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里有哲学吗？自民国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碰撞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回荡在学人心中。毋庸置疑，西方哲学是现代科技的基石，主导了近两百年来世界的变革与发展。中国哲学不同于中国哲学史，如何建立真正的体系？又如何在技术统治的时代做哲学？
12月6日，北京大学举办了“当代中国哲学五人谈”的第二期活动“生生——技术统治的时代如何做哲学？”座谈会。这次座谈邀请了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丁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李猛、吴增定，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少明这五位当代哲学界的学术中坚，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担任讲座的主持人。
“当代中国哲学五人谈”活动现场
撰文 | 李永博
“生生”的视角：打通中西哲学的尝试
近几年，“生生”一直是中国哲学界聚焦的核心词。自2012年丁耘发表《生生与造作》以来，丁耘与吴飞之间已经就此展开了多年的持久对话，这次座谈也从两人的新作《道体学引论》和《生命的深度：〈三体〉的哲学解读》开始展开。
在中国语境下，“生生”有着多种含义。“生生”语出《周易·系辞》：“生生之为易。”儒家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仁者，生生之德也”。道家则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生生”是事物本源，规律恒常，却隐含无穷变化，可以将其理解为动词，指创始或化育生命，也可以理解为描述这种更迭的名词，指的是周而复始，万物更新。
在西方哲学中，“生生”似乎仍有可以对应的概念。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丁耘在《道体学引论》序言中提到，“海德格尔……将前苏格拉底的自然（physis）解释为存在的涌现”，这就是他所理解的“生生”。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少明指出，“生生”不止是“生”，如果只是生的话，可以孤生、可以独生——但“生生”不是。一个是共生：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孤立的生命，所有生命都是互相联系到一起的，如果没有互相联系，就没法活。另一个是续生，任何生命都有生有死，要长期活下去，就必须一代代传递下来。
对于当下的哲学研究而言，“生生”视角的意义在于，它不仅能帮助学者在中学领域进一步地融合儒家与老庄，也是打通中西、将西学融入中学的一种尝试。假如中西传统对于哲学核心问题的确认和探讨存在共性，那么贯通中西也就成为一种可能。
丁耘：回归本源问题，以中体审视西用
丁耘在《道体学引论》简介中写道，他写作此书的目的是“探讨如何可能“告别‘本体论’而走向‘道体学’”。本体论是探究世界本原或基质的哲学理论。而“道体”即道之本体，是中国哲学里对万物本源的追问，同样是宋明理学的重要部分。在此前接受采访时，丁耘曾表示，“生生是对道体的一种独立的理解”，在他看来，中西哲学的最原初的问题就是“道体”，两者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对于技术问题的思考也一直存在于中西哲学的经典之中。丁耘提到，近百年来哲学在不断发扬光大，但理论物理学本身，没有突破性的进展。真正的进步是关于人的科技。制作者越来越聪明，为的是使用者越来越“笨”。前者越聪明，我们就可以用越少的生命去驾驭机器。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讲了“种床生木”的故事。木头床放在地上，时间久了生根发芽，会长成一棵树木，而非一张床。床服从的不是人强加给它的意义形式，而是到今天仍在支配我们的物质规律。丁耘指出，最早发明技术的动力是使人类应对自然灾害，但现在很多人都会同意，人类文明毁灭于技术的风险，远远高于被自然灾害毁灭。
《道体学引论》，丁耘著，六点图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版
吴飞：贯通中西之前，先要辨析中西差异
相比丁耘这本立意宏大的学术专著，吴飞的《生命的深度》则借《三体》小说情节，讨论生生与性命问题。在自序中，吴飞戏称本书为“性命论引论”。他认为中西哲学最根本的概念分别是“存在”和“性命”，思想围绕二者各自展开，创造所造的是存在，生生所生的是性命，并不能混为一谈。
在吴飞看来，丁耘的道体论将西学大致分成两派，“一”派和“道”派，柏拉图为前者，亚里士多德则为后者，道体论暗含着让现代哲学回归亚里士多德，进而让西方哲学涵盖入中国哲学的努力。吴飞承认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但他认为首先要判析中西之间的差别，要把这一点先讲得更清楚，才能进一步去涵摄。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
像丁耘一样，吴飞也关心“一”的问题。“但中国人讲的‘一’，和亚里士多德讲的‘一’，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吴飞对此表示存疑。吴飞总结道，他与丁耘更深的差别可能来自对西学的判断。二人对西方都有批评，但吴飞更愿意接受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反形而上学的立场，而不像丁耘认为黑格尔之后的分野才是批评的来源。
中国传统中，可能有一些很现代的东西，能一定程度上破除西方的古今之争。“在形而上学已经瓦解的现在，恢复形而上学的立场是否还有可能？”吴飞笑道，“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和丁老师的友谊越来越好，分歧却越来越大。”
《生命的深度：〈三体〉的哲学解读》，吴飞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8月版
陈少明：技术挑战人性，“生生”探寻动机
为什么“生生”的问题在技术时代会凸显出来呢？技术既然都是人类发明的，从前的技术与现在的技术，到底有什么不同？中山大学教授陈少明认为，以前的技术只是为人类所利用，而现在的技术对人类造成了极大影响。随着人工智能发展，“人类已经发展到把人类最骄傲、独有的东西交给机器了。”
虽然《道体学引论》和《生命的深度》的主题都是讲人性来源动机，但在陈少明看来，两本书的差别非常大。丁耘的风格比较古典，接近思辨哲学、形而上学的源头，在我们经验尺度的地方再往前推进。《道体学引论》有种俯视苍生的崇高感和英雄主义情结。他向丁耘问道，为什么在整个西方现代反形而上学时，整个中国现代的倾向、特别是建立和传统有关的哲学时的倾向却多是形而上的呢？
吴飞借用《三体》的故事来做哲学分析，则与我们的经验比较贴近。《三体》中很有趣的是，从人对人、点对点，到国对国、星球对星球，怎么建立平衡、契约条件怎么不受约束。尤其《三体》里面提到了，三体人是透明的，地球人是不透明的——脑子里想的问题，别人都不知道。这其实是个重要的哲学问题。
“哲学家讨论过如何知道他人的心，我们实质上是通过语言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是看不透的，”陈少明说，“但语言的问题是什么呢？语言是会骗人的。”语言可以掩饰自己、可以保密，由此引申了隐私等一系列有意思的问题。
《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陈少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5月版
李猛：对根本问题的哲学思考从未终结
北京大学教授李猛给予了《道体学引论》非常高的评价，他认为它是这一代学者目前为止写出来最重要的哲学书。《道体学引论》实际上是在讨论，中西哲学的核心问题能否在同一个框架内进行讨论，从这点而言，可以说是气魄宏大。
某种形态的形而上学可能终结，但对根本问题的第一哲学思考没有终结。所谓现代哲学只是二战以来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从长期来看不能说没有第一哲学努力。怎么去展开新的第一哲学思考，是任何有志于哲学的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从这点来说，丁耘的《道体学引论》给真正的哲学做了示范，核心就是利用哲学传统，逼近哲学最根本的问题。
吴飞的《生命的深度》看起来很小，但也涉及一个重要领域。我们常把人伦看做礼教传统、礼俗，而忽视了它最初建立这套体系的时候，是基于整体的自然秩序，也有能力对自然秩序作出回应。在当今社会，整个自然秩序完全是由西方理念所规范的，中国的自然秩序只在人文意义上存在。吴飞选择用科幻小说作为阐发儒家义理关心的问题，因此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
在李猛看来，吴飞的思考之所以关乎要害，就在于他不仅仅是向传统、家庭、或中国式政治共同体的要求回溯，而是说整个儒家义理的基本形式能够应对自然秩序的核心问题。同时，他也对吴飞的作品提出疑问：通常认为的儒家义理的特性，集中在讲人，对天多大程度上能讲通？现在把整个宇宙放进来了，这还是儒家的“生生”吗？甚至小说里最不儒家的人、最基督教色彩的人，反而更具有生生不息的现象。
差别不在于哪一个更上更下，而是在决定上下的哲学原理的关键的生存体验中。怎么基于自然秩序的把握，去判定背后的哲学方向在哪里。李猛认为，吴飞、丁耘在这一点上有高度对话的空间。
吴增定：身处于技术时代的我们，多少都患有失语症
技术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万物变化之快，以至于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些失语症，做研究的人也不例外。北京大学教授吴增定说道，很多人都能模模糊糊地感觉这是一个我不信任、不喜欢、不适应的时代。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很少有人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我们就很难把它表述成一个问题。
相比于当下，生于五四时期的人的问题意识就非常明晰，无非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王朝的腐败，等等。而在今天这样的技术时代，我们到底遇到什么危机，很难找到这么一个明确的回答。
在他看来，丁耘和吴飞两个人的努力，不是一般意义上探讨机器人伦理或人工智能，而是首先要找到一个明确的问题，并在非常高的哲学层面上表述出来，这正与17世纪的笛卡尔提出 “我思故我在”，朱熹提出天理和人欲的问题的情形一般。
类似于黑格尔找到“主体即实体”、海德格尔提出“存在的遗忘”，丁耘和吴飞称之为“生生”的概念，就是他们对技术时代核心问题的准确表述。吴增定指出，“生生”虽是一个老词，但把它提到哲学高度的，是从丁吴之间的写作和讨论开始的。他们工作的另一个意义，是通过核心的、第一哲学的问题，来对中国思想传统，进行重新梳理，做出创造性的解释和转化。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增定
吴增定认为，他感受到吴飞和丁耘思维中最大的差异，在于后者本质还是比较偏形而上学的，先找到一个本源，一点一点往下降，从一到多的过程。而吴飞的思考方式是反过来的，先从“人伦”这个很局部性的问题开始，比如孝、礼，然后是孝和礼背后的亲亲，亲亲体现出怎样的对人生的态度、对生命的态度，从人生、生命一层一层的往外推，推到最高。
此外，丁耘和吴飞对西学和中学的问题意识也不相同。丁耘倾向于中西一体论，认为中西哲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是一致的，能用同一个思想框架来讨论中西的得失。而吴飞则强调按照西方思想自己的逻辑解释西学会更好，恰恰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哲学极为独特的地方。吴增定笑言，两种方式不好说哪个更好，因为写的都是引论，以后还有很多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面世，只好留待来日。
那么，在这几位哲学研究者看来，技术统治的时代，究竟如何做哲学呢？丁耘与吴飞表示自己的写作正在回应这个话题，李猛则强调，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是否真的处于一个技术统治的时代？今天的技术是不是确实改变了我们所处的存在？这才是哲学要面对的问题。
撰文丨李永博
编辑丨吕婉婷
校对丨薛京宁
