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宾对谈开始时，《上海书评》记者盛韵说：“上海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具女权精神的城市，上海男人会做家务、带孩子。”上海男人会做家务和带孩子，这就意味着上海是中国最具女权精神的地方吗？“上海好男人”的单一叙事本身是不是也隐藏着某种问题？我们该怎么看待在单一叙事主导下的媒体呈现，包括同质化的非洲、身份认同的问题？

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曾指出过这种“单一叙事的危险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许多地区和群族的排外情绪反而在增强。从《紫木槿》到《半轮黄日》、《美国佬》，再到《女性的权利》，阿迪契的著作一直在挑战着大家关于种族、阶层、性别的刻板印象。

8月17日，在上海书展举办的“一种新非洲离散叙事的可能——阿迪契《亲爱的安吉维拉》新书首发暨签售会”上，阿迪契来到上海图书馆，与大家探讨了自己对打破单一叙事和女性主义等问题的看法。

《亲爱的安吉维拉》，[尼日利亚]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著，陶立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6月版

身份认同，不仅仅是黑人和女性关注的问题，是每一个人的问题

阿迪契是尼日利亚一个大学教授的女儿，她成长在尼日利亚西南部的一座大学城里。在她成长童年度过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恰恰是尼日利亚政治腐败之前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她的童年沉浸在阅读的滋养中。

她小时候读的童书通常是英国人写的，里面充斥着对野餐、天气的谈论。然而，在她居住的地方很少下雨，大家并不经常谈论天气。但故事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小时候的阿迪契在这种单一叙事之下，从来没有意识到她自己作为一个非洲人，是否可以在文学作品中被表现出来的问题。

让阿迪契感到悲哀的是，在世界上许多以前被殖民过的国家里，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只能读别人的故事。文学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外国的东西。所以，当阿迪契读到非洲作家钦努阿·阿契贝的作品时，这一切就开始发生了改变。从阿契贝的作品当中，阿迪契得到了身份回归的自豪。

阿迪契

阿迪契现在常居住于美国和尼日利亚两地。在美国，她被认为是一个写身份认同的作家。但是，阿迪契非常讨厌这样的标签。因为，这让人觉得，好像只有有色人种、女性才需要去写身份认同的题材。实际上，身份认同是属于每一个人的问题，包括白人的工人阶级。

阿迪契想起一次打车经历。她遇到一个白人司机，那位司机说，他不读书；即使他读书，他也不会读像阿迪契这样的人写的书，因为她的书肯定是关于黑人和女性的。阿迪契认为，这个司机很诚实，但也非常令人悲哀。他不应该放弃一个人了解不同身份认同的机会。身份认同问题，实际上也是每个人的问题。

单一叙事的陷阱在于叙事的权力在谁手中

阿迪契讲到文学中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她认为，如果美国的白人男作家写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通常不会被贴上身份写作的标签，这与黑人女性不同。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似乎就是普世的。当然，阿迪契承认，好的文学是普世的，它们都讲述人类的共同情感。

但是，在一种单一叙事当中，却隐藏着危险。曾经有人问她，你是不是一直只写尼日利亚的故事？你为什么不写一点正常的故事呢？这个人对“正常”已经有了一个定义，这就体现出单一叙事的危险性。

在阿迪契到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她的室友会很惊奇她英语讲得如此好。实际上，英语是尼日利亚的官方语言。这种情况屡屡出现。许多美国人似乎已经定义了非洲是一块怎么样的土地：那是一个贫困和灾难丛生的地方。他们也不太了解非洲大地的多样性，在美国，非洲在媒体的表述里似乎是一个“国家”。在非洲大陆内部，人们因为各种原因互相倾轧。许多非洲人得了艾滋病，等着白人去拯救。这种非洲形象非常负面，也让非洲形象低人一等。而美国人对非洲的无知，也体现出单一叙事的危险性。

阿迪契

阿迪契回忆，曾经有一个教授评论她的作品说，她写的作品不是真正的非洲，因为阿迪契写的是中产阶级的生活。美国人对所谓的真正的非洲有一个单一叙事的期待。这就好像美国人对墨西哥人有一种刻板印象一样，认为他们都是偷渡客。这就是单一叙事的陷阱。

实际上，叙事是被权力所决定的。谁来讲故事？什么时候讲故事？讲什么故事？故事里的人是什么形象？这都与权力有关。如果有关非洲的叙事不是从自身的种种苦难开始，而是从西方的殖民开始，那么所有的非洲叙事都会不一样，这其实也是非洲叙事的起点。

上海男人做家务，就意味着两性平等了吗？

在阿迪契演讲完之后，盛韵与阿迪契展开对谈。阿迪契认为，她首先非常兴奋和惊讶，她在上海的签售会上，第一次遇到听众的男女人数是相等的。因为，她的读者群通常都是女性。

男性其实也可以成为女性主义者。阿迪契认为，假如她有个男孩，她也能用女性主义的方式抚养他。比如说，在小男孩哭的时候，她不会跟他说，男孩有泪不轻弹。其实，男孩和女孩都可以有着一样的情感表现。此外，阿迪契还会教男孩如何平等地对待女孩。

盛韵认为，上海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具女权精神的城市，比如坊间经常流传着上海男人会做家务、带孩子、脾气很好等“都市传说”。而且，上海以及全中国的女性，也不需要在婚后冠夫姓。而相较于家务分工，阿迪契对性别权力关系更感兴趣。

现场听众反驳了这一观点，有听众认为，“上海好男人”本身也是一种刻板印象或单一叙事，其中蕴含着危险性。其实，上海男人只不过完成了自己分内的事情，因为男性本来也应承担一定的家务。

作者 | 徐悦东

编辑 | 李永博

校对 |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