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锦云表扬小患者操作规范。受访者供图

每天上午，盛锦云的时间被划分为两部分，九点前是患者，九点后是医生。

2015年，她做了髋关节手术，痊愈后回到一线继续坐诊。但最近一年，腰腿又开始作痛，这才停止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工作，每天到市郊的一家康复医院进行康复训练，并在治疗结束后就地出诊。

屈膝、提腰、抬腿，一套脊椎骨盆运动做完需要30分钟左右，九点钟，患者盛锦云下课，医生盛锦云上岗。

从康复室到诊室的距离不足30米，但盛锦云要走上好一会儿。双手按在墨绿色的辅助车车把上，弓着背，鞋底擦着地面往前迈。第一个哮喘患儿赶来时，盛锦云刚刚披上白大褂。一头灰白的头发在脑后挽成发髻，透过金边老花镜，眼睛晶亮。

盛锦云今年85岁了，65岁那年，盛锦云退休，但之后的20年，她依然工作在一线，为哮喘儿童提供治疗。

作为儿童哮喘界的泰斗，10月24日，在中华医学会第24次全国儿科学术大会开幕式上，盛锦云获得“第七届中国儿科终身成就医师”称号，该奖是儿科医师的最高奖项。这一年是她行医第60个春秋。

盛锦云获得“第七届中国儿科终身成就医师”称号。受访者供图

医生奶奶

12月2日，小多(化名)坐在盛锦云诊室的桌前。

小多是当天9个预约者中的第一个，今年4岁，进门时一边挖鼻孔一边四处张望。

小动作被盛锦云看到了，打开手电，果然鼻子粘膜的颜色发白，“肺的声音正常了，但是鼻子还没有完全好，等鼻子粘膜和嘴唇的颜色一样了再停药。”盛锦云和家长交代。

小多妈妈说，小多哥哥在六七岁时查出了哮喘，喝中药、四处求医，走了不少弯路，后来找到了盛锦云，经过三四年的治疗，病情渐渐控制住了。

后来生了小儿子小多，家人知道哮喘受遗传因素影响，症状出现时没多犹豫，直接找到了盛锦云。

询问完基本情况，盛锦云从桌上拿起雾化器，让家长和小多示范吸药过程，检查操作是否规范。

吐气，在雾化器前吸气，屏气。盛锦云伸出手指，从一数到十，小多完成得很好。老人伸出大拇指笑了，眼睛眯着，皱纹一直延伸到鬓角。

小多是复诊患者，诊断时间相对较短，遇上初诊的，盛锦云则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娃娃几岁了?什么时候起病?第二次和第一次隔多久?有家族病史吗?有家人吸烟吗?养宠物了吗?睡觉打呼磨牙吗?问句一个接一个抛出来。

对小朋友，盛锦云极其温柔，声音缓和，而且爱笑。但在家长中，她出了名的严厉。儿童哮喘治疗周期长，又因为患儿年纪小，家长的职责显得尤为重要。家长一旦监护不到位，就会被盛锦云批评，在一些医生评价网站，许多人讲起自己被“训”的经历。

前不久，小多妈妈就见过她训人。那天，问诊结束后，盛锦云叮嘱一位家长：“零食不要再让孩子吃了，尤其是膨化食品。”家长点头，转身对孩子说：“你就是不听话，听到了吗，奶奶都说了不许吃零食吧，你还吃。”盛锦云听了不高兴，抬着眼睛，视线从镜框上方挑起来：“不是娃娃不听话，是家长不听话。家长不给买，娃娃怎么吃?”对方噤了声。

“他们保护我不被狼吃掉，我救他们的孩子”

盛锦云乐于在不同场合讲起那两个和西瓜有关的故事。

盛锦云从小在苏州的一家医院旁边长大，每天看着医生护士给患者治疗，耳濡目染有了从医的念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十余年后，她在历史潮流的裹挟下被调往甘肃酒泉。

盛锦云在诊室。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摄

那时候的甘肃，贫困，缺水，衣食尚无保障，医疗条件更为简陋。盛锦云遇到最棘手的一位病人是个瓜农，暗红色的血一碗一碗地吐，盛锦云和同事们怀疑是胃出血，但担心他撑不到送去医院，于是就地给他做了剖腹手术。

没有消毒用品，就用大锅水煮手术器械;没有灯，就靠蹬借来的自行车发电;设备有限，无法得知瓜农的血型，就用最原始的方法：滴血，凝了就不行，不凝就行，就这么找到了合适的血型，那一次，盛锦云和另一位同事一起给瓜农输了800毫升血。

另一位患者是个小娃，血压低、呕吐，肚子胀得很大但无法排便。一问才知道，盛夏季节，吃瓜时连肉带子一起吞，结果发生了肠梗阻。

“再不通就要切肠子了，那小娃可能就活不成了。”盛锦云回忆。于是她决定用手把瓜子抠出来。在老百姓们的围观下，盛锦云没带口罩，也没带手套，硬是把和大便裹在一起的瓜子和蛔虫，一个一个、一条一条抠了出来。

西北人淳朴，嘴上说不出漂亮的话来致谢，但从那开始，盛锦云和同事们每年夏天都会在房间门口看到一个大西瓜，瓜上还有十字符号，后来得知，那是瓜农在西瓜小的时候刻上去的，“他说好瓜留给医生。”甚至在离开甘肃、回到苏州后，盛锦云还收到过那个小男孩寄来的一大包瓜子。

她记得，刚到甘肃时，因为喜欢水，老百姓叫他们“上海来的鸭子”;久而久之，称呼就改了，变成了“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

有一次，盛锦云一个人背着药箱去给一个孩子看病，半路发现自己被两只“大狗”跟着。后来快进沙漠的时候，她被一位老人叫住，才被告知“大狗”其实是狼。老人叮嘱她不能再走了，“说天黑在沙漠里可能会迷路，还有可能被狼吃掉”。盛锦云把患者等不到天亮，决意要走，最后老人让自己儿子提着铁锹在后面跟了一路。

当时，每天看着荒漠、戈壁、芨芨草，看着贫穷、困难、生老病死，难免会想人与人的关联和差异，以及一位医者的职责。那段时间被盛锦云视为人生观的重塑阶段，“他们保护我不被狼吃掉，我救他们的孩子”。

“不知道累”

12月3日，康复医院的志愿者小林帮盛锦云穿好外套，到诊室开始工作。

小林从2017年起认识了这位“说话语速快、头脑很清楚、没有一点架子”的老人，在她来做康复时做些琐碎的辅助工作。印象里，盛锦云每天一定要看完所有病人才肯吃午饭，因为担心饭后犯困脑子不够清楚;她在耄耋之年依然好学，小林经常看到盛锦云坐在床边，从双肩包里摸出粉色眼镜盒，颤巍巍地戴上眼镜开始看书，“还是全英文的那种”。

盛锦云的英文好在年轻人中小有名气。儿童医院的同事说，当年美国疾控中心专家来苏州交流访问，老太太一口气用英语把国内外哮喘治疗情况介绍完，根本不需要翻译。

盛锦云的学生郝创利如今是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二十多年前，他考取了盛锦云的研究生。他回忆，那段时间，盛锦云不仅自己学习，还逼着学生和整个科室的医生一起学，每天下班后，他们聚在一起学英语、研究最新的科研成果，“11点前没回过宿舍。”郝创利的英语水平从曾经的“很差”，到如今在医院里数一数二。而盛锦云先后带过的八位研究生，也几乎都成了领域内的专家和学科带头人。

内分泌科的陈临琪曾经住在盛锦云家后面的那栋楼，她在六楼的卧室对着盛锦云在二楼的书房，陈临琪每天晚上睡觉时，盛锦云书房的灯还亮着;第二天一早起床，盛锦云书房的灯又已经亮了，她和医院的同事开玩笑说，老太太一夜不休息的。

“肯下功夫，不知道累”，是很多人对盛锦云的评价。退休前，她每天要看一百余位病人，从早到晚，中间只抽出15分钟吃饭时间。

由于患儿很难准确描述自己的病情，儿科又被称为“哑科”，同时，高难度、高负荷、高风险，背后却没有与之匹配的高收入，儿科常常处于“鄙视链低端”，医学生中甚至流传着一个顺口溜：金眼科，银外科，打死不去小儿科。

另外，从1999年起，我国的医学院校儿科专业停招，变成临床医学专业其中的一门课程，直到2016年恢复儿科本科招生。17年的断档，让儿科医生逐渐形成巨大缺口，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全国儿科医生达到了15.4万名，每千人口的儿科医生数量为0.63名，也就是说，目前平均1587个儿童才能有一个儿科医生。

郝创利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呼吸科只有两三位医生，但患者永远都在排队，为了能挂上号，很多外地患者甚至提前一夜守在医院里。最多的时候，他一个晚上就要接诊近40位患者。

那时候，盛锦云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依然挂着听诊器继续工作。医院希望照顾她的身体和精力，每天限号15个，盛锦云不肯，最终把数字增长到了40。直到最近腰腿不适，也要把患者随身带到康复医院去。

12月2日中午，儿童医院的同事开车送盛锦云回家，拐进小区，便远远看到她的老伴金家骏等在楼下。老人边开车门边说：“我都下来好几次了。”

金家骏今年90岁了，腿脚依然利落，只是听力不太好，每次给盛锦云打电话问几时回家，都听不清对方的表述，于是挂了电话就到楼下等，等不到再回去，隔上一段时间，再下来等。

盛锦云和老伴。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

在一次采访中，提及妻子的早出晚归，金家骏说：“她的价值观在这里，她一定要帮着孩子，让他们少受苦。看到孩子病得喘了，她就心软了。我反正是有意见，但是意见不大。我把我的余生，帮帮她，扶她一把。”

关上车门，同事提议送盛锦云上楼。她摆摆手，笑：“不送了不送了，保镖来了。”

紧迫感

最近，盛锦云觉得医院食堂的胡辣汤味道不错，打算自己在家学着做做。特意向河南同事请教了做法，一路念叨着“木耳豆皮胡椒粉”回家。

尽管每天依然有10个左右患者预约，但对盛锦云来说已经算是几十年来难得的清闲时间了。她会按时午休，然后看会儿电视。

但紧迫感并没有降低。今年春节的时候，盛锦云和郝创利们提到，计划出一本书，把这几十年来遇到的病例整理出来，最近，她和同事们已经开始着手做这件事了。

在儿童哮喘领域，有“北陈南盛”的说法，陈是首都儿研所的陈育智，盛则是盛锦云。二人是儿童哮喘领域内的泰斗，也是战友和朋友。

盛锦云和陈育智。受访者供图

1959年，盛锦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陈育智高她一届，是学姐，也是手把手教她技能操作的师父。后来，两人都被调往甘肃，一个在天水，一个在酒泉。7年后，陈育智调回北京，盛锦云则回了故乡苏州，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工作。

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推出了GINA方案(《全球哮喘防治指南》)，从那时起，陈盛二人一南一北，开始为推广儿童哮喘的规范化治疗奔走。

由陈育智和盛锦云牵头进行的全国0到14岁儿童哮喘病率的调查，被业内人士视为“里程碑式的贡献”。当时的数据显示，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全国0到14岁儿童中，哮喘发病率分别是0.9%、1.97%和3.02%。

盛锦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绍：“国外是发病率很高，但他们的死亡率是千分之0.4;我们发病率很低，100个孩子有5个人喘，但是我们的死亡率千分之36.7。因为不按照规范治疗。”

在学生们眼里，盛锦云几十年来，一直在推广儿童哮喘规范化治疗模式。比如不能用抗生素来治哮喘，要科学应用吸入疗法，要定期复诊等。

对于原本就存在巨大人才缺口的儿科而言，推广盛锦云主张的儿童哮喘治疗模式，很难一蹴而就。这些年，她组织举办关于哮喘儿童的夏令营、运动会，就是为了像“开家长会”一样把就诊后离开的患儿召集回来，及时关照治疗过程中的各种情况，让他们得以在医生的判断下做出减药决定，从而宣传健康管理理念，形成一套长期完整的康复计划。

除了给家长科普，还要给医生培训。过去的几十年里，盛锦云经常利用周末时间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给各地医生宣讲哮喘的规范化治疗。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跑遍了全国。

2015年，盛锦云做了髋关节手术，生活、工作、身体的事纠缠在一起，她得了焦虑症。“完了，不能跑了。”但没过多久，学生发现她拄着拐杖出现在了哈尔滨的哮喘治疗宣传会上。

前不久，在盛锦云获得“中国儿科终身成就医师”称号后，央视播出了关于她的专访。无锡人李薇(化名)在网上看到视频，一眼就认出了盛锦云。

十余年前，李薇的儿子经常打喷嚏、咳嗽、发烧，久治不愈。她听朋友说，无锡的儿童医院每周末请苏州的盛锦云教授来坐诊，于是给儿子挂了号。

李薇的儿子被确诊为哮喘，治疗、用药、减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薇发现儿子的病情渐渐稳定了。

十余年时间过去，当时读小学的男孩如今已经大三，哮喘早就控制住，衣食住行和其他人无异。

李薇发现，视频里的老人依然披着白大褂坐在诊室，容貌甚至发髻都和当年一样，精神矍铄。她把视频转给母亲，又转给爱人，不过，他们都已经不记得盛锦云给自家小孩看过病了。但李薇记得很深，“因为当时做了很多功课，查了很多论文和资料，也走过很多弯路，我最清楚如果没有遇到盛奶奶，孩子和我们整个家庭后面的路是什么样。”

文|新京报记者 王双兴    编辑|胡杰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