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余雅琴
初识王申的人，不会相信他是一位纪录片导演，在很多场合看到的王申，都是穿着得体，甚至有些精致，常常系着一条“标志性”的丝质围巾。而纪录片工作者却经常昼夜颠倒，扛着摄像机冲向事件发生的前线，做着极度辛苦或危险的工作。这种刻板印象，让王申很容易被记住。在中国的纪录片导演中，他的高大帅气，可以算作是一种强烈的个人标志。虽然，这并非他的本意。
和王申聊天，很难相信他是1991年出生：讲话很有条理，滔滔不绝，笃定自信，没有废话。王申说自己从小喜欢电影，尤其是艺术片，对人文社科的东西很感兴趣，一直希望有机会拍出一些不一样的大银幕作品。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王申选择去北京电影学院文学院读研究生，师从《北京遇上西雅图》的导演薛晓路，主要学习编剧技巧。
但是，在电影学院的学习期间，王申发现学校培养的还是做主流电影的人，而自己似乎并不适合这条道路，自己对更严肃的东西感兴趣，应该做点不同的东西。即使参与过《舌尖上的中国3》这样的主流项目，王申却没有选择迅速进入到工业体系中去，反而找机会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芳舟》。那时候，他还没有走出校园。
《石史诗》：文化符号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异化和失效
在今年的西湖纪录片大会提案会上，王申带来了自己的新项目《石史诗》。这部关于大理石的全球史，是王申的第二部纪录片，背景发生在遥远的希腊。比起处女作《芳舟》，这部作品有了更专业的团队，想表达的内容也更加宏大：《石史诗》的架构颇有些当代艺术的概念，这部作品借助大理石这样的可塑之物捕捉到许多符号性的东西，全片没有核心人物，而是让画面传递更丰富和荒诞的内容。王申没有像自己上一部作品那样找一个出彩的主人公，而是跟随大理石的世界流转表达自己对全球化等问题的理解。
《石史诗》剧照
王申接触到在希腊承包了大理石矿的中国人。在大理石制品的加工厂里，希腊雕塑正在被成批量地制造出来，他们随着现代物流被运送到世界各地。在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里，各种来自不同文明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纪念品，可以汇聚在一个小店供人挑选。而生产和售卖这些的中国商人，不在乎商品的任何文化属性，他们只是将原材料进行加工并卖到全世界……
真的深入这个题目，王申的镜头捕捉到更多有趣的人和事。在这部纪录片中，一对金发碧眼的希腊网红姐妹也很抢镜。她们金发碧眼却说着流利的汉语，在希腊巨大的神殿遗址前端着自拍杆向自己在中国的网友进行着直播……这些共同构成王申眼中的魔幻世界，本来在普通中国人视野之外的希腊，对另外一群中国人来说，却是安身立命的地方。
王申在希腊拍摄。
希腊是西方文明重要的发源地，希腊雕塑更被看作是西方精神的化身，一直具有崇高的象征意义。而被认为是高级文化象征的雕塑，被中国移民开设的工厂批量生产，并被销售到千家万户，成为中国乃至其他地域的家庭作为日常装饰品的时候，雕塑所具有的文化性发生了巨大的异化。在全球化和商业化的进程中，文化符号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所处的世界？这些固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却是王申这代中国青年需要直面的问题。
《芳舟》：一部海外华人的迁徙史
因为家人的缘故，王申有机会去希腊看看。在此之前，他和大部分中国年轻人一样，希腊对于他来说是书里的神话故事，也是近年来流行拍结婚照和度蜜月的地方。在新闻里，偶尔可以听见希腊经济危机的事态，但那些都似乎显得有些遥远。
那时候，因为欧洲发生难民危机，希腊正好受到全球的关注。王申意外地认识了当地救助难民的华人组织，萌生了拍摄纪录片的想法：一边是世界性的难民议题，一边是传奇的华人迁徙史。王申将镜头主要对准了一位叫陈雪艳的华人女性，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芳舟》。
之所以取名《芳舟》，语出圣经“诺亚方舟”的传说，而“芳”则代表女性，这部纪录片因此具有了一些女性主义的色彩。对于王申来说，他想传递的是不同民族在灾难面前的共生与和解的主题。
《芳舟》的主人公陈雪艳
陈雪艳的父亲在保加利亚去世，她自己则漂泊到希腊，客居15年。她发现，在如火如荼的难民救助行动中很少见到华人志愿者，于是决定以一己之力组织华人救助队，让在希腊的华人走出相对自成一体的唐人街。在陈雪艳的眼中，中国移民不应该沉默，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即使英语并不算流利，陈雪艳还是在费心游说身边的各种人。
《芳舟》所讲述的，并非陈雪艳一个人的故事，而是试图展现出一幅希腊华人生活的生态：他们辛辛苦苦在异国打拼，却很难进入主流，不愿意参与到社会事务当中；或者因为各种原因，又不得不离开希腊……这部以难民入手的纪录片，又似乎折射出一个海外华人迁徙的历史。
《芳舟》这部纪录片对王申的影响是很大的，不仅因为这部作品让王申进入到这个行业。他坦言如果一直生活在北京，根本就不可能接触到真实和广大的世界，自己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叙利亚人、阿富汗人，甚至还有从未接触到的“蛇头”。对于王申来说，即使是工厂的老板和工人都是新鲜的体验，这些经验对当时还在读书的自己都十分重要。
《芳舟》中志愿者救助难民
当代青年的生活空洞，纪录片的形式化转向出现危机
近几年，中国纪录片的创作似乎沉寂下去了，很多评论认为中国纪录片在衰落：一方面看上去的确如此，过去中国很具有感染力的独立纪录片的数量在减少；而院线纪录片和视频网站投拍的纪录片在增多，中国纪录片开始有了盈利的可能性，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作为纪录片的作者需要经得住一些诱惑。
对此，王申的心态倒是很平和，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制作方式一般很漫长，如果说在2015年左右涌现出诸如《大路朝天》《少年·小赵》等佳作，而这两年则鲜有优秀作品，也许只是说明张赞波这批作者在拍摄自己下一部新作的过程中，好的作品需要时间。
拍摄纪录片是一件辛苦的工作，这些年虽然有些作品卖得不错，但都是偶然现象。纪录片这样小众的创作，就需要某种意义上的甘于寂寞，西方顶级的纪录片大师也可能没有什么社会知名度，如果不是有相应完善的基金支持和公共电视台项目，很多纪录片都无法制作出来。
不可避免的，我们谈到了对当代青年创作的整体性的观察。作为电影学院科班出身的毕业生，王申对这些创作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他认为，之前几代的中国导演，多少有一些农村和乡镇的经验，作品的社会批判性也比较强烈。而自己这一代基本上只有城市经验，新一代年轻导演很多是中产家庭出生的孩子，生活经验相对简单，作品内容难免单薄。
但是，另外一方面来看，纪录片这种以真实为主要载体的影像形式的意义，有多少是由作者创造的呢？传统的纪录片需要作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被拍摄对象打交道，处理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
对近年来的一些作品考察，纪录片的创作具有越来越追求艺术和形式感的倾向。纪录片的形式感在中国是长期被忽视的部分，因为迫切的现实诉求，更多的是身体性的反抗。当然，在上世纪90年代，纪录片也是比较新的媒介，记录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新的观念。
新一代的创作者的确有很强的形式化转向，也有一些成功的作品出现，让人看到了更多可能性，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危险性在于，做某种强烈形式化的尝试，可能会让作品最终只是停留在腔调上。形式的探索，有时会陷入空洞，它的社会布景可能是空的。原因可能是来自年轻人空洞的生活本身。
他人的苦难是否可以成为作品的素材？
在难民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王申在希腊拍片，当时希腊和跟马其顿边境有一个叫伊多梅尼的地方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正值欧盟的政策变化，马其顿等国不让难民过境，大量的难民滞留在那里。让人感到荒诞的是，那段时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聚集的摄影机快要比难民还多。王申于是开始反思媒体的工作方式，纪录片的意义是什么。
纪录片的素材来源自真实，而往往会以被摄对象的苦难或隐私为素材。因此，一直以来，纪录片的伦理问题就被广泛讨论，摄影机究竟在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合适，而一部纪录片又该如何反哺现实呢？
王申提到了一部令自己很受触动的纪录片《水泥的滋味》（Taste of Cement），这部作品讲述了在黎巴嫩贝鲁特的一群叙利亚难民成为了建筑工人，在贝鲁特开始新的生活。事实上，贝鲁特也因为黎巴嫩内战变成一个被摧毁的城市，等于说这座被内战摧毁的城市要被一群家园也被摧毁的难民重建。这部片子拍得非常艺术化，制作精良，非常具有美感。
《水泥的滋味》很具有形式美感
这部片子恐怕也会带给作者一些焦虑。按照现在的观点来说，如果导演拍完就走了，就会面临一些伦理的问题；即使导演能做一些后续工作，其实也改变不了很多问题。
在西湖纪录片大会关于纪录片导演困境的论坛上，王申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纪录片导演摆脱不了自己对被拍摄对象的剥削，有人说这是一种“原罪”，传统的纪录片避免不了要献祭你的人物，《芳舟》也不可避免，王申对此也不免焦虑。也许是这种焦虑，《石史诗》不再像《芳舟》那样聚焦一个人，而是展现事件。
可是，纪录片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呢？打动人心的艺术品，在结构性问题里能不能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王申常常感到疑惑。在拍摄《芳舟》的过程中，王申也接触到了各国救助团队，大家都在各尽所能改善难民的处境，但是难民的生活状况其实还是很糟糕。
“但是我发现在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面前，很多努力都是有限的，我只能安慰自己能做一点是一点。”王申说，“我后来还是努力和当时认识的叙利亚、阿富汗等地的朋友保持联系。可是在这些现实面前，电影和艺术的力量似乎都挺微弱的。”难民每天都要面临着最真实的生命危机，也许随时会被炸弹炸飞。即使逃到欧洲，也可能会面临被遣返，这中间有太多残酷的现实值得被记录，却无力解决。
王申在西方世界拍片，自然也有机会看到更多更新的纪录片，随着拍摄设备的普及，也有一些纪录片在试图解决这种伦理问题。比如，圣丹斯电影节大热的《午夜行者》（Midnight Traveler），讲述的是一家人如何从阿富汗逃到欧洲的三年历程，导演就是这家的父亲，他用手机记录了自己家人逃亡的故事。
《午夜行者》是难民用手机拍自己故事的纪录片
今年在戛纳电影节大放异彩的，还有一部纪录片叫《为了萨玛》（For Sama），作者是一位女性。她拍摄了自己在叙利亚结婚生子的过程，有人评价这部片子很像个人的vlog，但不可否认，这部作品提供了一个了解叙利亚内战的内部视角。
这类影片自然给王申的创作带来一些影响，也促使他在新片中改变了工作方式。总体来说，纪录片如何更好地回应现实，依然是一个需要被不断讨论和实践的事情。
中国独立纪录片往往高度关注中国的现实
中国独立纪录片往往有一个传统，就是高度关注中国的现实，而王申反其道而行之，试图讲述一个世界性的故事。王申说，在世界各地参加一些电影节提案会时，他会遭遇评审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你（拍摄这些故事）？
但没有人会拿这个问题，去问来自瑞典或者美国的导演。这里面的逻辑，似乎是这些发达国家的导演过得够好了，他们有责任或者说某种可以掌握的权力去拍摄他国苦难的电影。而中国人自己还处在重重社会问题之中。吊诡的是，中国的朋友也会问王申，自己国家还有那么多值得拍的东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你还要跑那么远去拍国外的灾难？
有人批评一部中国人拍非洲苦难的纪录片，王申却觉得没问题。这是未来必须要面对的新题材。中国人在世界的位置很特殊：一方面仍被归为“第三世界”，另一方面经济又日渐强大。我们如何处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王申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自己的作品想要表达这样的主题：中国的问题，在于经济上依赖于世界，文化上孤立于世界。王申相信，在未来中国的纪录片作者群体中，会越来越多地表现世界议题。
也有很多人认为拍摄社会的苦难是一位具有良知导演的责任，如果拍点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品，也许可以拍得很好。但又有别人会说，如果你要展现中产阶级的生活，一个摩登现代富有的中国，我可以看中央电视台，为什么还看你的片子呢？
事实上，王申认为，央视也没有真实反映中国中产的现代生活的内容，说实话，这个题材属于一个真空地带，主流话语没有深入，而独立作品更是鲜有表达。王申开始对北欧电影很感兴趣，他觉得，中国一线城市社会现实的发展阶段，也可以做一些更当代的表达并展现中产生活，未来的电影也许会朝这个方向发展——当然不是全部。可是，样貌的多样化，会让电影的生态更健康。
作者丨余雅琴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