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周怀宗)随着乡村治理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乡村制定了各自不同的“村规民约”,然而,并非所有的“村规民约”都值得赞赏。日前,有报道称,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南村最新出炉的《紫南文明行为守则》规定,携犬出户时必须由成年人用束犬链牵领,主动避让他人。违反守则的本地户籍个人,一年内,违反者本人及其血亲三代将不能享受优先入托入学权利,并取消违反者本人及其血亲三代当年的奖教奖学金发放等。随后,新京报记者致电紫南村村委会,村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确实有该规定,但目前已经停止执行。

 

近年来,各地屡屡出现各种奇葩的村规民约,新京报乡村频道记者梳理了近年来见诸媒体的“奇葩村规”,发现这些村规往往越过法律,违法对村民实施经济处罚,有的甚至诉诸暴力。

 

据《扬州晚报》报道,扬州城郊一村庄公布村规:“牲畜糟蹋别人家的庄稼,一律罚款50元;严重者,格杀勿论。”

 

2014年,《楚天快报》报道,湖北省保康县马桥镇尧治河村出台了《尧治河村婚丧喜庆事宜管理办法》,《办法》规定:“领导家庭(村‘两委’班子成员)吸烟不得超过10元/盒,酒不得超过60元/瓶;干部家庭(企业中层副职以上干部)和中等以上收入家庭吸烟不得超过5元/盒,酒不得超过50元/瓶;普通职工家庭和普通村民家庭吸烟不得超过2元/盒,酒不得超过20元/瓶。”

 

2014年,《南国早报》报道,广西柳江县成团镇两个村屯村民立起了一块“村规民约”碑,碑上写着“陌生人不准进村,进村一经发现则扣留”。

 

2016年,《华商报》报道,华阴市罗西村公布《罗西村两委会关于低保户、贫困户以及村环境卫生的规定》。《规定》显示:“不交卫生垃圾费的户,不交纳富余土地承包款的户,不予收取养老保险费、合疗费,取消一切政府优惠政策,不予办理一切事务。”

 

2018年,《河北日报》报道,石家庄市赵县大安六村出台新规,规定“彩礼超两万元按贩卖妇女或诈骗罪论处”。

 

2018年,《春城晚报》报道,普自村对待乱停乱放者,“直接卸掉轮胎,然后再贴纸条警告司机”。

 

一些既违反法律又违反常识的村规民约何以屡屡出现?新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阳。

 

杨阳说,“有些村规民约既没有法律依据,也和公序良俗相悖,比如有些村里自己修了路,随意拦路设卡,收取费用,实际上既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也没有任何收费的依据,和理想的村治南辕北辙。这样的村规,其初衷就是可疑的。再如婚丧喜庆的管理中,领导干部和村民被分成不同等级,本身就是权力意识在作祟,显然和乡村治理背道而驰。”


也有部分“奇葩村规”,可能是“好心办坏事”,杨阳说,“比如约束养狗者的规定,其初衷可能是好的,现在很多地方也都制定法律法规,规范养狗,这也是大势所趋。但问题是不能搞株连,这是违法的,而且也不符合现代精神。再如牲畜糟蹋庄稼,理应赔偿,在大家都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一定的处罚,也未尝不可,但直接把糟蹋庄稼的牲畜打死,那就违法了。”

 

“奇葩村规”在违法之外,甚至也明显违反常识,违反道德,但为何能够通过并实施?杨阳指出,“表面上看,这些违法又违背公序良俗的村规的出现,反映出来的,是社会生活中一些村干部现代法制意识、文明意识的欠缺。一些地方干部、村民自治组织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过于急功近利,又缺乏法律常识,导致在制定村规民约中,出现了违反法律、违反公序良俗的现象。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乡村治理者对权力的过度迷信和崇拜。”

 

杨阳说,“奇葩村规真正表现出来的,是权力的任性和傲慢。一些村干部以为权力在手,就可以为所欲为。”

 

实际上,杜绝“奇葩村规”并不难,杨阳说,“在制定村规民约时,不能由村干部一拍脑袋就制定出来。首先应该由村民共同讨论,并得到大部分村民的同意。其次,每个乡镇都有司法机构,在制定村规民约时可以去咨询一下。这样一来,村规民约违法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小。”

 

和“不规范遛狗影响血亲三代”之类的“村规”相比,还有一些村规,虽然违法,但公开之后,却并非一面倒的批评,比如“礼超两万元就算贩卖妇女”之类的村规。

 

对此,杨阳说,“任何村规,都应该建立在所有村民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如彩礼的问题,贩卖妇女当然谈不上,村集体也没有权力给村民定罪。但如果所有村民都同意,大家约定彩礼不得超过两万,也未尝不可。但问题是,是不是所有村民都同意呢?财产是村民自己的,他当然有权处置,他愿意多给,也无可厚非。所以,真正合理的村规,最好是提倡性的,而非禁止性的。”

 

在传统社会,村规民约是乡村治理的主要方式,但在现代社会,法律才是唯一的准绳,杨阳说,“在宗族文化发达的古代,村规民约的力量很大,因为村规民约的基础,其实就是宗法制度。所以在古代,确实有很多禁止性的村规民约,但即便如此,村规民约也是不能违法的。我们看文艺作品中,经常会有村民通奸,结果被使用私刑,甚至打死的,以为古代这是合法的,其实不然,很多时候是官府不追究,而非不能追究。如果追究,施行私刑的人,同样会被治罪。”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李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