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伯之春”后的报道中，西方媒体更钟情于战争与屠杀。但是，流着阿拉伯血液的女记者们，在寻找废墟中的希望与欢乐。

撰稿丨王塞北

长久以来，在西方的新闻报道和文艺作品中，阿拉伯女性常常以一个受极端宗教与男权压迫的形象出现，她们对于社会与命运的反抗，似乎只有通过西方世界的帮助才能实现。但是现在，她们越来越多证明，她们不需要殖民主义的“拯救主义”叙事，她们可以自己讲述自己土地上自己的故事。

打破后殖民叙事为自己发声

最近，由企鹅兰登出版的《我们土地上的女性：阿拉伯女性报道的阿拉伯世界新闻选》（Our Women on the Ground: Essays by Arab Women Reporting from the Arab World）就是近一段时间她们努力的一个缩影。这本书由黎巴嫩裔英籍女记者和作家札娜·汉姬尔（Zahra Hankir）所编辑，选编了19位阿拉伯或阿拉伯裔女记者的报道文章。

她们的阿拉伯血统和在地化报道，使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新闻在西方世界呈现出全新的变化：“阿拉伯世界几十年来一直受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各种版本的阿拉伯故事通过国务院与五角大楼的过滤后呈现到公众面前。”汉姬尔写道，萨哈菲亚特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时代，以及极右翼欧洲和伊斯兰国的崛起，“强硬地打破了传统刻板印象”。这种框架并不适合开拓创新的记者。

要说阿拉伯，中东和北非妇女正在破坏陈规定型观念，就像那些刻板印象本身一样陈词滥调：这些女性应该受到赞赏，因为她们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而没有在西方的假设中将她们视为温顺和顺从。现在，一股越来越强大的女声合唱，从这个传统上一直被男性专制者声音所主导（西方媒体对阿拉伯世界的描述）的地区传来。她们通过各种媒介，从新闻报道，电视电影到文学创作，她们正在打破长期以来对阿拉伯女性的温顺和顺从的叙述方式。

《我们土地上的女性：阿拉伯女性报道的阿拉伯世界新闻选》（Our Women on the Ground: Essays by Arab Women Reporting from the Arab World ），企鹅兰登书屋，2019年8月。

在这些报道中，有灼热的伤痛、尖锐的批评和有趣的故事。但是，在所有这些文章中，最闪耀的亮点是女性写作的纯粹力量。无论是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时，汉娜·阿拉姆（Hannah Allam）在美军喷气式飞机轰炸后的神殿中为《纽约时报》撰写报道，诺尔·马拉斯（Nour Malas）在《华尔街日报》讲述她以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叙利亚裔美国人在故国采访中的血缘亲情故事; 或者是海妲·赛德（Hwaida Saad），她是《纽约时报》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记者，她以血缘同理心和媒体人特有的移情能力为战乱中的叙利亚人传递声音。她们的工作，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各地对该阿拉伯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理解。

“因此，她们是我们当地的“我们的”女性，我们所有人都在阅读她们的文章。”在序言中，汉姬尔说，“她们都没有刻意地消除对‘她们是谁’的刻板印象，她们无意于此。相反，她们只是专注于手头的工作：进行新闻报道，并确保自己的安全。她们也没有考虑到去迎合西方观众的阅读预期，她们的报道与经历已经打破了根植于后殖民话语中的流行叙事模式。”

在进行性骚扰报道时，被男同事嘲笑

入选的记者们在不同的媒体工作，其中一些供职于本地的阿拉伯语媒体，另外一部分则是面向国际的英语媒体。两种语言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但作用同样重要：在本国创作新闻的女记者们着重于记录她们与父权传统的斗争，在面向西方的报道中，她们努力修正西方对阿拉伯世界冲突的简单化理解，讲好阿拉伯世界的故事，虽然这两者都不容易。

埃及摄影记者艾曼·海拉（Eman Helal），每天在充满深刻的厌女症和性别歧视的新闻采编室工作，她的男同事一边拍摄埃及街头的性骚扰新闻，一边取笑她的工作。叙利亚记者Zaina Erhaim发现，尽管2011年时，“阿拉伯之春”的变革者们承诺了自由，但仍旧没有兑现。她仍被迫将她的衣着打扮与街头“陌生武装男子”的期望相符合。

即便她们移民来到标榜新闻自由的西方，这种对女性的职场歧视也没有结束，只不过变成没有讲明的潜规则而已。在那里，清一色的男性主编团队仍然是司空见惯。在报纸文章和学术论文中，仍然缺乏对女性研究成果的引用，尽管已经有很多，然而常常被选择性忽略。在文艺与学术界，男性作家和评论家仍在在欧美的此类报道中也占主导地位，尽管女性作家和读者占更多数。因此，阿拉伯妇女在文艺与学术界面临着双重障碍：西方自身的性别偏见和阿拉伯妇女的简化叙述。虽然，这并不容易。

2019年5月，来自阿曼的阿哈提以描述家乡转变的作品《天体》（Celestial Bodies，暂译），成为首位赢得布克国际文学奖的阿拉伯作家。

这就是为什么当今年的国际布克奖评委会选择一部由女性撰写的阿拉伯小说时，被认为是一大胜利——这是该奖项第一次授予阿拉伯裔女作家。评委会主席历史学家贝塔尼·休斯（Bettany Hughes ）表示，这本书让评委会“获得了英语文学不能提供的想法和经验。它避免了在分析性别、种族、社会差异时可能出现的每一种刻板印象。”这也是为什么汉姬尔想要编写《我们土地上的女性》的原因。虽然许多在阿拉伯世界工作过的西方外国记者撰写了大量关于该地区的回忆录，但她在文集中写道，“像这样的一本书，在文学领域放大了在地阿拉伯女性的声音，迟迟都没有创作出来，（这本书）来的还是太迟了。”

汉姬尔指出，虽然到目前为止，她在美国各地参加新书推介会的时候，虽然很多读者的问题都是认真思考过的，但她对于记者同行们会常常会问类似“这本新闻选集是否会给温顺的阿拉伯女性一个强烈的刺激”的问题感到惊讶——偏见仍然如此持久的存在着，即便她们读了这本书。一些西方记者在他们自己的故事中（以及在好莱坞和其他地方的描绘中看到的那个）仍然选择了符合一个后殖民主义时代白人的怜悯视角：阿拉伯女性在自己的世界只有选择顺从，西方文明才能解放他们。

西方记者关注死亡我们则寻找希望

在关于战争的报道中，这群阿拉伯记者也有着和西方记者不同的角度。长久以来，从中东到北非，从也门到巴勒斯坦，从利比亚到伊拉克，她们的家园或故国遭受着战火的洗礼。“现在看来，当时（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报道之专注于深情悲伤的女性是多么肤浅。但是这是西方世界的读者想要看到的。在那样的惨烈的环境中，她们的生活仍然要继续，她们也还能找到生活的趣味和有意思的事，但是主编拒绝发表这样的报道。”

汉娜·阿拉姆（Hannah Allam）反映，她是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国家公共电视台（NPR)驻巴格达首席记者。阿拉姆写道，那些她没有报道的故事，“如果不能写在笔记本上，那就写在我的心里，而且我记在心里的那些比我发表的更让我印象深刻，那些在巴格达记下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