学以外的人也感兴趣

王笛的两部著作《茶馆》和《袍哥》都是用英语写成，先在美国出版，后来再翻译成中文。对此，王笛解释说是受到美国学界评价体制的影响，这两部书在建构时都是用英语思考的，主要针对西方的学者，而非大众。而且，英语写作也要求直接用最简单的办法展示观点，避免使用过多形容词。

因此，在翻译成中文时需要补充很多细节。王笛把翻译自己著作的过程形容为不断补充、修正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他可以删去中国读者可能不感兴趣的针对西方学者的讨论，并补充中国读者感兴趣的内容。

王笛作品《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10月)

王笛说，他的史学观在到美国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在国内的第一本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采用宏观的史学观，探讨长江上游地区如何从一个封闭的世界走向开放，受到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响，采用大量的统计材料和分析，完全不考虑读者。

但到美国后，他开始转向人文学的方法，从《街头文化》开始，关心过去历史学家较少关注的下层民众的经历。过去的历史学家都讲究宏大叙事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不关心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民众，认为他们对历史没有贡献，在历史上没有留下踪迹，他认为这是不对的。应该发掘下层民众的经历，同时转变写作方式，让史学以外的读者也感兴趣。

西方学界对历史研究迎合大众存在不同的态度。德国学者固守在学院中。英美学者则迎合大众传播，写让大众接受的书、上电视做节目、拍纪录片等等。史学不能始终在象牙塔里。王笛提到史鼎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作为一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却在美国长期畅销。王笛认为，学者是学术的，但同时也要让历史学有生命力，面向大众。

同时，王笛也分享了他关于非虚构写作的困惑。他本来立志要写深度历史的研究专著，但《袍哥》走红以后，我开始犹豫接下来的著作是否还要写成非虚构的，以吸引更多读者。他直言这是一个两难选择。要满足自己对学术深度的追求，看的人就少；要写得通俗化，在有些方面就不得不牺牲分析和深度的思考。对于接下来的著作要用什么风格来完成，王笛也还在思考当中。

论坛嘉宾：陆大鹏（英德译者，代表译著“地中海史诗三部曲”、《金雀花王朝》等）、王笛（历史学家，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和 郑诗亮（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执行主编）

从记者的历史写作中，

我们学到什么？

国外有很多记者擅长利用专业优势，深入田野做调查，同时又有自己出色的文笔，因此能写出不乏深度的作品。获得普利策奖历史传记类的作家，很多都是记者出身。

在王笛看来，历史研究需要做深入调查，这对记者而言是基本训练，他们能够在事实的基础上建构故事。他回忆了自己在写作《茶馆》时，文字资料不足，就从田野考察开始，去茶馆采访老人，同时避免像社会学家那样去调查，而是完全采用口述的方法，甚至不让采访对象知道他在做研究，只是进行日常的聊天。

同时，历史研究有时是一种奇遇。他回顾了自己写作《袍哥》的过程。当时他偶然看到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在1945年作的调查报告，其中杀女儿的情节给他很大的灵感。他决定将这一事件作为开端，写作关于袍哥的微观史。

沈宝媛毕业论文封面

王笛很提倡从一个很琐碎的生活场景出发，展开一个全面的对社会生活的描写这种写法。陆大鹏也提到他翻译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一开始不是写大英帝国在中东的鸿图霸业这样宏大的叙事，而是写一个美国纽约来的石油商人，到中东去勘测石油，遇到了沙尘暴，到一个房子里面躲避时碰到几个英国情报部门的军官，其中有一个是劳伦斯。这个美国商人是历史上的小人物，但一开始描写的沙漠环境是很扣人心弦的。

王笛认为，写作时开头非常重要，要在几分钟内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他在写作《茶馆》时，研究了三种历史——经济的历史、社会的历史和政治的历史，但他在写作时把社会的部分放在第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最有趣。

在将《茶馆》翻译成中文时，王笛还增加了一个引子，想象在1900年1月1日清晨喝早茶的场景。尾声则定位在1949年12月31日，几天前解放军进入成都。50年间茶馆和城市的变迁就通过引子和尾声串连起来，这是带有文学意味的描述。他还提到英国作家扶霞·邓洛普的《鱼翅与花椒》，写成都的街道、风土、川菜，从理解、历史的深层次角度来思考中国饮食，而不是表面地只写饮食。

《鱼翅与花椒》作者扶霞·邓洛普

挖掘传说背后的历史宏大叙事

提到中国的非虚构写作，王笛很推崇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以及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认为它们讲述了历史转折时期的个人感受和家庭经历，从个人的经历看大时代的变迁。此外还有华人到美国后用英文写自身的经历。这些非虚构写作能够以个人的经历来讲过去的故事，以及对这些故事的思考，读起来甚至比小说作家所构造的故事更有趣、更有震撼力。

王笛特别提到传说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可行性。以《袍哥》为例，袍哥已经消亡半个多世纪了，但诸如其起源、传说，学界还搞不清楚。袍哥有自己的一套话语、说法，有自己对历史的讲述。他们都宣称这个组织是一六六几年由郑成功在台湾创立。后来清军攻陷台湾，他的孙子为了保存他们的早期文献，就把它封在铁盒子里丢在海里。一直到19世纪，郭永泰宣称一个渔夫在海里打捞到这批文献。郭永泰把这些东西编辑出版，称为《海底》。这样的传说对秘密社会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这就是历史研究所要挖掘的问题，要找到传说背后的宏大叙事。

《成都江湖海底》内页

王笛指出，袍哥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和早期共产党的领袖也有关系，贺龙就加入过哥老会。共产党进入四川以后，地下党在袍哥中间进行了长期的活动，为解放军接管四川做了很多工作。开国大典时，毛泽东旁边的大胡子——张澜，就是四川的大袍哥，当过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他是文人，又是政客，是大袍哥，也是爱国者，还是民盟的创建者。过去我们只是简单地把袍哥看成一个秘密社会组织，却忽略了其与历史紧密、复杂的联系。

王笛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组织能够有如此广泛的基础，民国时期四川有70%的成年男人都是袍哥的成员，他们在成都发挥了基层市民组织的作用。如果人们有纠纷，不到官府去打官司，而是先请袍哥当中间人到茶馆调解。王笛认为这实际上是地方社会中的一种自治形态，民众自愿把裁判权交给袍哥，而不是官府，这展示出过去中国社会内部的自治传统。

张澜

王笛特别强调，研究历史一定不要掺杂政治观点，或者先预设标签，然后按照标签写作。不要让价值判断影响对事实的描述。以袍哥为例，其本身可以分成清水袍哥和混水袍哥。清水袍哥比较正直，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混水袍哥就打家劫舍，欺压民众。因此，要收集各方面的资料，不要轻易放弃矛盾的材料，也不要对资料和写作对象有偏见。所谓非虚构的写作，就是让事实说话。

对于历史的资料记载，王笛认为，只能看作一种文本，用来分析、建构过去发生的事情。所谓“历史”是两种，一种是历史过去，一种是人建构的历史。不可能写出真实的历史，因为人会受到资料的局限和视角的局限。

作者： 新京报记者 沈河西 实习生 刘雨晴

编辑：西西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