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餐的时候，我六岁的儿子利奥说：‘我昨天在收音机里听说，所有的妈妈都要去度假了，怪物会帮她们来照顾孩子。’”这段日常对话，成为了图迪科·托鲁森（Tuutikki Tolonen，下文简称为托鲁森）创作《怪物保姆》的初衷。这部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为她赢得了阿维亚德肯儿童文学奖(这一奖项由芬兰青年作家协会颁发，获奖作品均为高质量的芬兰或者瑞典儿童读物)。与此同时，好莱坞正在拍摄这部作品的电影版。
一个多月前，受第四届中欧国际文学节的邀请，托鲁森来到中国，与爱尔兰作家帕特丽夏·福德（Patricia Forde），以及诗人、批评家杨庆祥就“数字时代的艺术和文学教育”展开了一场对谈。之后，新京报记者采访到托鲁森，就阅读、儿童及青少年创意写作等一系列问题聊了聊。
托鲁森来自于芬兰赫尔辛基，是一位广受好评的儿童作家、剧作家，她教授创意写作，还在芬兰唯一的儿童文学杂志Vinski担任编辑和记者。到目前为止，托鲁森已经出版了近三十部儿童文学作品和图画书，从事儿童创作教育二十余年。
在这二十年间，托鲁森对如何教授孩子写作进行了很多思考和研究，“二十年前，我教他们怎么去写作，鼓励他们尽可能地去写。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我会让他们先冷静一下，停下来想一想要写什么。”
图迪科·托鲁森（Tuutikki Tolonen），1975年出生，芬兰文学教育家和儿童作家。自1995年以来，托鲁森一直在芬兰不同地区担任儿童和青少年教师，教授创意写作。
“现在这个社会，节奏太快了，大家都停不下来去思考，而这正是阅读面临的问题——当我们阅读的时候，应该静下心来感受书里的世界。”当托鲁森意识到应该慢下来为思考留出时间以后，她为自己的孩子和学生制定了一条规则：“当你阅读一本书时，你必须要阅读到第36页，在这之前，你不能停止。只有阅读到一定量，你才能做出决定自己究竟喜不喜欢这本书。如果一本书只读5页，其实根本没有感受到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
读书是我排遣时间和逃避困境的方式
“读书是我排遣时间的方式，是我逃避困境的方式，也是我现在写作的原因。”对于托鲁森来说，走上阅读和写作之路，起初更多是一种无奈，“作为一个孩子，我不是一个好读者。”
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托鲁森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得不中止学业，待在医院里，“8岁的时候，我病得很重，对周围的很多东西过敏。因为过敏，我一直生病，和六个人一起住在病房，待在离家三百公里的医院里。那段时间我非常想念我的父母，想和他们在一起。”
图迪科·托鲁森。
这段经历成为托鲁森写作生涯的标志，当她独自一人躺在病床上时，她开始阅读，开始喜欢阅读，一边翻阅书页，一边享受故事的乐趣，“一件看起来非常不幸的事，将来可能会变成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从那时起，托鲁森坚持读书，她读了很多很多书，直到自己成为一名儿童读物的作者。
新京报：可以讲讲你的人生故事吗？
托鲁森：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经常生病，总是待在医院里。待在医院里的人生是很无聊的，不知道可以干什么。于是我开始阅读，大量地阅读。这可能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因为我可以拥有这么多时间来进行阅读。
后来我开始写作，12岁的时候，我写了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还好并没有发表（笑），因为我并不满意。等进入中学时，我正式开始写作。进入大学以后，我学习了芬兰文学，遇到了很多作家，也真正开始了写作之路。
新京报：你既是一位儿童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文学教育家，你会如何看待儿童文学中的教育性和趣味性呢？二者是什么样的关系。
托鲁森：很多童话故事里边有着很深刻的思想，这是为了让孩子们明白某个道理。但给孩子们创作，并不是一定要讲这些严肃的话题。一些非常简单，充满童趣的作品会更加受到欢迎，而且孩子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到道理，简单的故事背后也包含有深刻的话题。
比如我创作的《怪物保姆》，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家庭故事，里边有妈妈，两个孩子，还有爸爸。在故事中，爸爸常年不在家，孩子们几乎没有见过他，所以他们给爸爸取了一个绰号，开玩笑说他是“看不见的声音”，因为他经常打电话回来。当你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爸爸总是不在家？是不是他们有什么家庭问题，所以爸爸常年在外边？这个故事虽然是写给孩子们看的，故事内容也很简单，但它依然可以引申到家庭的问题。
《怪物保姆》，(芬)图迪科·托鲁森 著，王壮 译，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1月版。
在芬兰，我注意到过去孩子的故事永远都是欢乐的，充满趣味的。特别是十到十五年前，如果一位芬兰作家想要讲述一个悲伤的儿童故事，是非常困难的。我有一位朋友，他为儿童写作诗歌，其中一些诗歌中提到了动物的死亡，但出版商说，“你不能这样写，这样我没有办法出版发行，这会让孩子们感到悲伤。”
现在这种情形稍有改变，一些作品中会涉及动物的离世。对孩子来讲，死亡是很恐怖的，他们第一次接触死亡，可能是动物的离世。在创作中，我们应该注意这些问题，不能只有简单的快乐，也应该包括一些比较深层次的感受。
新京报：真实的世界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会显得有些残酷。你个人更倾向于哪种创作？
托鲁森：我只写儿童故事，不写成人的故事。对我来讲，儿童故事是一个充满幻想和想象力的世界，这正是我想要的世界，这可以让我回到童年，重新拥有这个世界。
我个人更加喜欢真善美的世界。但我注意到，我儿子并不喜欢这种简单的故事。我儿子今年12岁，他喜欢那些能够反映社会真实情况的故事。我认为，在给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进行创作时，应该考虑到这种问题，故事里不能只有善良和美好，也应该有虚假和丑恶。
我儿子曾经阅读过一个故事，故事讲的是孩子在校园里遇到孤立、霸凌等情况。他告诉我，他在阅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联系到自己的校园生活，学校里确实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反映到创作之中，我们需要在故事里教会孩子，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类似的情况，应该如何去处理。现实中存在着黑暗面，孩子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些，但他们可以通过故事来获得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处理这些事情的方法。
给孩子太多的时间去准备
反而让他们害怕写作
“教授孩子创意写作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慢下来，让自己和孩子感受到周边环境的平静，只有给孩子创造很宁静的氛围，他才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宁静。”自1995年起，托鲁森开始为儿童和青少年教授创意写作课。
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写作是一件既困难又枯燥的事情，但托鲁森说：“对于我来讲，文学可以创造一个世界，因为文学是让我唯一创造奇幻世界的方式，我的写作是写给孩子们看的，同时也是写给我自己的。”
新京报：很多人都想知道激发孩子创作灵感的秘诀是什么？
托鲁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儿童，对于普通人来说，写作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总在想，我应该怎么写？我应该写什么?
在教学中，我会告诉孩子用心去想，内心想到什么就去写什么。我有一种方法可以训练孩子学习写作：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让他们把自己内心里想到的东西写成一段话。很多人都认为，写作是一件极其枯燥的事情。但是在教孩子时，我会鼓励他们，写东西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享受自己。写作和绘画差不多，都是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你不能死板地教他们写写写，而要让他们享受过程，像做游戏一样开心。对于芬兰的孩子们来说，写作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但教授这些课程并非是为了考试。
在课堂上，我会激发孩子们尽可能多地去写那些他们想写的东西，课程结束的时候，我把作品装订成像书一样厚厚的一本。孩子们会特别兴奋，他们在写的时候没有想过自己会写这么多，所以当他们看到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这么丰富会特别开心。
新京报：可以具体讲讲吗？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托鲁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不要给孩子太多时间，要快。给他们太多的时间去准备，其实会成为一种心理负担，让他们害怕写作。反而给他们很少的时间，告诉他们你只有几分钟，能想到什么就赶紧写。这个时候他们会非常专注于写作本身。
就像体育课一样，课堂开始之前，有一个预热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会给孩子们一个单词，比如说“night（夜晚）”，孩子们会想到什么呢？他们会根据这个词语，写下所想到的东西。或者我会让他们拿相机取一些镜头，比如教室里的墙上会有一些小洞或者其他的痕迹，我会让他们记录下来，拍成照片。然后鼓励孩子们，去想象这里边可能会有东西，可能居住着某种生物，它们有着什么样的故事？通过这些可以联想到什么？把它们和社会、文化等联系起来，很容易就可以形成一个故事。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生长着自己的故事。写作其实是找到一扇门，通过打开这扇门，走进你的内心去发现故事。因此，教授孩子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是训练他们走进自己内心的过程。
画图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表达方式。在画之前，你可以想象有这样一个场景，有某种生物，然后它要做什么。你可以根据想象出来的东西画画，画着画着，这个故事就会出来了。
阅读和写作其实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去年12月，令全球文化界瞩目的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正式对公众开放，成为了芬兰人赠送给自己“独立百年”的生日礼物。这栋世界级文化建筑，前后耗时二十年筹划，总共斥资98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7.6亿元），占地17250平方米，开放当日，由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致开幕词。芬兰人对文化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在有关阅读和阅读量调查的文章里，芬兰也经常被作为最佳案例而存在，比如“芬兰孩子的阅读能力在‘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中常居世界之冠，而且不会有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一个令人惊讶的数据是，芬兰人每年借阅图书量为6800万册，而他们的国民只有550万。
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
芬兰热爱阅读的名声享誉全球，但托鲁森表示，这种属于芬兰人的生活方式同样得益于培养。同时，托鲁森也注意到，即便是如此热爱阅读的芬兰，成年人对儿童文学也存在着许多偏见，“许多成人认为，儿童文学就是给孩子们看的，成人并不需要去阅读里边的内容。”而在托鲁森看来，成年人只有了解儿童文学，才能够帮助孩子做出选择，找到他们想要阅读的图书，“作为一个作家也是如此。”
芬兰人口大约为550万，有数据显示，每年借阅图书量为6800万册。
新京报：很多教育方面文章里都会提到，阅读和写作在芬兰儿童教育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可以介绍这方面的内容吗？
托鲁森：阅读和写作其实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要写作，首先当然需要大量的阅读。学校里，老师会给孩子列一个书单，上面有许多需要他们阅读的图书。这种书单并非强制，但如果阅读完了，可以得到一个证书。这是一种鼓励的方法。我们不应该强迫孩子去读某本书，每个孩子的阅读需求是不一样的，应该给他们更多自由，让他们可以选择想要阅读的内容。
在芬兰，家长会给孩子阅读故事。通过这种方式，家长可以与孩子产生情感上的交流。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开始给我讲故事。那时候，芬兰在推广儿童阅读，要求家长每天给小孩子读书。幼儿园里的老师告诉我妈妈，“你要给孩子读书。”我妈妈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每天给我讲故事。这正是芬兰人的生活方式。
亲子阅读是芬兰人的生活方式。
芬兰教育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教会小孩子去思考，这种教育方式相当于为孩子打开思想的开关。我们不应该告诉孩子，“你要这样思考”，或者“用这种方式思考”。孩子们应该自主地去思考这个世界。
新京报：阅读纸书和阅读电子书有差异吗？
托鲁森：我觉得是一样的，小孩子阅读纸质书也好，通过网络或者电子阅览器阅读也好，重要的是他们去阅读。在芬兰有很多的活动，在公共场合鼓励孩子去读书。但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男孩子没有女孩子阅读得多，男孩子不阅读已经成为了男孩身份的象征。
当我还在大学学习文学的时候，我看到过一本杂志，这本杂志在芬兰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杂志当中提到关于小孩子的论调和一百年前没什么区别：担心小孩子读书太多就没有时间做游戏了，这个杂志的论调是不应该让小孩子读那么多书，应该让他们多做游戏。
孩子们应该拥有不受限制的想象力
“我的工作是写书，为孩子写作一直是我的激情所在。”托鲁森说，芬兰是一个拥有许多湖泊、森林和不同动物的生态系统，这和北京有很大不同。
托鲁森很希望能够从自己的角度，阐述成为一名作家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她还有一件更想做的事情，这也是她接下来的写作计划，希望能够为包括儿子在内的那些不喜欢阅读的男孩子写书，“吸引男孩子来阅读。”
新京报：可以聊聊你的作品吗？
托鲁森：我一共创作了13部小说，《怪物保姆》其实有三部，但目前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只有一部。
我儿子六岁的时候，有一天早上，他对我说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说：“我昨天在收音机里听说，所有的妈妈都要去度假了，怪物会帮她们来照顾孩子。”这有点奇怪。我笑了。但我的儿子非常严肃。我开始思考，现实生活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什么。
我一直在想这个怪物，它是一个大怪物还是一个小怪物？怪物会吃什么食物？于是我开始写下这个故事，一个母亲她必须去度假，这样保姆才能来接管这个房子，照顾孩子。令大家惊讶的是，这个保姆是一个怪物，这个故事讲的是怪物保姆和孩子们之间的互动，这个故事非常有趣。这当然是一个真的故事，只是其中一部分内容被夸大了。孩子们应该拥有不受限制的想象力，一切皆有可能。
在芬兰，孩子们大约从七岁开始自主阅读。像《怪物保姆》这样的书，对于这么大的孩子来说，字太多了。我有一部系列作品叫作《办公室》，书里的文字很少，以插画为主。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讲的是三个八岁左右的孩子，他们因为无聊，希望做些什么，于是创造了一个办公室。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别人，去帮助他们的邻居，也彼此互相帮助。在他们创办这个幻想中的办公室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神奇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种奇遇。目前这个故事在芬兰已经出版到第二季，我会继续把这个故事写下去。
五年前，我还创作过一个系列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12岁的阿根廷女孩，阿根廷属于拉丁美洲，那里的人们都特别热情奔放，而位于北欧的芬兰，人们彼此之间就比较有距离感，比较冷淡。这个热情奔放的女孩子从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来到芬兰，产生了一系列故事。
故事非常幽默、诙谐，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我的先生是一位阿根廷人，在芬兰，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这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这样的生活会产生一些冲突。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这些冲突中比较幽默的一面，反映了一个人在跨文化的环境当中，怎样生存，怎样解决这些现实的问题。芬兰人也好，外国人也好，当你去经历不同的文化时，当你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生活时，遇到的各种现实困惑，应该如何去解决？这本书都可以给人们一些启发。
新京报：你同时还在芬兰的一家儿童杂志社工作？这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
托鲁森：芬兰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所有的儿童作家、出版商都会把已经出版了的作品寄给杂志社，杂志社会把这些书寄给小朋友，让他们写书评，我们再将这些书评整理发表在杂志上。一些小朋友在读完书后，可能会产生一些疑问，想问问作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会把这些信息反馈给作者，由作者进行回答。不只是我们，还有儿童作家，出版商，小朋友，大家集体成就了这本杂志。
新京报：最近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托鲁森：我刚刚完成了一部作品，打算开始一个新的写作计划。这个写作计划与我的家庭生活有关。在芬兰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实，女孩的阅读量远远多过男孩。作为老师，我经常会给孩子们推荐某个读本，但特别奇怪的是，男孩总是不喜欢这些图书，我儿子也不喜欢。
我很想知道，我的儿子，以及像他一样的男孩脑子里在想什么？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作品，接下来我打算去创作这样一部作品，吸引男孩子来阅读。目前还在构思之中。
记者丨何安安
编辑丨李永博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