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常将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诗“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作为苏轼乃至中国古代士大夫鄙薄法律的证据，这一理解稍显简单化。实际上，苏轼的本意并非如此，而且中国古代大部分士大夫也认为，无论是从政为官，还是治学修身，都需要学习一些法律知识，有的还有较深的法学素养。但受制于大环境，律学是不大受重视的学问，官员们也不大尊重法制，甚至公然法外用刑而不以为非。
实际上，读书亦读律是中国古代许多有识之士（不限于官场人士）的共同主张。从一些间接记载看，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律学修养不错。但另一方面，律学始终是不大被看重的学问，苏轼诗中反映出的不以为然和牢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部分真实。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相对于对律学的淡漠，士大夫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多较为自觉，即使是刑名官员也多具有较深的儒学功底。
此外，一方面是因为“无讼”的传统，律学没有活动空间，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一般读书人出于功利目的，没有学习法律的动力和兴趣。另一方面与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有关。传统士大夫和官僚阶层大都认为，“吏事”和“文章”、律令和儒学的地位是有高下贵贱之分的，吏事和律令刻薄寡恩，是法家之术；文章和儒学则仁慈深远，是先王之道。
直到清末法制改革以后，社会上才逐渐重视法律，法学才逐渐成为热门专业。至于真正把法律当一回事，尊重法制和人权，那更是后来的事情了。但中国古代士大夫关于读律的重要性，以及读律和读书关系的论述，颇有独到之处，对今天也有启发。
北京大学近代法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法学博士张群，由苏轼的这句戏言开始谈起，重新梳理了中国各个朝代和士大夫们对于法律的观念和态度，为我们讲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法律观，以及中国古代法律观念的演变史。文章选自《法史学刊·2019年卷·总第14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法律观：“读书万卷不读律”？
撰文丨张群
整合 | 吴鑫
北宋著名文学家、诗人苏轼曾有一句“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一作终）无术”的诗，流传甚广，常被作为苏轼乃至中国古代读书人鄙薄法律的证据。
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认为此诗乃“苏氏于（王）安石之新法，概以为非，故并此讥之，而究非通论也”。近代著名法学家杨鸿烈先生也以这句话为据，断言苏轼“对于此道（指法律）全是外行”。
这些意见从字面上看不无道理，但稍显简单化，苏轼的本意并非如此，中国古代读书人对法律的态度也远比这一句话复杂。
《法史学刊·2019年卷·总第14卷》，中国法律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张生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5月版。
苏轼的本意和实际
根据《乌台诗话》记载，该诗背景大略如下：“是时朝廷新兴律学，（苏）轼意非之。以为法律不足以致君于尧舜，今时又专用法律忘记诗书，故言我读万卷书不读法律，盖闻法律之中无致尧舜之术也。” 苏轼还因此遭到御史舒亶的弹劾：“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苏轼）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不难发现，这很大程度上只是苏轼在诗歌中的文学表达，反映了他对朝廷过于强调法律的选人用人政策的不满，并不表示他认为法律不重要。
事实上，苏轼本人重视法律在施政中的作用，个人也勤于学习并熟悉法律。例如在讨论商旅出境问题上，苏轼熟练征引《庆历编敕》、《嘉祐编敕》、《熙宁编敕》、《元祐编敕》等有关规定，主张加强商旅出境贸易管制。在高丽使者买书问题上，苏轼持反对态度，他不仅熟练征引有关编敕为自己背书，还针对支持派援引《国朝会要》为据（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均曾赐高丽《史记》等书）指出，“事诚无害，虽无例亦可；若有其害，虽例不可用也”，并从法理角度指出，“《会要》之为书，朝廷以备检阅，非如《编敕》一一皆当施行也”。在讨论五谷力胜税钱问题上，苏轼更广引《天圣附令》、《元丰令》、《元祐敕》等法规文件为自己辩护。
苏轼
有法律史学者曾引用苏轼关于五谷力胜税钱问题的这篇劄子，高度肯定苏轼提出的“以法活人”主张（即依据法律、法令减轻民间疾苦），并评论说：“熟悉法典敕令，本是宋代地方官员为政的一项基本要求。值得玩味的是，苏轼从忧国忧民的悲愤意识出发，把法令的贯彻落实到减轻民间疾苦上，这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法律素养及人文情怀，也同时说明了忧患意识、法律观念与立法从政的密切关系。”认为苏轼在这方面，算“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这一评论是比较准确的。这也应是苏轼政绩比较突出、受到广泛肯定的重要原因。
概言之，苏轼对法律的实际态度远非诗句看起来的那么反感，反而是积极学习的。但后人对此的解读却多流于形式，未能认真探究其真意，有的则根本不在乎苏轼本意何在。当然，根源还是在对读律和读书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分歧。
元代：读书亦读律
大概因为同代人熟悉苏轼写诗的背景，理解其意图，不致产生重大误会，宋人似乎没有专门评论此诗用意的。下面主要看一下元、明、清时期诸人对此诗的解读，以及对读书读律的看法，从中管窥中国古人对法律的态度。
元人大多认为，国家治理和个人治学应当既读诗书又读律，二者都很重要。表现在言论上，就是读律与读书相提并论。元代杨维桢引用该诗说：“苏子之所感论者，岂诬我哉！”并声称元朝就是这样做的：“以儒道理天下，士往往由科第入官，凡谳一狱、断一刑，稽经援史，与时制相参，未有吏不通经、儒不识律者也。”揭傒斯提出：“夫文以制治，武以定乱，法律以辅治，财用以立国，皆君子之事所当学者。”朱德润提出：“读书所以知天下之有道，读律所以识朝廷之有法。士之出处穷达，夫古今事势，非道无以统体，非法无以辅治，于斯咸依焉。”甚至官方科举考试还以此为题：“或言读书不读律者，盖有所讥。及其释经辄引律文，岂文章之士于律亦不废欤？”
元人诗歌中也多类似表达。例如：“俗吏固不可，腐儒良足嗤。明经先植本，读律贵知时。”“近曾读律知名例，早事通经识孝慈。”“读经还读律，为吏本为儒。”“读书复读律，才比百炼钢。”“君家有子为时出，且喜读书兼读律。”早年读律如五经，案头夜照练囊萤。”“高人读律仍读书，白头在堂辞我归。”“读书读律已称贤，孝友尤闻远迩传。”“读书万卷更读律，掉头不肯为萧曹。”
元人的这种看法，虽然也强调读书，但和唐宋更为重视读书的观念明显有一定距离。这可能和元代国家治理思想和价值导向有关。元代鉴于宋代尚文“迂而固”之弊，改行“左儒而右吏”政策，强调“以法律治天下”，不重视儒学，甚至一度废除科举，因而起用了较多刀笔吏出身的官员，“所与共治出刀笔吏十九”。元朝政府还明确提出，“吾儒事诗书，安用法律”者，“有司所不取”。故，普通人对读律的看法较为正面。
明清：居官不可不读律
明清时期，多视此诗为苏轼讥讽之言，不可当真，认为苏轼本意还是赞成读律（但似乎也无人认真去考察苏轼本人是否重视和学习法律），而且多借机正面提出和论证读律如何重要，特别是对居官从政之人。有些人虽然没有引用苏轼这句诗，提出的理由也各不相同，但强调读律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下面一并介绍，不再一一区分。
明初名臣、曾任监察御史的著名儒学人物薛瑄认为，熟读律令不仅有助于从政，还有助于律己：“为政以法律为师，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凡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皆能熟读深考之，则有以酬应世务而不戾乎时宜。”明代中期名臣陆容曾任南京主事、兵部职方郎中、浙江参政等官，他根据亲身经历，得出与薛瑄相近的结论。其所著《菽园杂记》卷六引用苏轼诗后评论说：
此虽讥切时事之言，然律令一代典法，学者知此，未能律人，亦可律己，不可不读也。书言议事以制，而必曰典常作师。其不可偏废明矣。尝见文人中有等迂腐及浮薄者，往往指斥持法勤事之士，以为俗流，而于时制漫不之省。及其临事，误犯吏议，则无可释，而溺于亲爱者，顾以法司为刻，良可笑也。（[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六，中华书局，1985，第70页。）
陆容还在《菽园杂记》卷三记载某年轻官员因不读《皇明祖训》差点闯下杀头大祸的故事，认为不熟悉律例后果很严重，“非但诒笑于人而已”，主张“本朝法制诸书，不可不遍观而博识”。
后生新进，议论政事，最宜慎重。盖经籍中所得者义理耳，祖宗旧章，朝廷新例，使或见之未真，知之未悉，万一所言乖谬，非但诒笑于人而已。尝记初登第后，闻数同年谈论都御史李公侃禁约娼妇事。或问：“何以使之改业不犯？”同年李钊云：“必黥刺其面，使无可欲，则自不为此矣。”众皆称善，予亦窃识之久矣。近得《皇明祖训》观之，首章有云：“子孙做皇帝时，止守律与《大诰》，并不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为之毛骨竦然。此议事以制，圣人不能不为学古入官者告，而本朝法制诸书，不可不遍观而博识也。（[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三，中华书局，1985，第33页。）
明代中期，正德辛巳年进士、曾任南京刑部主事的敖英不仅主张读律，还曾探讨“入仕途读律，当以何者为先？”的问题，认为“先读治己之律，若不能律己，而遂律人，难哉。如出入人罪、故禁故勘平人、决罚不如法、老幼不拷讯、凌辱军职之类，皆治己之律，宜书座右奉以周旋，不然吾恐巨室或议其后矣，不然吾恐当路或殿其课矣”。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陆世仪引用薛瑄的话（“凡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皆当熟读深考”）评论说，孔子“动称周家法度”，说明其熟悉和重视制度，而后世学者只知道形式主义地追随孔子谈论周代制度，却忽视现实法制的学习，可谓“不善学孔子者矣”（“愚谓孔子动称周家法度，虽周公制作之善，亦从周故也。予每怪后儒学孔子亦动称周家法度，而于昭代之制则废而不讲，亦不善学孔子者矣。”）还引用陆容的有关言论（但似引用有误，参见上文），认为“居官而读律令，所谓入国问禁也”，学者不可以忽视律令之学：
昔陆文量公尝言国家当设宰相，及读律令，有“以后官员人等有妄言设立宰相者，满朝文武大臣一时执奏，将本犯凌迟处死”，不觉失色。因叹居官不可不读律令。今之学者，奈何忽诸？（[清]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岳麓书社，2004，第118页。）
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李顒也认为：“律令，最为知今之要。而今之学者，至有终其身未之闻者。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夫岂无谓而云然乎！”明末清初另外一位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没有明确提出应当读律，但从其批评科举考试拟判作弊的激烈态度看，他应该也是赞成的。
清代康熙年间刑部尚书姚文然公开表达“律学之不可不讲”的观点，写了许多法律文章，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刑政类选录其文七篇，是比较多的人之一。他还撰写有大批律学笔记，汇总题为《白云语录》。
乾隆年间状元出身的刑部侍郎钱维城明确反对读律无用论，尤其是因果之说。他说：“夫刑之关于治乱，大矣。”“自煦煦为仁者惑于果报之说，动言庭坚不祀，由于作士，绝口不敢谈，至以读书不读律，用为訾謷，岂不谬哉！”“律之为书，别嫌疑，明是非，其义同春秋，而三百三千，与礼教相出入。”“儒者平时鄙为不足道，一旦临民，其不以人命为草菅，也几希矣。”
清代后期著名官僚、学者梁章钜曾任军机章京、员外郎、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并兼署总督等官，行政经验相当丰富，还撰写多种著作传世。他不仅主张读律，还认为律、例都要读：“服官不能不读律，读律不能不读例，例分八字，则以、准、皆、各、其、及、即、若之义，不可不先讲求也。”
清代后期著名文臣周寿昌曾任翰林编修、起居注官、实录馆纂修、侍读学士、户部左侍郎、内阁学士等官，多次扈从随侍皇帝。他认为，苏轼的诗是讥讽之言，“此因当日安石用商鞅之术，作新法以祸苍生，士大夫承其风旨，专习申、韩家言以干进。故东坡咏此讥之”，“其实律何可不读也？”接着引用上述陆世仪的话，批评其时学者轻视律学，视会典、律例为俗学的陈旧观念：“昔何休注春秋，率举汉律。郑君注三礼，亦举律说。此穷礼好古之则也。……今人于会典、通礼、律例等书视为俗学，不知所谓不俗者何学也。”
清末著名学者朱一新曾任内阁中书、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他认为“儒者不可不读律，律意精深，俗吏乌乎知之？”
上述主张读律的明清诸人中，有当过中央和地方大员的资深官僚，也有只是作文字工作的皇帝身边的侍臣，还有讲学一辈子、没有怎么当过官的思想家，应该可以代表明清时期大部分士大夫的意见。
一般社会观念上，也多将读书与读律相提并论，特别是官场上，如清代江苏臬署大堂楹联：“读律即读书，愿凡事从天理讲求，勿以聪明矜独见；在官如在客，念平日所私心向往，肯将温饱负初衷。”某衙署楹联：“吏民莫作官长看，法律要与诗书通。”
在文学作品里，苏轼这句诗也已然成为一个符号，用来批评那些不通世事、不重实际、没有行政才干的官员和士子。如清末才女汪藕裳撰写的弹词《子虚记》中，牛抚台说：“好一个不通的宰相，真乃是读书万卷不读律了。”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法律观、根源及局限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苏轼这句诗只是“一时戏言”，读书亦读律是中国古代许多有识之士（不限于官场人士）的共同主张。对官吏来说，熟悉律令是履职尽责的需要。对一般士大夫而言，律令也是其知识修养的一部分。前文已经梳理元明清时期的一些史料，这里再补充一些唐宋资料。例如唐人云：“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就是针对武则天时封官过滥，许多司法官员不具备相应法律知识所发。北宋欧阳修与士大夫接触，只谈吏事，不及文章，认为“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所谓吏事应该也包括法律。宋刘克庄自称：“宝庆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专习为吏。勤苦三年，邑无缺事。”
从一些间接记载看，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律学修养不错。如宋代周密《齐东野语》卷八《义绝合离》记载，陈振孙曾就一个义绝案例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意见，而陈振孙是著名目录学著作《直斋书录解题》的作者，一位典型的信奉儒学的读书人。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所撰《十驾斋养新录》，有多处涉及法律问题（卷六《古律有荫减荫赎》、《加役流》、《断屠月禁杀日》、《碑碣石兽》、《居官避家讳》，卷七《折杖起于宋初》、《凌迟》，卷十三《唐律疏议》，卷十四《洗冤录》），资料援引广泛，遍及唐律、刑法志等，其中《凌迟》较之沈家本所述，不乏更为详尽之处。
但另一方面，律学始终是不大被看重的学问，苏轼诗中反映出的不以为然和牢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部分真实。元代有明显的鼓励读律政策，仍然“士之读律者亦鲜”，北京周边“郡县官吏贪污苟且，通知法律者少”，乃至有人自称“予一生读书不读律”。明末“士不读律”，科举考试拟判一场，公开作弊造假。薛瑄、陆世仪最主读律，但二人主要精力还是在儒学，前者“学一本程、朱”，后者“学笃守程朱”。直到清末，薛允升还感慨说：“士大夫辄高论义理，以法律为申韩之学，残忍刻薄，绝不寓目，岂知法律亦有出于义理者乎？此之不知，则其所谈之义理，亦可以想见矣。”
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相对于对律学的淡漠，士大夫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多较为自觉，即使是刑名官员也多具有较深的儒学功底，例如薛允升撰写的《唐明律合编》，频繁征引洪迈、顾炎武、钱大昕等的观点，显见对四部典籍之熟悉。有的刑名官员还有文史著作传世。清代著名绍兴师爷汪辉祖所著《元史本证》是考史作品，颇受赞誉，中华书局点校《元史》时还将其作为参考。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著有《诸史琐言》、《日南随笔》等“非刑律者又二十余种”，其经史造诣获著名文史学家张舜徽先生高度评价。
有些官吏因各种原因，年轻时以读律为主，但等生活安定或者晋升到一定职位后，都会再去研读儒家诗书，而且大多出于主动和自觉，舆论也对此予以好评。例如元代撰写《刑统赋释义》的梁彦举，“自童年即以吏事起身，至老而求诸经史，以文其律家之学”，故是书“不惟精于法家之律，而又明于儒者之经史也”。
还有多位官员有着类似经历，例如：“……于是改读律。已而又以法家少恩……尽弃故学，一意读六经，学为文章。”“……公退而读律。不二三年，条例及注释，问无不知。他日，又问生：我读律，知大纲矣。窃谓，刑法但能治罪恶之有迹者耳。假有情不可耐，而迹无可寻者，何以治之？生曰：圣人作《春秋》，不诛其人身。子能读《春秋》，则治心与迹，两俱不困矣！公复从人授《春秋》。”这些都生动显示了儒学和律学的不同地位，以及士大夫儒学、律学修养的差距。
这种态度、观念和言行，一方面是因为“无讼”的传统，律学没有活动空间，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一般读书人出于功利目的，没有学习法律的动力和兴趣。
另一方面与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有关。传统士大夫和官僚阶层大都认为，“吏事”和“文章”、律令和儒学的地位是有高下贵贱之分的，吏事和律令刻薄寡恩，是法家之术；文章和儒学则仁慈深远，是先王之道。例如唐人认为：“夫为国之体有四焉：一曰仁义，二曰礼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罚。仁义礼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罚，政之末也。”杜甫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宋人认为：“圣人之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无信，是故刑之设也，盖国家不得已而用之。”司马光为相，更直言：“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人君务明先王之道，而不习律令。”朱熹也认为：“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如。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远探其本也。”
这种价值观在对人才的评价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唐初宰相房玄龄、杜如晦“听受词讼，月不暇给”，唐太宗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他们没有把精力放到作为一个宰相应该做的事情上（“求访贤哲”）。欧阳修对人的评语也以文章为贵、吏事为轻：“吏事不足污子，当以文章居台阁。”
即使最为重视律学的元代，亦不乏类似表达，如“书破万卷，何须读律以致君；文似六经，便合从今而修史。”“仁义礼乐，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辅治者也。”“法律非不任也，任之以为辅治之具，非为治之本也。”“刑者辅治之具，非恃刑以为治者也。”“申、商之法，岂能加于周、孔之道！学儒不愈乎？”“天下亦岂有舍儒而可以为吏者？”“人之为人，惟孔夫子札萨克（指《论语》一书）不可违耳。”“札萨克，华言犹法律也。” 明人认为：“为治莫先于德教，辅治莫先于刑罚。”
明末清初顾炎武认为：“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批评“秦以任刀笔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验也”。又说“诸葛孔明开诚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无间言”，“魏操、吴权任法术，以御其臣，而篡夺相仍，略无宁岁。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最经典的论断则是清代四库馆臣所云：“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
顾炎武
在制度上，官方对学习儒家经典有强制性要求，属于“必修课”，例如汉代小吏亦须通经。唐代九流百家之士，“并附诸国学，而授之以经”。地方办学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对读律则很少有这样普遍的强制性要求。
当然，更具指标性意义的是人才选拔制度。汉代尚无这样的限制，其时人才多出胥吏。但随后开始变化，唐代明确规定，科举考生出身“州县小吏”的，“虽艺文可采，勿举”。宋代“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金朝规定，律科举人必须通过儒学考试，“知教化之原”，才能获得功名：“律科举人止知读律，不知教化之原，必使通治论语、孟子，涵养器度。遇府、会试，委经义试官出题别试，与本科通定去留为宜。”元代由吏出身者，可至宰执、台谏，“故士皆乐为吏”，但实际上，人才选拔仍以擅“文章”者为最上等：“方是时，国家取士非一途，或以艺，或以资，或以功，或以法律，其最上者以文章荐，可立置馆阁。”“上之取士，先德行，次经学，次文艺，次政事。”
明初选官三途并用，其一为吏员（另二为荐举、进士监生），著名循吏、苏州知府况钟即出身吏员（“初以吏事尚书吕震，奇其才”）。但更多的是限制，明太祖朱元璋时禁止吏员参加科举，“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凡选举，毋录吏卒之徒”。 明成祖朱棣时又禁止吏员当御史，“御史，国之司直，必有常识，达识体，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笔吏，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用之任风纪，使人轻视朝廷”。明英宗时禁止吏员当郡守（“吏员鲜有不急于利者”）。这样的制度安排自很难指望律学受到重视。
最后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中国古代许多读书人认为居官修身均有必要读律，史书上也有相当丰富的秉公执法、大公无私的记载，但实践中，普遍不大尊重法制，更不乏公然法外用刑者。而这和当事人是否读律几乎没有什么相关性。如宋代号称重法慎罚，但据清代史学家赵翼统计，《宋史》中有七个地方官违法专杀的案例，其中六个涉及军法，情况紧急，不妨便宜处之，“用重典以儆凶顽”，但第七个案例不过是一位继子醉酒之后詈骂后母。而作出这一震惊宰相王安石决断的主角舒亶，不过是一名刚刚踏入仕途的年轻小吏（临海尉）。这也就难怪赵翼要批评宋代朝纲废弛：“舒亶以小吏而擅杀逆子，虽不悖于律，而事非军政，官非宪府，生杀专之，亦可见宋政之太弛也。”但此事并未影响舒亶仕途，反而让其进入高层视野，官运亨通，后来更成为弹劾苏轼的主要干将之一。赵翼的统计限于死刑，如果将范围扩大到一般违法处罚，则苏轼亦在其中。
前文说过苏轼重视法制，也熟悉法律，但苏轼也认为，必要时可以法外用刑。他在元丰元年（1078）《徐州上皇帝书》中，引用汉代丞相王嘉“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的话，认为宋代亦“郡守之威权”太轻，表现之一就是“欲督捕盗贼，法外求一钱以使人且不可得”，“盗贼凶人，情重而法轻者，守臣辄配流之，则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状，劾以失入”，认为“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奸人之党乎？”他建议“京东多盗之郡”，“皆慎择守臣，听法外处置强盗”，并且“颇赐缗钱，使得以布设耳目，蓄养爪牙”。
对此，苏轼并非说说而已，而是切实付诸行动。在杭州知州任上，他曾经一年之内三次法外用刑。
其一是元祐四年（1089）七月，杭州百姓颜章、颜益二人带领二百余人到知州衙门闹事。苏轼调查后发现，此二人之父颜巽乃第一等豪户，父子一向把持、操纵纳绢事务，此次闹事，就是针对苏轼的纳绢新政。本来州右司理院已“依法决讫”，但苏轼认为，二人“以匹夫之微，令行于众，举手一呼，数百人从之，欲以众多之势，胁制官吏，必欲今后常纳恶绢，不容臣等少革前弊，情理巨蠹，实难含忍”，决定“法外刺配”。判云：“颜章、颜益家傅凶狡，气盖乡闾。故能奋臂一呼，从者数百。欲以摇动长吏，胁制监官。蠹害之深，难从常法。”刺配本州牢城，并上报朝廷，“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其二是元祐四年十一月，浙江灾荒，社会不太稳定。苏轼鉴于“浙中奸民结为群党，兴贩私盐，急则为盗”，担心“饥馑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群党愈众，或为深患”，请朝廷准许对于“应盗贼情理重者，及私盐结聚群党”，皆许“法外行遣”，等到情况好转之后再恢复常态（“候丰熟日依旧”）。
其三是元祐四年十一月，福建商人徐戬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刻《华严经》并海舶载去交纳，事毕又载五名高丽僧人来杭。苏轼认为，“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此风岂可滋长，若驯致其弊，敌国奸细，何所不至？”将徐戬枷送左司理院查办，并上书皇帝，“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奸民猾商”。后奉圣旨，徐戬“特送千里外州、军编管”。
按照现代法理，在发生外敌入侵、社会动乱、重大自然灾害等紧急状态下，可以允许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法律。因此，苏轼的上述观点不可简单地予以否定，而要具体分析。详言之，苏轼关于救灾可以法外施仁的观点应予以肯定，关于私盐犯的法外用刑也可以接受，但法外刺配闹事的颜章、颜益似无必要，因当时局势和肇事者均已控制；法外惩处福建商人徐戬亦显苛刻，其危害和影响似远无苏轼指称的那样严重，这只能从苏轼本人的外交观上去找原因了。事实上，“法外刺配”颜章、颜益一事很快就被苏轼的政敌贾易等人抓住，作为攻击他的一大罪状。苏轼被迫继续外任。
元祐八年，苏轼又因“法外支赏，令人告捕强恶贼人”，遭到台官弹劾（“妄用颍州官钱”），但这次皇帝未予理睬。这大概也能反映世人的态度。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批评苏轼违法的贾易本人则根本不学法律。贾易担任常州司法参军（考上进士之后的第一个职位）期间，“自以儒者不闲法令，岁议狱，唯求合于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而史书亦赞美他“迄去，郡中称平”。这样一种对法律无用和无所谓的态度自不是个案和偶然，这或许就是限制中国古代法治和律学发展的民族心理基因。
总体来看，中国传统社会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读诗书更重要、更精深、更高尚，读律则只是辅助性、工具性的，且格调不高。直到清末法制改革以后，社会上才逐渐重视法律，法学才逐渐成为热门专业。至于真正把法律当一回事，尊重法治和人权，那更是后来的事情了。但中国古代士大夫关于读律的重要性，以及读律和读书关系的论述，颇有独到之处，对今天也有启发。
（作者张群，系北京大学近代法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法学博士。原文标题为“也谈’读书万卷不读律’——兼及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法律观”。文章选自《法史学刊·2019年卷·总第14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整合丨吴鑫
作者 | 张群
编辑丨徐悦东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