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幸存者访谈录》今天首发,收录了120位重庆、四川无差别大轰炸幸存者口述记录。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新京报讯(记者 倪伟)12月11日,第六个国家公祭日前夕,《重庆大轰炸幸存者访谈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首发。这本大型史料纪实画册记录了120位重庆、四川无差别大轰炸幸存者的悲惨遭遇,是首部专门反映大轰炸受害幸存者的史料纪实画册。

 

重庆大轰炸索赔团长粟远奎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经历也记录其中。粟远奎1933年12月8日生于重庆市市中区原鼎新街,亲历“八·一九”大轰炸和抗战时期中国三大惨案之一“六·五”隧道大惨案。

 

2004年起,中国民间成立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开启长达15年的跨国诉讼,粟远奎担任团长。

 

原告团前后30余次赴东京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15年2月和2017年12月,该案先后进行一、二审宣判,结果均为原告团败诉。判决虽承认重庆大轰炸历史事实,但驳回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的请求。目前索赔案已经进入到三审终审阶段,日本最高法院将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

 

记者今天(12月11日)对话粟远奎,他表示,对终审获得赔偿信心不大,终审后仍然会从事大轰炸历史的宣传。


粟远奎。重庆大轰炸索赔团长,亲历“八·一九”大轰炸和抗战时期中国三大惨案之一“六·五”隧道大惨案。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信心不大 但索赔过程已经带来改变

 

新京报:终审什么时候进行?对于获得赔偿信心大吗?

 

粟远奎:现在获得的消息可能要到新年后。信心不大,我们预料应该还是会维持原判。

 

新京报: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

 

粟远奎:坚持目的是这个过程,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告诉后人不要忘记这段悲惨的历史,警示世人居安思危。如果忘记了,可能会造成历史再现的危险,因为历史上发生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正确的纠正。当时的惨状是灭绝人性的,我们这些幸存者带着伤痛过了一辈子。

 

新京报:对日索赔已经行动十多年,有没有为社会环境和公众认识带来变化?

 

粟远奎:以前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不了解这段历史,通过我们对日索赔,让很多年轻人知道了日本对中华民族的这一暴行。我去一些大学演讲,很多年轻人跟我说,粟老你不简单,你是现代的英雄。他们通过我的讲述,才知道这段历史。

 

新京报:这本《重庆大轰炸幸存者访谈录》出版,对你有什么触动?

 

粟远奎:这本访谈录也是宣传和铭记历史的重要方式,里面的故事很多我都经历过,看起来仍然很痛心。

 

用周总理的话回应日本议员

 

新京报:你们去日本外务省和法院这些机构申诉,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粟远奎:他们会接待我们,我们是比较自由的,能够去外务省抗议,去最高法院请愿,还到国会大厦向议员们宣传。

 

我们通过日本律师团提出要求,向议员们讲述我们的事情。他们中有些人也想了解历史,专门为我们在国会大厦组织了一次会议,大概一百多人参加,除了议员,还有一些社会人士和媒体。

 

当时也有议员质问,有一个议员说,你们到日本索赔十多年,没有任何进展,你们国家、政府对你们是什么态度?社会有什么反应?人民群众对你们有什么要求?当时我就敏感地觉察到,这已经牵涉外交问题。

 

按常规说法,都是说政府对我们非常关心支持,但这么表态,不到半小时全世界都会知道,中国政府不讲诚信。因为中日联合声明中明确了,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如果我这么回答,他们可能会利用这些去宣传。

 

新京报:你怎么回答的?

 

粟远奎:为了争取准备时间,我当时请翻译重新把问题翻译一遍,同时在脑海里“搜索档案”,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跟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谈时,周总理说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但是民间在战争中受到伤害,有权利诉讼索赔。我之前把周总理的话记住了,就这么回应了议员。

 

作者李晓方介绍调查经历。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从“隧道大惨案”中幸存 身边人都窒息而死

 

新京报:你们家在重庆大轰炸中受到了怎样的伤害?

 

粟远奎:我家原来住在重庆市市中区,开了间布店,又分出两三个摊位出租给别人摆摊卖布,当时算是比较富裕的家庭。我家里有8个人,父亲、母亲、我上面有大哥和两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

 

我记得从1938年开始,日本派出飞机对重庆市狂轰滥炸。1940年的“八·一九”大轰炸,我家附近的磁器街、都邮街、关庙街、校场口都是重灾区,全部中弹起火,我们就这样变得无家可归。

 

新京报: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什么?

 

粟远奎:我们全家亲历了惨绝人寰的“六·五”隧道大惨案,两个姐姐失踪在了防空洞里。

 

1941年6月5日下午6点钟左右,一家人正在吃晚饭,突然警报声响起,饭碗都没有收拾就往防空洞跑。后来进洞避难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慢慢感到呼吸有些困难。我父亲对我母亲说,这里闷得很,不能留在这里,得往外面走一点。于是我们全家开始向洞口方向挤去,但越靠近洞口就越拥挤,因为洞内的人想靠近洞口透气,洞口的人为躲避飞机又拼命向洞里面挤,谁也不让谁,我们一家人就被挤散了。

 

我被挤到离洞口拐弯的一个洞壁边,靠着洞壁蹲下,下方有个小水沟,我感觉好一点,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直到第二天天亮以后才从昏沉中醒来,周围的人都睡着了,后来才知道实际上他们都窒息死了,这条有水在流动小水沟救了我一命。

 

在那次灾难中,父亲的腿被压伤了,两个姐姐再也找不着了。洞中被抬出来的尸体堆积如山,由于天气较热,尸体很快就腐烂了,无法辨认。后来政府把这些尸体集体掩埋了。

 

原告团成员去世近半 终审后会继续宣讲历史

 

新京报:现在对日索赔团还有多少人?

 

粟远奎:日本立案的有188人,重庆85人,四川103人,重庆的85人已经去世47人,越来越少。健在的多数身体也不好了。现在团里骨干有20多人。

 

新京报:这次审判结束后,你还会继续做这方面的其他事吗?

 

粟远奎:还会继续做。因为做这件事的目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发出正义的呼声,为遇难同胞讨回一个公道,警示后人反对战争珍爱和平。

 

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在日本集会、示威。图/翻拍自《重庆大轰炸幸存者访谈录》


【背景】

作者寻访多起日军暴行幸存者 曾发现细菌战新证据

 

1938年2月起至1944年12月,日本对重庆和四川进行了长达6年10个月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重庆大轰炸幸存者访谈录》作者李晓方通过多年深入田野调查,认为重庆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轰炸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惨重的大轰炸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仅对重庆就实施了218次战略轰炸,出动飞机9513架次、空袭重庆及周边两百余次。重庆市区90%的房屋遭到毁坏,50万至60万的重庆市民失去了家园和财产。据此前发表的史料统计,重庆伤亡人数4万余人,但不同统计数据有所出入。

 

作为侵华日军暴行独立调查研究学者,李晓方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自发自费开展田野调查,寻访侵华日军实施的细菌战、化学武器攻击、“慰安妇”制度、掳日劳工、无差别大轰炸及大屠杀惨案等各种罪行的受害幸存者,先后寻访到日军各类暴行受害幸存者千余名。

 

1990年代初,他将40年代浙赣地区集中暴发的大面积烂脚病与日军细菌战联系起来,将调查到的200多位烂脚病人论证为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者。细菌战研究专家郭成周认为,李晓方发现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两种极其厉害的细菌:炭疽、鼻疽受害者,其研究成果,填补了历史空白。

 

近代史学者卞修跃认为,《重庆大轰炸幸存者访谈录》记录的人物口述具有重要价值,但在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利用方面,仍有完善空间。

 

新京报记者 倪伟 摄影记者 李木易

编辑 陈思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