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国文明来说，古籍文献具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价值，这就需要大家高度重视古籍文献，特别是海外珍稀文献的挖掘和出版。11月17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海外古籍文献的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国际学术论坛在桂林举行。成立于1986年11月18日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自90年代中期开始投入社科人文、珍稀文献等门类图书出版，并于2009年成立专门的文献图书出版分社，2017年成立北京文献出版中心，一南一北共同致力古籍整理和珍稀文献出版工作。

经过20余年的发展积淀，截至2019年10月，已累计完成300余种4000余册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经典古籍整理著作和珍稀文献类图书出版工作，并形成了涵盖普通古籍与经典古籍、大众古典文化阅读、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珍稀古籍文献档案资料、民间文书文献、版本目录学工具书等极具广西师大出版社特色的珍稀文献出版板块。其中，《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图志》《徽州文书》等图书，曾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等国家级的奖项，连续六年进入“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出版社排行”20强。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在此次会议上，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张艺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轩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汤文辉，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周欣平，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杨继东等领导嘉宾，以及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美国加州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三十多所海内外高校、研究机构的相关专家学者近百人共同出席了本次论坛。

会议以海外中文古籍文献的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为中心，希望通过共同讨论汇集多方智慧与力量，共同推动海外中文古籍文献的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各项工作在今后取得更多进展与成果。在本次会议上，专家学者和出版代表就古籍出版和保护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新技术给古籍的保存和出版带来了什么样的契机？古籍数字化之后会影响其影印出版吗？如何才算完整保护古籍？重新整理这些古籍又能如何“改写”我们的历史？

古籍的数字化和出版互相冲突吗？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在会上说，因为种种原因，中国有很多古籍善本流散到海外。哈佛燕京图书馆在这方面的收藏是比较丰富的。而他的十几年来的工作，就是把收集进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古籍整理好，并对古籍的内容进行推广。因此，他很早就做了数位馆藏。而且，凡是做数位馆藏的古籍，不只向全校学生、老师公开，也面向全世界学者公开。这是他做古籍数字化的一个原则。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

此外，哈佛燕京图书馆用古籍数字化后的影像，和一些出版社合作，用纸的形式出版影印本。这样，流到海外去的善本、珍本、特藏，就流回到中国来了。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回想起当时国家图书馆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合作的时候，郑炯文对他说，整理这些古籍的成本费，一排善本才一美元。当时，这比在国内的成本还要便宜。当然，哈佛燕京图书馆整理这批古籍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要把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数字化，来揭示它们的价值。

张志清提到，在他们在合作后半段中，不是很顺利，史部都没有钱来完成。但在这种情况下，郑炯文用哈佛大学的钱做完了史部剩下的部分，并在做完之后全部送给了国家图书馆。这些经部、史部，还有齐如山的小说都已经在国图网站上发布。齐如山的小说在网上发布之后，纸质出版的齐如山的小说、戏曲也售罄。这意味着这些古籍在网上公开发布之后，并不影响其影印本的销量。

所以，张志清认为，影印出版和数字化并不相悖。他曾就这个问题问过郑炯文，郑炯文回答说，按理说这应该是相冲突的。可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数字化了这些古籍之后，还是有很多家出版机构找哈佛燕京图书馆出版这部丛刊。而且，出版社也没因此受到损失。这说明在很大意义上，数字化和出版并不会相互冲突。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文献丛刊》，龙向洋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完整保护是指每一个品种或者每一个版本

能够有一个复制件

张志清还认为，当下的中国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条件把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完整保护传承的新时代，中华文化典籍的完整保护传承不再是梦想，而是一个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发展目标。

中国的古籍收藏单位众多，古籍存藏底数一直不清晰。为了摸清底数，全国古籍收藏单位和学术界在这方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成果，一个是《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这是对全国珍贵古籍的调查，另一个是《中国古籍总目》是对全国古籍品种、版本上的调查。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

在2007年开展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之外，国家又在这个基础上对全国范围内的古籍进行普查，参加的单位一共有2800多家，比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时候的单位增加了1500多家。现在，已经有80%的省份，2315家单位全部完成了普查工作。现在正在出版《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估计共有四百册。如能在2020年底基本完成古籍普查的工作，那么有90%以上的单位都能够包括进该目录里。

另外，过去各地的513万部古籍，里面大概有三分之二是古籍，三分之一是明末的线装书。所以，现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民国时期文献保护中心开始调查线装书。这两部分合在一块数量超过5000万册。这比收藏传统文化古籍比较多的意大利的4000多万册还要多。

张志清补充道，现在海外的古籍没有一个清晰的数目。根据大约20个国家，203家单位的收藏，海外古籍的数量大概超过300万册。这大概是国内收藏的十分之一。当然，最关键的是国内孤藏的这部分，因为这部分非常珍贵。比如说唐五代以前传世的文献写本有63部，另外宋本有大概将近1000部。海外藏的珍贵古籍的数量，北宋时期的版本就超过了国内藏的数量。像宋代的《大藏经》，国图只有一部，就已经没有完整的了。但在国外，日本就有好几部。

因此，国家图书馆正在做一个数据库。这数据库是海外藏的所有古籍书的目录，里面大概已经有60万部书的目录了。国家图书馆还在开展两个项目，一个是日本藏的中国古籍总目，另一个是韩国藏的中国古籍总目。另外，山东大学也启动了一个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张志清表示，大家都在干类似的活，一定会有重复的地方，所以关键问题还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尽可能把人力和资金用到大家所不同的地方。

此外，做到完整保护，是指每一个品种或者每一个版本，能够有一个复制件。现在，在网上大家已经无偿可以看到72000部古籍了。当年的《四库全书》才收录3500种，因此72000部已经是一个非常多的数目了。国家图书馆有60%的古籍已经在网上免费供大家参阅了。所以，张志清希望能够在大家的支持下，推动缩微、数字化和影印出版方式的发展，让这些古籍都有一个数字化产品。怎么完整地把现在还存在的这部分古籍完整地传承下去，这关乎一个国家文化安全，而现在，这个目标成了一个可以到达的未来。

《西域考古图记》，[英]奥雷尔·斯坦因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

对古籍的重新整理甚至可以改写历史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周欣平在发言中指出，在做海外文献整理的时候，研究人员们也还要做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海外古籍善本文献和学术、历史文化研究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在研究的基础上再来出版，是周欣平的指导方针。这一类的工作往往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而不仅限于文献的影印。

周欣平举了几个例子。有一次，复旦大学历史系朱维铮教授向他要傅兰雅的档案。傅兰雅是晚清一个重要的启蒙者和传播者，他组织翻译过150多种西方科学文献，而那时中国人并不知道西方科学。像冶金、矿山、交通、航海这些西方的科学技术都通过他的翻译而传到中国。

朱维铮说，因为他没有材料，所以研究做不出来，而这些材料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以要求周欣平他们一定要把这个研究做出来。周欣平答应了朱维铮。后来，他们就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傅兰雅档案》三册，里面包括傅兰雅一生重要的档案，也算填补了国内这一片研究的空白。

《傅兰雅档案》，[美]戴吉礼（Ferdinand Dagenais）主编，弘侠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

在他们整理《傅兰雅档案》的过程中，他们发现，档案里有一个章节讲中国新小说。1895年，中国文学正处于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转型阶段，那时也是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的萌芽时期。但是，大部分国内学者认为，中国新小说的起源在1902年，因为那时梁启超在横滨办了《新小说》。但是，就在研究人员整理《傅兰雅档案》时，他们发现，在1895年，傅兰雅就已经开始了中国第一次新文学的活动。

当时学界有这样的一个争论：台湾学者黄锦珠在1991年提出，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不是梁启超的《新小说》，而是傅兰雅的《时新小说》。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也提到，中国现代小说是源自《新小说》之前的《时新小说》。他们觉得中国的小说史需要被改写。

他们的根据就是1895年傅兰雅所发的广告。当时，傅兰雅在全国范围内招作者来写新小说，这些新小说围绕着三个题材——反八股、反残角和反鸦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用现实主义小说来抨击社会。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始之处。但是，当时他们的这种主张并没有文献支持——他们只看到这幅广告，却没找到傅兰雅招来的作者所创作的这一批小说。

2007年的一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的中国馆员赵雅静兴高采烈跑到周欣平那里说，他们在整理傅兰雅档案时发现了《时新小说》，里面还有完整的一批新小说作品。所以，他们对《傅兰雅档案》的整理出版，改写了中国的小说史。

周欣平还举了一个例子。在抗战的时候，郑振铎和蒋复璁两人发现上海有日本人在收购嘉业堂的藏书，所以他们把中央档案馆建馆的经费拿出来，在上海搞了一个“抢救运动”——购买嘉业堂失散的藏书。当时郑振铎和蒋复璁在抢救文献的时候，他们只看到了日本人在收购嘉业堂的书，并没有看到日本人买到了哪些藏书，也不知道多少藏书流到了日本。这些是一笔糊涂账。国内还有很多学者认为，这批藏书根本就没有到过日本，因为当时嘉业堂的创建者刘承干是非常反日的。但是，如果日本人不这样做的话，他们为什么要“抢救”呢？

嘉业堂建造于1920年代，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之一，以收藏古籍闻名。其藏书在抗日战争的末期散失了许多。现在，有一批藏书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图书馆里。这些藏书是怎么到伯克利的？周欣平认为，这批书不是伯克利的大学图书馆从上海买来的，而是从日本人的手里转手买来的。为了证实这个猜测，他们调查了当时伯克利的大学图书馆去上海买书的档案，这就发现了这批藏书里的一些宋元本，并不是这样买来的。

伯克利的大学图书馆在1950年采购了三井文库的中日韩的善本。而伯克利的大学图书馆第一次出现嘉业堂藏书的记录是在1953年。不过，大家并不知道这批藏书是谁买的。研究团队在整理古籍时，找到了一本叫《金关书藏本》的旧藏。这本书在1937年就卖给了三井文库，其中里面的《筹海图编》13卷就是嘉业堂的旧藏。这就直接证明了，所谓嘉业堂的藏书从来没到过日本是一个伪论。

因此，周欣平总结道，海外古籍善本的数字化和出版工作是有着传承学术、保护典籍、惠及社会的功能。通过这些珍稀古籍文献的数据化和出版工作，使得一些在海外而不为人知的典籍文献得以数据形式回流到中华大地，并为保存中国文化遗产出力。而海外中文古籍善本和特藏的研究工作，也会给学术研究带来新发现、新视野和新结论。

撰文 | 徐悦东

编辑 | 吕婉婷

校对 |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